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下令房玄龄等监修《晋书》，并亲自为司马懿、司马炎、陆机、王羲之四人在纪传后撰写了赞辞，给予极大礼遇与敬意。司马懿、司马炎不必说，一个开创了司马氏基业，一个统一了天下，其成败得失显然都值得后来的帝王借鉴警醒。陆机和王羲之则是因为唐太宗分别酷爱二人诗文与书法，爱屋及乌，也就对其主人表示了特殊对待。

王羲之的书法当然毋庸置疑，唐太宗作为“铁杆粉丝”也实属正常，但若说到诗文被他所喜欢，开玩笑地说，却不是什么好事。正如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所说，文艺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甚至比隋炀帝还更热忱于绮靡艳情、没心没骨、矫揉造作、陈词滥调的宫体诗，显然对于唐太宗的文学品味大大不以为然。

当然，这只是题外话，被誉为“太康之英”的陆机，在西晋文坛的地位，可以说正如曹植之于建安。太康十年（289），陆机与弟弟陆云从东吴来到京师洛阳，在拜见当时文坛领袖张华时，张华“素重其名”，一见如故，感慨“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意思是征伐东吴，最大的收获就是你们兄弟二人呢！称赞陆机“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其时亦有“二陆入洛，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减价”的戏称。《晋书·陆机传》也忠实贯彻了唐太宗的喜好，不惜长篇累牍选录了陆机《辩亡论》上下两篇在内的文章四篇，相比之下，对于其事迹倒是常常数笔带过。其中，两篇《辩亡论》也被曾国藩辑选在《经史百家杂钞》论著类中。玩笑归玩笑，陆机的文名当然不至于因为唐太宗的喜欢而减价，但无疑也因此越来越受到后世的严厉审视，与其生前的盛名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一般的文学史在介绍陆机时，首先关注的是他的文论《文赋》，其中，“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断语，也因为准确抓住了各种文体在变化演进中的时代特点，历来为文学批评者所重视。这可能也是陆机和唐太宗所意想不到的吧！

太康元年（280），西晋六路并进，“所向皆克”，数月之间，东吴灭亡。陆机时年二十岁，此时的东吴早已不是当年他祖父陆逊、父亲陆抗在世时的光景，也因此，可以理解和想见，这场巨大的变故不能不使这位富有才华的年轻人既愤懑又苦闷，既痛苦又无奈。他自然会幻想，并且有理由坚信，假如智勇双全的祖父、父亲还在，假如吴国仍旧是在大帝孙权的指挥下，在张昭、周瑜等文臣武将的辅佐下，这场战争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为何曾经辉煌一时的吴国会如此轻易地一击即溃？《辩亡论》二篇正是在这种心境下所作。从行文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篇宏文明显借鉴模仿了贾谊《过秦论》三篇的体例和文风，看来，那些有抱负的年轻人总是这样，充满着雄心壮志，尽管相隔近五百年，都试图寻找出历史的答案，作为向时代呐喊的凭证。

与《过秦论》首先从秦孝公讲起一样，《辩亡论》上篇也将目光远射至汉末，从东吴的奠基者孙坚开始叙述。“昔汉氏失御……吴武烈皇帝（即孙坚）慷慨下国，电发荆南……（于时）虽兵以义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祸心，阻兵怙乱……忠规武节，未有如此其著者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孙坚率军征伐荆南。当时各路人马名为同盟，实怀私心，唯有孙坚“忠规武节”，乃是群雄中的佼佼者。正如《过秦论》将秦国一统天下的“初心”追溯到秦孝公，这一段叙述，也宣示着东吴自立国之始就拥有的巨大道义性。

接着叙述孙策、孙权。“武烈既没，长沙桓王（即孙策）逸才命世，弱冠秀发……宾礼名贤，而张昭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大业未就，中世而殒。用集我大皇帝（即孙权）以奇踪袭于逸轨……于是张昭为师傅，周瑜、陆公（即陆逊）、鲁肃、吕蒙之俦，入为腹心，出为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之徒奋其威，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属宣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