内容提要 据《论语》及其他早期儒家文献记载，“疑”与“惑”是有明显区别的两个概念。“疑”是因对象本身不确定故内心无把握的认识层面原因所致，“惑”则有因主观情绪或情感偏失所致之惑乱、迷惑和糊涂等义。“疑”可通过学问增长解决，而与情感相关的“惑”，认识上的闻见多寡不一定能消除。孔子“四十不惑”意味着可以理性眼光面对事实本身，不受内心情感和情绪的干扰，同时不受欲望影响，而能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五十知天命”便是在礼的规范与内心信念的结构中，个体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所面对的人生使命以及命运，明白自我生命轨迹与边界之意。孔子哲学是生命自我超越的学问，其中包含“下学”需要且必须“上达”与“一以贯之”的哲理。宋明理学家低估了知识理性对于道德理性的积极意义，孔子“知及仁守”实际承认知对于仁的依赖，其中深蕴的道理仍在于人生问题上“惑”的问题较之“疑”更为切要。

关键词 疑惑 孔子 道德理性 下学上达 一以贯之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５）０４－００３１－０９

孔子是儒学创立者，也是儒家认识论基本格局的奠基人。其人文主义精神与道德理性的立场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儒家哲学的性格。“下学上达”的认识旨趣决定了儒家认识论的现实品格与理性传统，这正是“闻道”的体现。鉴于学界对孔子的道德理性存有误读与误解，本文从“疑”“惑”之异的辨析入手，进而认识孔子的道德理性与为学路径，以就教于方家。

一、“不惑”：孔子的道德理性

孔子概述其一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下引仅注篇名）其中，最易被误读的便是将“不惑”理解为“不困惑”，似乎人生大都终身难免困惑，怎么可能四十便“不惑”呢？李振宏教授质疑它不是孔子本人的话，而是后儒编造的。质疑的方法主要是分析性质的论据，辅之以文献材料及历代注疏。

孔子有没有可能做到“四十而不惑”呢？他作为一个真实的而不是天生圣明、生而知之的神秘个体，怎么可能做到彻底的通明万事之理而不困惑呢？４０岁的孔子，既没有经历深重的灾难和曲折，也没有走上政坛经历政治的历练，更没有经历后来周游列国的流离颠沛，他凭什么就积累起丰富的人生经验而不再困惑了呢？①

而且，关于“五十知天命”，孔子竟然相信麒麟之朕兆，“绝不是智者的表现”。把麟之出现而死，看作天命之朕兆，悲叹政治使命到此终结，难道这也是所谓“知天命”？其实，当他刚听说西狩获麟消息时连续发问：“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就表现出了惊恐和不解。“孔子的惶恐反映了他的困惑，完全没有表现出通晓世事之理的‘知天命’者的明悟、智慧和淡定！孔子真的‘知天命’乎？”②

笔者认为，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孔子是否“知天命”。相比而言，“四十不惑”才是理解的关键，因其显然被当作一个认识论问题，所以只要我们能解开“不惑”之谜，问题就迎刃而解。

孔子曰“四十而不惑”，这里的“惑”多被理解为“疑惑”。③ 如何晏《集解》云：“孔子曰：‘不疑惑。’”邢籨《疏》云：“志强学广不疑惑也”。④ 皇侃《论语义疏》：“业成后已十年，故无所惑也。”⑤余者大都从此。但这种基于字面的理解并不准确且易产生误会，以为“不惑”就是“没有疑惑”或“无困惑”。“惑”除了有疑惑、困惑之意外，还有迷惑、糊涂之意。所谓困惑应指无可理喻、无法理解之意。现实中某些事情发生，个人如不知背景与原因完全可能会困惑。对此，朱熹《集注》的理解就有所不同，其云：“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⑥这是于“事物之所当然无所疑”，而不是对事实之实然无疑惑或困惑。杨树达云：“孔子四十不惑，尽知者之能事也”，⑦这源于孔子尝曰“知者不惑”（《子罕》）。朱、杨虽未阐发“不惑”之确义，但彼此并不乖于原意。

由此可见，将“不惑”解为“没有疑惑”抑或“不困惑”并不准确。孔子很难说一点没有疑惑或困惑。毕竟，对“事物之所当然”的自信与对其实然发生之间的距离有时足以使人产生某些疑惑或困惑。不过，这不是他对“当然”的疑惑或困惑，而是对“实然”何以背离当然可能存有疑惑。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就不是“知者”，因为，有疑惑与困惑不一定就会迷惑与糊涂。

