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经济学视域下，共同富裕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惠及整个社会并使得低收入人群财富达到并超过现代生活一般物质条件进而有条件形成盈余资产的社会财富构成状态。在宏观机制上，共同富裕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动力并与经济发展过程融合共进，其与经济发展同为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之果；在微观机制上，共同富裕借由分配过程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机制而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基于上述认识，共同富裕的施策方向应摒弃统计视角的人均思维，而采用使更多社会人群达到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的底线思维；应扬弃视共同富裕为经济发展结果的单向思维，而采取融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于一体的双向思维。在当前新产业革命不断深化、劳动力排出效果显现的背景下，更应综合施策于低收入阶层的物用补缺、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试新”有利和资产投资化，推进就业形式多元化，以构建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

关键词 经济学视域 共同富裕 理论逻辑 挑战与政策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５）０４－００５８－１０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①这要求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视域下、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以应对现实挑战。近年来，关于共同富裕的讨论已经在概念界定、实现路径、评价方式上取得丰硕成果。首先，在内涵界定上，政治、经济、社会等视角的分析皆有。有的论其特征，认为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是共同富裕的最核心要素；②有的分而合之，认为其政治内涵是国强民共富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经济内涵是人民共创共享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社会内涵是中等收入阶层在数量上占主体的和谐而稳定的社会结构；③有的侧重分配与社会服务，将其界定为全社会达到最低标准的富裕水平、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缩小、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制度和机制、实现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４个方面；①有的将社会与经济融合起来，认为其是要形成多数人群达到中等富裕水平的纺锤型收入分配结构、阶层流动畅通的社会结构。② 其次，关于实现路径，经济发展与分配制度安排两大路径已成共识。其中，以经济发展为主线者或强调高质量发展，或进一步在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等视角下进行讨论；③以收入分配为主线者往往关注人力资本培育、实现有合理差别的收入分配。④ 特别是，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视角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其中以关注乡村振兴者居多，⑤探讨区域不平衡者略少，后者主要关注先富后富区域关系、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等。⑥ 最后，相关研究也延伸到数量分析领域。其中，早期的研究多以共同富裕实现的阶段性评价为主，近来的研究则向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等实用化方向转移。⑦ 综上所述，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已经初步完成多个细分领域的分析，开始进入探索共同富裕内在机理的阶段。

回顾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可见，财富的存在形式一直有物质使用价值和货币价值两种表达方式。其中，物用的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是社会富裕的最低标准。我们不会认同一个经济体内部人均收入高但绝大多数人物用不足的状态是共同富裕，从底线思维出发界定共同富裕的经济学内涵就更具现实意义。进而，在内在机制上，我们发现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平均富裕程度是一直提高着的。从表象而言，富裕程度提高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在本质上，经济增长是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产物，经济增长带来社会阶层变迁，使中产阶级扩大，进而使经济增长具有社会变革意义，成为具有更广内涵的经济发展。因此，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是融合共进的。与此同时，作为动力之源，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消费结构的升级也是在前期财富积累的基础上提出的，换言之，人们对新物用的需求是以前期达到的社会一般消费刚性水平——共同富裕的物用层面——为物质前提的。因此，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应非单纯由经济发展而共同富裕的单向因果，而应具有更深机理。

特别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深化使得共同富裕实现面临着新的挑战。这是因为，新产业革命大势之下，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物质载体，而新产业革命已经呈现出显著的劳动力排出效应，经济增长将以就业总量下降为突出特征。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探寻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机理，跳出以往现代化的经验思维，以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个体收入与经济总量的共生增长，实现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的共生。为此，本文将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结合发展与分配两大领域融合共进的内在关系，探讨共同富裕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劳动力就业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探讨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的基本路径、可能的障碍与相关对策。

二、共同富裕的经济学逻辑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必须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是政策制定者和相关研究者的共识。就其经济学逻辑而言，我们需要对共同富裕做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界定，而后明确其形成的基本前提和机理。

