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愚公移山”故事开始脱离经典传承常态轨道，成为时人开启民智以救国的话语文本：传播层面，随着传媒科技的进步以及社会思潮的变迁，该故事以大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呈现与传播，实现了突破精英阶层的民间流传。精神内涵层面，近代学人基于科学性重新认知该故事，以现代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观念解读与诠释，推动了其祛神化转型。社会功能层面，自晚清起，愚公故事便活跃于实业救亡派和抗战救国派的政治表达中。在毛泽东的重塑下，它开始具备革命意象以动员民众，成为与民族危亡相关联的政治话语。愚公故事近代传播过程中大众化、祛神化、政治化的特点奠定了其现代化的内涵基因，承担了“启智”与“启志”的双重历史使命，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迸发出更为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成功实现近代转型的经典个案。

关键词 “愚公移山” 传统文化转型 现代化 科学主义 民族革命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５）０４－００９８－１２

中国传统故事“愚公移山”传承千年，叙述了愚公为开通道路，带领子孙邻友挖山不止，最终感动上天将山移走的故事。①作为《列子·汤问》中的一则寓言，其蕴含的坚韧不拔、攻坚克难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文人的个体化解读不同，清末以降，这则故事在知识界、政治界、文艺界的多方重塑下，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寓言，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因此，关于“愚公移山”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不少关注。② 但是从整体上看，学界相关认识还不够深入与全面。目前已有研究在时段上侧重近代后期，尤其是中共相关部分，对近代前段的关注有所不足，且大多从革命史的视角出发，关于社会史、教育史、传播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愚公移山”相关报刊、教科书和文艺作品等史料，探究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愚公故事被传播与重塑的历程与特点，进而管窥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问题。

一、大众化的传播

“愚公移山”故事出自战国时期郑国人列御寇去世后其弟子辑录言行所编《列子》。据笔者考证，原文中并无“愚公移山”这一名称与概念，用其代指该故事最早显见于唐代官员丘鸿渐的同名赋，①此后便为学界沿用。古代时期，《愚公移山》主要在以《事文类聚》《群书通要》《群书类编故事》为代表的文献辑录、②以东晋张湛《列子注》为代表的学界研究③和诗词歌赋④中传播，流传于帝王将相、学术名家和文人墨客之间，面向民间大众者并不多见，不具备普及性意义。

近代以来时局剧变，“启智”与“启志”成为试图解决启蒙民众、救亡中国的两大历史主题。基于此，知识界一方面延续传统模式，出版收录《愚公移山》故事的文学辑录，⑤另一方面则以多样化的方式面向大众传播，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报刊杂志等新式媒体的广泛传播。随着媒介科技的进步，报纸期刊因其具有广泛的受众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成为时人针砭时政、发表观点的新兴场域。以《申报》《大公报》《新闻报》为代表的大众报纸；⑥中国以国民党《中央日报》《民国日报》《西京日报》、中国共产党《上海报》《边区民众报》为代表的党报党刊；⑦以罗马天主教教会创办的《益世报》、日本人创办的《盛京时报》为代表的外国人在华出版的报刊；⑧以《新潮》《学海》为代表的学术期刊⑨以及一些校报校刊⑩纷纷刊登“愚公移山”相关文章，其中不乏蔡元培、傅斯年、梁启超、丰子恺等名家学者。⑾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刊杂志促进了思想文化界的相关解读与讨论在社会公众中的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报纸中的愚公故事还被应用于商业广告。《申报》《新闻报》都曾以“愚公移山 全赖一锹”的广告语宣传国货品牌普利达钢厂的钢锹，认为路矿工程与建筑农业都似愚公移山，“不离乎一锹”。① １９４１年，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储蓄会则于《时事新报》《大公报》刊登“有奖储蓄券”的广告：“愚公移山的故事，人人皆知，虽系神话，寓意颇深！君对于特种有奖储蓄券，如能持之以恒，每期必购，则头奖二十万元，必属于君，因为恒心既可移山，头奖自不难以毅力得之。”②这类商业广告的传播效应显著地推动了愚公故事的跨阶层传播。

