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道之文”作为中国传统诗学中的重要观念，不仅是国内学界的共识，亦为北美华人学者所关注。在他们对中国古典诗学的阐释中，呈现出对道文关系的体认，并以此为出发点与西方文学体系进行比照。他们的研究焦点并不局限于对“道”这一概念的阐释，而是在对中国诗学体系或某些诗学范式进行梳解时围绕着他们对道文关系的理解而展开，其视角体现为三方面：一是以道文关系建构、梳解中国诗学的体系结构以及诗学观的演变趋势；二是在阐释传统诗学的观物表意范式中体现文道合一的境界；三是通过援引西方理论揭示道之文的美学内涵。他们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视角下评判中国诗学“零散而缺乏系统、感性而缺乏逻辑推理”的观念进行了纠偏，并表明了中国诗学理论有其内在秩序和系统。道文关系始终是他们阐释中国传统诗学时的潜在脉络，对我们思考中国传统文论在与西方对话中如何立足母体文化根基、在世界文论的版图中彰显自身民族文化特色具有重要的启发。

关键词 道之文 天人合一 华人学者 诗学阐释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５）０４－００７６－１１

中国文学的传统就是以“道”为内在核心，文学被视为“道”的表征，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与宗旨都是对“道”的体认和表达。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整个文学以“贴近它（道）、反映它，符合它的运动方式展开为务，文学是它的出发点，同时也以它为最终的归趣”。①中国传统文学作为“道之文”这样一个连贯体系，亦为北美华人学者所关注，在他们对中国古典诗学的阐释中呈现出对道文关系的体认，并以此为出发点与西方文学体系进行对照。当前国内对此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的讨论：一是对术语“道”的英译进行考察，指出英语世界把“道”的内涵指向超验所指或宗教上的人格，这种误读源于西方哲学对超验本体的追索以及中国哲学中非超验性的本体。②二是对刘若愚形上理论的讨论，如把形上理论与现象学的“存在”概念进行比照，③或回归中国传统语境中挖掘形上理论中的传统品质，视其为传统诗学理论的新阐释。① 三是对叶维廉模子理论的考察，指出模子理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溯源，在援引道家美学的讨论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根基。② 这些讨论对单个概念的跨语际译释以及对单个学者关于中西理论概念间的比较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研究视角仍以微观层面为主，停留于概念或某一理论的讨论，缺乏综合联系性的考察。以道文之间的关系对中西诗学体系进行宏观比照、或对华人学者群体对道文关系不同方面的阐释进行综合梳理与联系比照的相关研究尚不充分。

事实上，北美华人学者对道文关系的关注不局限于对“道”这一概念的阐释，而是在对中国诗学体系或是某些诗学范式进行梳解时围绕着他们对道文关系的理解而展开，其视角体现为：以道文关系建构、梳解中国诗学的体系结构以及诗学观的演变趋势；在阐释传统诗学的观物表意范式中展现文道合一的境界；通过援引西方理论揭示“道之文”诗学话语的美学内涵。以道文关系为视角对他们的成果进行梳理互照，揭示其阐释特色，有助于寻找北美华人学者在西方理论界为中国诗学发声的共同文化立场。他们对道文关系的阐释，凸显出中国传统诗学有机性、循环性、过程性的特征，道文关系始终是他们阐释中国传统诗学生成的潜在脉络，对我们思考中国传统文论在与西方对话中如何立足母体文化的根基、在世界文论的版图中彰显自身民族文化的特色具有重要的启发。

一、诗学体系建构中的文道合一

刘若愚、蔡宗齐都在宏观的层面上分别对中国诗学体系进行建构阐释。其中，刘若愚围绕道文关系提出以形上理论比照西方宇宙观影响下的文学本体论，并通过改造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理论的框架对中国诗学体系进行重新建构，在两种结构图中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蔡宗齐则认为刘氏误用了艾布拉姆斯的结构图，使中国诗学为嵌入西方分析模式中而被拆分。他指出，中国传统诗学的共性是视文学为和谐的过程，并从历时上梳解了中国诗学如何以“道”为中心发展出不同的文学观。