１．共同富裕的经济学内涵

从人类经济活动的历程而言，共同富裕问题可以追溯到财富问题上，因此，本文将从财富入手，逐步探讨富裕、共同富裕的经济学内涵。

首先，对财富的界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侧重点。在第三次社会分工之前，财富主要是以物用为终极目标的物质载体。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一般等价物出现，财富则既包括有用的实物，也包括以金银为代表的一般等价物，并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潮下形成了以金银为财富的国家策略。到重商主义晚期，配第、坎蒂隆把土地和劳动的“数量”计入物品生产，财富变成了金银加劳动的双重标准。亚当·斯密随后加以批判，强调只有劳动一个标准：全世界的财富最初都是通过劳动得到的，对于那些拥有财富和想要用财富换取某些新产品的人来说，财富的价值精确地等于获得或支配这些产品所需要耗费的劳动数量。① 同时，斯密注意到：每个人或贫或富，是根据他能够得到的必需品、生活便利以及人类生活的娱乐之程度而定。②而在当前的经济学框架下，国家财富以ＧＤＰ衡量，个人财富则以人均ＧＤＰ或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导致物用形式表达缺失。共同富裕的内涵也是以财富认识为基础的。党的二十大提出“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其中既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等财富的货币形态，也包含了“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等财富的物用形态。③ 由此，使得关于财富形态的认识回到科学的方向。

其次，富裕的经济学内涵在国家层面和个人或家庭层面均有所差异。在国家层面上，富裕通常是以价值表现的人均ＧＤＰ或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但在个人或家庭层面上，富裕则明显具有物用和价值双重表达方式，是指达到社会生活必要物质条件之外仍有盈余的财富状态。其中，社会生活必要物质条件是物用形态的财富，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和具有消费刚性的吃穿住用消费品，这使得整个富裕概念具有了动态特征。同时，由于社会必要物用是在社会阶层相互参照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使得物用财富刚性水平的提高具有社会结构优化的意义。此外的盈余部分，可以是物用的储备（扩张的土地、大量的粮食等），但往往更多是价值形态的财富积累，如金银、存款储蓄、投资资产（债券或不动产等）等。

最后，共同富裕的经济学内涵包含三个循序渐进的层次。第一，共同富裕是指一个国家内个人或家庭普遍达到的财富拥有状态，不能使用人均ＧＤＰ或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考察，如美国人均收入高而两极分化严重就不能视为共同富裕。第二，共同富裕是一国内部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充分的现代生活物质条件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储蓄等盈余资产的社会状态，要求动态的底线思维。换言之，现代生活的物用充足是其门槛或底线，让越来越多的人达到这个底线并形成盈余就是共同富裕的过程。第三，共同富裕必须以社会总财富增加（即经济增长）为前提。不仅价值形态、物用形态上的财富积累要以人们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获取不断增长的报酬为前提，而且物用形态上的财富增长是与经济增长伴生、融合而成的，价值形态上的资产形成过程（投资获利）也是以经济周期进入复苏、繁荣阶段为前提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在经济学意义上定义共同富裕为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惠及整个社会，并使得低收入人群财富达到并超过现代生活一般物质条件进而形成盈余资产的社会财富构成状态。

２．需求升级推动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同为社会需求的结果，二者在过程上是交融并进的，在内在关系上是互为因果的，并共同促进社会结构改变。具体而言，在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预期下，消费结构升级诱发技术创新，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社会财富增加，参与经济增长过程的要素收入增加，这种社会总财富的扩大和个体收入的增加构成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同时带来社会收入结构改变，推动经济发展。

首先，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通过预期机制配置市场资源是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的动力和基本机制。第一，马克思曾多次深刻论证，需求是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是供给之源，决定供给的质是否合于所需、量是否过剩；①第二，经济的运行是通过需求预期影响供给预期以驱使资源进入或退出市场来实现的。其中，需求预期包括价格、偏好、功用三种预期，供给预期则只有获利预期一种。当人们对某种特定功用产生需求预期后，供给方获取相关信息并产生可以获利的供给预期，调动资源进入该商品生产领域并提供一种商品来满足需求预期，逐步形成社会需求预期扩大、供给预期膨胀的态势；而当需求方对该商品失去兴趣，社会需求预期则逆转下行，供给方也随之预期下降，导致资源流出甚至完全退出该商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