根据《论语》及其他早期儒家文献记载，“惑”并非仅指疑惑、困惑。孔子在答子张问辨惑时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颜渊》）这是说，面对同一个人，内心爱恶两种感情产生驱使要么欲其生要么欲其死的截然不同状态，就是“惑”。答樊迟请辨惑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突然产生的愤怒使其忘记自己身份乃至危及其亲，也是惑。可见，“惑”是指因情感或情绪导致的言行失常。朱子却谓“不惑是谓不惑于事物”，“不惑则事至无疑”，⑧实际等同疑与惑，朱子说法不确。在认识层面，“疑”具有的不确定性原本就扑朔迷离甚至令人忧虑，故孔子主张以闻、见作为消解“疑”的有效手段。如《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云：“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两问则不行其难者。”所谓“疑”，王聘珍曰“谓是非不决”，主张“不能则学，疑则问，欲行则比贤。”（《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对待“疑”即认识上的不确定性的方法是学或不言。《荀子·解蔽》将“定是非”“决嫌疑”相提并论，认为“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亦指向认识层面的消除不确定性。

《曾子立事》中亦证实这一点：“喜怒异虑，惑也。”①虑者，思考、思维。也有因无知而又不问所致之“惑”，如“耻不知而又不问，欲作则其知不足，是以惑？。”王聘珍注：“惑，迷也。？，冥也。惑？，谓迷于不明之处。”②孔子所云“四十而不惑”，当为前者，说明他四十岁时对问题的思考已不受情感和情绪影响。比较而言，“疑”是因对象本身不确定，内心无把握所致，故多闻多见即可决疑，与孔子主张“多闻厥疑”“多见厥殆”相应；而要解决“惑”的即情感与情绪问题，单纯知识学问恐不足够。

并非只有《论语》和《大戴礼记》论及可控制情感和情绪的理性。《中庸》亦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③这里未出现“惑”字，但其意思明确，“中”就是情感未发状态，即客观自然状态。宋儒所谓“观未发之中”，原则上是观情感和情绪未发前的状态，其实就是冷静理性的状态。这种状态如果表现为主体能力，即为理性能力。这种理性能力，不是一般的见闻之知，也不是作为人心之间相互猜测的“心与心识知”（《庄子·缮性》），而是不受情感和情绪影响而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过它不是没有价值方向的单纯思考能力。

许慎《说文》虽以“惑”释“疑”，但其释“惑”则是“乱”，表明二者并非可互释。老子尝曰“多则惑”（《道德经·第二十二章》），表明相互冲突的信息过多，也会导致情感多变。庄子有所谓“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庄子·骈拇》）。荀子明确云：“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荀子·解蔽》）比较而言，法家更注重知识而非情感，商鞅曰：“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商君书·更法》）又引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因疑促使人们进取，有“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之说。

综合以上典藉论述，“疑”“惑”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疑”乃是信息缺乏或不确定所导致的，“惑”则往往是信息过多且相互矛盾不能决断导致的。老子曰：“少则得，多则惑。”（《道德经·第二十二章》）孙子曰：“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孙子·谋攻》）第二，“疑”属于认识问题，通过经验知识可释疑，而“惑”则是情感所致，理性能力薄弱。若不能明善，内心不“定”，未及“知止”就可能“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庄子·骈拇》），故庄子认为，“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庄子·天地》）此外，有时二者差异也比较模糊，如二者都有难以分辨之意，“疑”为小惑，“惑”为大疑：“使人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吕氏春秋·慎行·无义》）“惑”也可以释“疑”，“疑”也可以导致“惑”。

应该说，将“惑”仅理解为“困惑”，是将“惑”等于“疑”，确有不当。“惑”不一定单纯以闻见多寡能解除，知识积累只为解惑提供充分条件。虽然，现实中的情感与信仰都能在一定意义上建构相对于主体而言有意义的对象，但是对于没有此种情感或信仰的人，就不可能建构那样的对象。如果说“情感是直接呈现对象的……就如感觉对象是在感觉中直接呈现一样”，④但因情感的个性特征，这种呈现不具有普遍性。这大体是人文道德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分水岭。

据此，甚至我们有理由相信，与其说“四十而不惑”是“四十无困惑”，不如说是“四十不再迷惑”。孟子明确说自己“四十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也应有相同语境。于此，笔者认为“不惑”或“知善”即是孔子儒家的道德理性。

了解“不惑”乃是“不再迷惑”而能够理性思考，那么“五十知天命”也就不再神秘。因为，人能独立思考，不受情感所左右，则“天命”即是天所命令于人的能够以理性思考得出并可以付诸实践的内容。从积极角度看，是天所不可能丧的“斯文”，从消极意义上看，是天赋予孔子各方面的限制性（即使后人认为他是圣人），包括弟子去世，他感叹：“天丧予！天丧予！”（《先进》）综合各方面，“天命”也可以说就是孔子肩负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并不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