１.形上理论中的道文关系考察

刘若愚致力于搭建与西方诗学对话的平台，他的中国诗学理论框架敏锐地指向中西两种诗学模式的相异根源，其中的“形上理论”被视为中国诗学所独有的、并能与西方理论进行比较的阐释基点。刘氏的诗学框架借鉴于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将原以作品为中心的理论框架改为四要素循环的模式，其中“宇宙”既是起点也是终点；以作品为中心和以宇宙为起点这两种模式，体现了中西诗学语境对于文学本体的两种认识。刘氏对宇宙和文学关系的讨论源于对中国传统“文—道”关系的挖掘，刘氏指出，形上理论提供了可与西方理论做比较的论点，并且它最有可能是中国对世界文学理论提供的特殊贡献。③ 刘氏与艾氏的两种框架，以对文学本体的思考为基础，从作品和世界（宇宙）的关系出发，集中体现了中西诗学体系对待文学本源、文学创作、作者主体定位、读者反应等问题时的差异化阐释。因此，对文学本体的不同定位（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决定着对文学创作以及作品如何被接受等一系列过程进行阐发的不同视角；刘氏正是关注到问题的关键，进而以形上理论中的“道—文”逻辑作为中国诗学框架的出发点，与西学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比。

其一，在文学和宇宙关系的层面，刘氏讨论了以文道关系为核心的形上理论与西方诗学摹仿理论之间的差异。“文”与“道”关系的探讨，是刘氏建构理论框架的基础，将文学与宇宙联系起来看待，使文学具有了形而上的色彩。刘氏首先定义“道”是宇宙原理，也可视为“万物的唯一原理与万有的整体”，①“文”则显示了宇宙的原理。这一说法来自刘氏对《易传》和《文心雕龙》的解读。《易传》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提出自然现象（天文）与社会现象（人文）两种秩序，它们被认为是道的平行显示，蕴含文道相合的意义。另，《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提到文是与天地并生的，并分为天文、地文、人文，它们共同显示“道”的内涵，文章的创作属于人文范畴。借刘勰这一说法，刘若愚认为文与道并无二致，由此将归属于“文”的文学创作和宇宙原理贯通起来，文学因此具备了形而上的根源，文道共享一脉。

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中，文学和宇宙的关系则表现为有等级之分的摹仿逻辑。刘氏指出，中国的文道关系与西方的摹仿都导向“宇宙”，但这种相似的背后表现为“宇宙”内涵的不同以及宇宙“与作家和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②如前文所述，在西方的哲学框架中，宇宙的含义指向真理，它具备超越万物的性质，是稳定不变的。因此，在涉及宇宙和文学的关系中便推衍出宇宙高于文学、超越文学的等级秩序，文学被定位于真理之下，是对真理的摹仿再现，诗学中的摹仿论也由此确立。反观中国诗学，作为宇宙原理的“道”能在万物身上体现，文是道的显现之一，两者是平行互通互应的关系，因此产生“道之文”的传统。

其二，在作家和作品、宇宙关系的层面，关乎创作主体的定位，相较于西方诗学的主体“外置”，刘氏框架指出中国诗学认为主体是“内置”的。创作主体的内置，即作家置身于宇宙和作品关系的内在沟通中，是有形的文字作品能够呈现无形的宇宙（道）的重要“媒介”。刘氏认为，文显示道，但并非文自身无意识地显示了道，其内在是需要人（作文的主体）去感悟道，而后所写的“人文”才成为显现道义的文章。刘氏的框架中，宇宙和作品没有相接的箭头，对此刘氏表示：“没有作家，作品不能存在，而且，如果作家不能对宇宙先有感受，作品不可能展示宇宙的真实。”③因此，作家作为体悟道的主体，需要与道相合，才能真正赋予作品显示道的品质。主体对宇宙的感受，契合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图式，刘氏认为这一图式在早期儒道两家中分别体现，并解释了两者相异表象背后的相同之处：“道家强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了解‘道’并与之和谐相处，对个人之重要；儒家强调，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遵循古圣先贤依照自然之道所立下的伦理之道，对个人之重要。”④总而言之，无论儒道，主体与道的契合是“成文”的关键所在，作家置身于道的原理中，也置身于由道显文的过程内。因此在刘氏的框架中，宇宙、作家、作品构成连贯的一体，它们之间是先后次序而无高低之等级。这一对创作主体的定位回应了中国诗学传统中的“天—人—文”图式。