其二，以教科书为载体进入学校教育。２０世纪以来，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新式教科书拥有最为广泛、稳定的受众群体，具有重大宣教意义。③ １９０９年，愚公故事便因其能“唤起兴味”而入选清末教科书。④在此之后，它始终占据近代教材的一席之地。据笔者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至少有５０种教材收录愚公故事。它入选了近代以来多个重要政权的教科书，包含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甚至伪满政府、汪伪政府。⑤ 教材种类包括中小学语文教材以及职业学校、平民学校和民众学校的自编课本。⑥ 编者群体不仅有出版社编辑、学校教师，还有许多知名学者，比如修辞学专家陈望道，语言学家张弓，历史学家、文学家柳诒徵等。⑦ 在进入教材之后，该故事的教学方式也从传统的以提问、背诵、默写、作文为主的私塾模式转向包含绘图、音乐与戏剧创作的现代课堂。⑧ 在教材审定制的背景下，民国教科书在反映时下社会思潮与政府官方意志的同时，将愚公故事通过学校教育传播于学生群体，以易于学生理解与接受的教学方式促使愚公故事从古时的士人教育内容转变为大众熟知的基础教育篇目。

其三，白话体的表达。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白话体逐渐成为文学作品和写作实践的主流，许多报刊文章和儿童读物都将文言版本的愚公故事译为具有故事性的白话文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智愚争论的情节以较为拗口的文言体呈现：

河曲有智叟笑之曰：“甚矣，汝之愚也。山如是高，汝年已老，恐山未毁，汝力已疲惫。”公曰：“不然，我身有子，我子有孙，旦旦而为之，永久不息，山虽高，何患不能平乎？”⑨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易读性和趣味性成为教材编撰的重要标准，许多教科书将文言原文进行了白话直译，使其成为“富有趣味而切合儿童心理的浅易短文”，①培养儿童阅读的能力与兴趣。② 以沈百英编著的国语教材为例，智愚争论的情节被描绘为：

这时候奇闻传到村中去，村中男女笑相评，都说愚公行径异，要想移山未免欠聪明。河东智叟亲来看，要把愚公早唤醒。他说道：“先生这样老年龄，就是山上毛草怕也难除净。如今妄想把高山移岂不是自寻烦恼将老命拼？”那愚公听了满脸堆笑容，向着智叟称老兄，他说道：“老兄看我一蓑翁，那知道我心还是像儿童。多谢你一片好心来劝告，只可惜区区意见不相同，要知道我便死了有儿子，儿子继续能做工；儿子生孙孙有子，子孙代代把山攻，山不见增只见削，子孙工作却无穷，只要志坚工夫深，哪怕移山不成功！”③

正如胡适所言，白话的重要作用是令人听懂，“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④朗朗上口、浅显易懂的白话版本便推动了其为大众理解与接受。

其四，艺术化的呈现。近代以来，许多“愚公移山”相关文艺作品问世，包括丰子恺、徐悲鸿等大家画作，⑤左翼作家杜谈创作的同名散文，⑥还有一些短篇小说、谐文、书法和歌曲作品。⑦ 这些文艺作品都以愚公故事为主题或原型，通过二度创作推动该故事深入大众生活。如《浙江道路杂志》于１９２４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愚公移山记》在文中将作者列御寇塑造为“御风日报社编辑”。新增加的“愚公做寿”情节也与民国社会的摩登生活有所对比：“不比如今人家做寿有大世界新世界里的女校书万人迷，抖葫芦耍盘子新魔术等戏法，可以叫来堂会”。⑧ 时人赋予该故事“时髦”的情节，使其符合时下社会现状，贴近百姓生活，易于大众传播。

愚公形象在图像中的变化也表现出该故事的平民化传播趋势。五四时期，教材插图（图１—图２）中主角愚公并未实际参与移山，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与智叟论道。愚公长衣宽袖、头戴冠饰、坐而论道的形象与亲友身着方便短裤束衣、繁忙劳碌的身影形成了鲜明对比，其形象不似山村中的年迈农夫，更像一位身居高位、学识渊博的士人。这反映出此时愚公课文的传播受众依旧是社会精英阶层。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文艺大众化和教育平民化的社会思潮下，图像（图３—图６）中的愚公不再是穿戴整齐、“坐而论道”的“上位者”，而是与后方忙碌的亲友一样衣着轻便、手拿耙子簸箕。可见这一时期教材中的愚公不再是“说教者”形象，而是以身作则的移山民众之一。这也体现出愚公故事的受业者从上层精英转向平民大众。作为视觉性、非文字的材料，⑨图画中愚公形象的变化更为直观立体地展现出该故事的基层化传播趋势。

总之，愚公故事的传播方式在近代突破了古代时期精英阶层的个体化传播：报刊行业的兴起为其提供传播媒介，以教科书为载体的学校教育为其提供传播受众，白话体和艺术化的表达则令其以大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