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论中》集中体现了徐渭关于“中”的哲学思想。“中”是儒学的核心精神。自孔子起，“中”的内容便不断被发掘，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及至宋明，形成了围绕心性问题的中和理论。徐渭在此基础上，承袭阳明之学，对“中”进行了创新性解读。事实上，“中”包含体与用两个层面。作为本体的“中”，具有自然性和感性的特征，是自然的心性本体。作为发用的“中”则体现为“因时制宜”和“无过不及”两个原则。“中”统御着为政、为学、诗文、绘画等各个领域，在不同领域呈现为不同的范畴。在诗学领域，“中”之本体表现为“兴”。《论中》在诗学方面提出了不少创见，这些新见解突破了复古派、唐宋派的窠臼，推动了诗学理论的革新。同时，徐渭还将“中”的思想运用于诗歌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诗风，成为诗坛的一朵奇葩。

关键词 《论中》 徐渭 “中” 诗学 心学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５）０４－００８７－１１

《论中》是徐渭文集中极为特殊的七篇。纵观徐渭的理论著作，有不少如《涉江赋》《读龙惕书》这般专论本体的文章，亦有不少如《拟上督府书》《笔玄要旨》这般针对政治、艺术实践的撰述；但唯有《论中》形上与形下、体与用兼备，既详论本体，又深入政治、文学、艺术、宗教等实践领域。《论中》深入探讨了关于“中”的问题。在徐渭看来，“中”是本体，是人人皆有的自然本性；其发用是“时中”，是修身治心、治国理政、三教关系、作文作诗和处理文画真赝问题的根本原则。

徐渭受王阳明影响极深，他师承季本，又受过王畿教导，此二人都是阳明高足，他们引领徐渭进入阳明心学的畛域，使他接受心学的濡染。现有研究已经意识到《论中》的心学立场。李德仁论述了徐渭对阳明的继承和发展。他指出，“中”的本义有二：其一指内在的东西，其二指准确相合。故“中”的哲学意义是“内在的合一”，在阳明心学中指心与理的合一。徐渭继承了阳明心学，视“中”为至高的本体、心与理的统一，又创新性地把“中”落实在“情”上。① 张金环指出，《论中二》关于“道心”“人心”的理论取自阳明却又与阳明有所不同。阳明以为道心与人心的最终本体是只存天理的心，徐渭则认为“中”包含着人欲之私的自然情性。① 陈建华从《论中三》“凡利人者，皆圣人也”一句分析出徐渭和阳明的区别在于，阳明所论的本体“心”尚有“天理”的影子，徐渭理解的本体“中”则包含“人欲”。② 他们都道出了徐渭对阳明之学的继承和发展，但未概括完全。徐渭所论之“中”不仅是本体，还是发用；他对此二义的阐述都较阳明有所突破。

徐渭还进一步将“中”的观念运用于诗学领域。赵有声指出，《论中》揭示了“情”必然“真”的诗学原则。“情”根植于“中”，“中”根植于人的躯体，是人的自然本性；因此“情”亦来源于人的自然本性，是产生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切感受。诗本乎情，故诗应抒发源于生活的真情实感。据此徐渭对复古派大加挞伐，指摘他们“设情以为之”，所抒写之情非“真”。③ 这一论述不乏合理性，但仍存在缺漏。第一，它指明了作为本体的“中”及其在诗学中的体现，但未论及发用层面的“中”及其对诗学的意义。作为“用”的“中”表现在诗学中即是“随其所宜而适”的原则，此一主张亦与复古派诗学观针锋相对。第二，《论中》并未论及“诗”与“情”的关系，亦未指出“诗本乎情”，而是将诗之本归结为“兴”。“兴”是一种情感活动，但又不完全是“情”。徐渭在《奉师季先生书》中指出“其中有不尽者，则以诗之兴体起句……此真天机自动，触物发声，以启其下段欲写之情，默会亦自有妙处，决不可以意义说者”，④说明“兴”是一种审美、创作的心态，是触物起情而后形诸文字的过程。第三，他在诗学方面的新见解，不仅打破了复古派的藩篱，也克服了唐宋派的局限。

一、《论中》主旨

《论中》七篇既名为“论中”，其主题必然是对“中”的研究；故每篇虽围绕不同的领域展开，但一以贯之的母题都是“中”。这一点已为研究者所普遍认可。不过，关于“中”的含义以及“中”如何在各篇之中呈现等问题，则存在不同见解。陈书录认为徐渭所言之“中”的根本意义是《论中五》提到的“随其所宜而适”，这是全文的主旨，也是各篇的主旨。在道心与人心的关系中，徐渭主张“因其人而人之”，便是要求适人之所宜，不可强人以天。在治国齐民方面，徐渭强调“因方而不病于方”，便是指以灵活适宜的方式运用法则，不拘泥于法则。在文学创作方面，他强调文学的发展“是时使然也”，必然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始终适时之所宜。在谈论赝品问题时，他主张名实相符，“名”随“实”而适。⑤ 这个解释在前六篇中基本成立。但《论中七》讨论的是道家由问道之学沦为养生之学的问题，似乎并未体现“随其所宜而适”的思想。

周群、谢建华将“中”的含义总结为两点：其一是“因时、适时”，其二是“一”与“多”的统一。⑥《论中》七篇讨论了关于为政、为学、文学、文画真赝、三教关系等领域的问题，关于各个领域的论述都体现了“中”的思想。“中”是“一”与“多”的统一，各个领域都以不同的范式体现着“一”与“多”的关系。在治世方面体现为因与博的关系，因是“一”，博是“多”；文学领域则体现为文与眼的关系，“眼”是“一”，“文”是“多”；宗教文化领域体现为主与歧的关系，“主”是“一”，“歧”是“多”；文画真赝问题上体现为名与实的关系，“实”是“一”，“名”是“多”。⑦他的观点不无道理，但尚不全面。他并未指出“中”的本体义，亦未解释“因时”的思想如何在各篇之中体现。