在西方诗学框架中，世界（宇宙）、作家、作品三者并没有形成连贯的“直线”关系，它们以作品为中心分别指向世界和作家，体现了各自独立的逻辑分支。因此在此框架中，创作主体和宇宙间没有直接发生关系，而作品和宇宙间的连接则是一种摹仿的关系。正如西方传统哲学语境中，世界的最高层级是理念，作品的产生正是基于对理念的摹仿，此时作者的创作行为就是依照真理的模样来创作。正如刘氏所言，在摹仿理论中“‘理念’被认为存在于某种超出世界以及艺术家心灵的地方”，⑤因此艺术创作遵循了理念（世界）—作品—作家这样一条层级秩序。尽管后来西方诗学中出现的表现主义也提到主客合一，但刘氏仍然仔细地将之与中国诗学的主客合一作了区别：西方的合一是主体对客体的投射，因此主客彼此间仍然是互为外在的；中国的合一是一种容受，主客界限消泯，互为内化。⑥可见，创作主体既不与理念合一，也不在作品中占据最高导向之位，作品之于创作主体而言是外在的客观事物，因而在西方诗学中创作主体是一种“外置”的存在。

其三，在读者接受这一环，刘氏框架突显了中国诗学里读者与作者基于与道合一所产生的共鸣，与西方诗学基于作品的单一共鸣基础产生了对比。在刘氏框架中，读者因阅读作品而对作者产生理解，作品中蕴含着作者主体对宇宙（道）的契入之义，因此读者与作者的共鸣最终反映在读者对宇宙（道）的体悟上。同时，读者在其原有对宇宙（道）体悟的基础上，在阅读作品中与作者产生心灵上的互解而再次解读出作者对宇宙的反映。因此，读者与作者的共鸣是一种双向闭环的互动，由此建构出中国诗学圆环式的连贯结构，这一圆环的始终都围绕“道”产生。反观艾布拉姆斯的理论模型，读者与作品之间是单一的指向，作品只是世界（真理）的摹仿，但并不需要与其产生“连贯”的一致性，因此作品被视为可以孤立起来的事物，对其鉴赏仅基于作品内部结构等要素来进行。基于此，读者与作家产生共鸣的唯一基础是作品，但双方并未在最高意义（真理价值）上产生互动。由此可见，“道—文”贯通视域下作者与读者间具有超越彼此个体而产生合一性共鸣的条件，它使作品从被创作到被接受的整个过程具有流动性和有机性，作品不被视为一个独立客体，而是作为作者与读者间双向流动的桥梁，也由此体现了整个文学过程的循环往复。艾氏的框架突出以作品为中心而形成多方独立视角的三角式，就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言，两者只具有共同的审视客体，但无法形成双向的互动，作品被视为独立客体。正如有学者指出，艾氏把艺术品视为“与外界的参照物隔绝的特类”，它是一个“自足体”，因而整个文学过程的结构是“封闭性、单向性的固定模式”。①

可见，刘若愚借助艾布拉姆斯的框架建构出中国诗学的理论框架，一方面通过挖掘中西诗学的共同因素作为对话平台的基础，另一方面发现中国诗学的形上理论脉络并以此展开中西相异的比较。两者的理论框架都从宇宙、作家、作品、读者等几大环节出发，探讨四要素间的关系。不同的是，两个框架分别呈现了“三角形”和“双向圆形”两种形态，展现出两种诗学逻辑对文学根本问题的思考。其中，刘若愚视其框架中的形上理论为核心，其“道—文”关系的内涵决定了中国诗学走向一条有别于西方诗学的路径：西方诗学视文学和宇宙为具有等级性的摹仿，进而产生以客体的作品为中心的理论指向——作家摹仿宇宙的创作、读者将作品作为客观事物的审视、读者与作家未在最高层面（宇宙）上产生价值共鸣；在中国诗学中，文学和宇宙被视为同一性的两种存在状态，进而产生由道为始终的双向循环指向——作家与道合一并将道显现于文学中、读者通过作品体会作家的情志并进一步达到对道的体认、读者与作家在最高层面（道）上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