徐渭所论之“中”的完整意义应包括体与用两个层面；体是“一”，用是“多”；本体的发用呈现“时中”的状态。全文层层递进地展开诠释：

第一，“中”既是“体”，也是“用”。首先，“中”是统领万事万物的本体，也是人的心性本体。《论中二》云：“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谓也。犹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谓也。”①道心、人心是宋明理学心性论的核心概念。朱子曰：“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②阳明曰：“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③这说明“道心”“人心”都指涉心体。徐渭以道心、人心之说诠释“中”，可见他亦视“中”为心体。其次，“中”亦是本体之发用。“之中也者，人之情也”④表明，“中”就其自身而言是人先天本具的“情”。“不为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⑤“为中”指践行“中”，把“中”落实在行动中，即“中”的发用。“为中”亦是人之情，因此“中”就其发用而言也是人先天本具的“情”。这就说明“中”既是本体，亦是发用。

第二，“中”之“体”是“一”，“中”之“用”是“体”在具体情境中的发用，是“多”。“中”既是“人之情”，又是“鱼之情”，还是量体裁衣的根本原则，可见它是万事万物的本质，贯通于万事万物，因而是“一”。《论中二》指出：“天与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无骸，无骸则一不役于骸，一不役于骸，故一不病。一役于骸，故一病。”⑥“一”是天人合一的本然状态，但人受形体影响，“一”被形体所缚役，与天分离为二。人有其特殊性，因而本体的“一”作用于人时，不得已要作出变化。“噫，二圣人不能强人以纯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圣人之不得已也。”⑦这说明“一”是绝对的本体，但它下落到现象界，就会受具体时空情境影响而发生变化，发用为“多”。

第三，“中”之体的发用总是符合“时中”的原则。本体会随具体情境而变化，但变化不是随意而为，而是符合“时中”的原则，即所谓“中也者，贵时之也”。⑧

第四，“体”主导“用”，“一”主导“多”。“一”是人的心性本体，在不同领域呈现为不同的范畴，是一切行为和活动的根本原则。在为政方面，“一”表现为治理的根本规律。《论中三》曰：“虽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末也，而方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⑨“之方也而方之”指从历代医圣那里寻求良方，“方方”指总结提炼形成此药方的药理。此句表明为政当如治病救人一样，关键在于去求“一”。从历代圣人那里寻求治理之方始终是末技，探索治理的根本规律才是重中之重。在文学方面，“一”表现为“兴”。《论中四》曰：“兴一也，而字二耳。”⑩“兴”是“一”，文之形式、体裁、风格等都应围绕此“一”展开。在单篇文章中，“一”是文之“眼”。《论中五》曰：“明明德三语，纲也，八条目二十语，目也，三虚也，八实也，三阖也，八开也，三根本也，八枝叶也，三起八也，八结三也，本末二字云者，一篇之眼也。”⑾“眼”是纲领和根本，“文”是对“眼”的阐发。“三根本也，八枝叶也”表明“眼”是“文”的根本，所有文字辞章都要以文之“眼”为旨归。在艺术领域，“一”表现为“实”。《论中六》道：“文也一，故荐者必文，文者必贵，贵者必尚。而今也实者亡矣，而其尚者尤习也，不得于实而犹希其名，故习贵赝也”。⑿有“实”之作必然受到重视，受重视的作品必定有令人崇尚的“名”。因此将“实”这个关键性的“一”置于首位，让“实”主导“名”，就不会出现问题。反之，若重“名”轻“实”，只想得到显赫的名声，不惜盗用他人的名誉做幌子，就会产生种种有名无实的赝品。在儒释道三教中，“一”是吾儒。《论中七》强调在儒释道三教中，儒家是“一”，佛教“与吾儒并立而为二”，①道教则“与释与儒而为三”。②在儒释道三家中，作为“一”的儒家是释道的居于主导地位。可见在各个领域，“一”都是“多”的统领。

《论中》虽关涉各个领域，看似驳杂，但其实都在强调“一”的重要性。“一”就是“中”，全文一以贯之的主题便是回到本体，回归“中”。徐渭要求在各个方面都要树立本体意识。他认为只要把握住一事的根本，就算面对再多变化也能随其所宜而适。这一根本就是“中”，在政治中表现为治理之“方”，在文学中表现为“兴”，在为学中表现为“约”，在艺术中表现为“实”。“中”之本体的发用，即落实到实践层面，则表现为“时中”。以下将分别讨论作为本体及发用的“中”，以及此体与用在诗学中的呈现。

二、“中”之意涵

徐渭受阳明心学影响极为深远。他在赠王阳明之子的《送王新建赴召序》中称：“我阳明先生之以圣学倡东南也，周公、孔子之道也。”③他认为王阳明的学说承继了周公、孔子的道统，具有圣学的地位。可见他对阳明心学的推崇。徐渭的思想观念多源自阳明心学，他对“中”的诠释亦极大程度受到阳明的影响。不过，他虽然吸收了阳明的思想，却比阳明更进一步，作出了新的阐释，也即徐渭对“中”的发明。

首先，在本体层面，徐渭对“中”的特点作出规定。第一，明确其具有感性特质。他认为“中”是半其道心、半其人心的存在：“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谓也。犹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谓也。”④所谓道心，是来自天道本体的“一”；人心则来自形气之私，亦即身体的感性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