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传苏轼书信一千三百余封，他的书信在文集里或称尺牍，或称书，还有些启、疏之文其实也是书信，只是带有公文性质，不像私人信函有更多的私密性。他的这些信写给亲人、师友、门生等，叙说自我的遭遇和心思，事与理交织，一事多说，内容重复也是常态。如他的“经学三书”就跟王定国、郑靖老、李端叔、苏坚等人说过。这些书信是苏轼文章成就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他人生的真切表白，这里选择了初居京城，流贬黄州、惠州、儋州以及北归五个节点，看他书信的自我诉说与人生情怀。
苏轼出川居京的仕途追寻
苏轼对王庠说，他少年时想逃窜山林，不意父母不许，又让他和王弗结了婚，这不合他的意愿。成年后他随父出川，赴京参加进士考试，在京城待了几年。人们很少关注苏轼出川居京这段时间在想什么、做什么，专门从书信的角度审视，别有兴味。
嘉祐二年（1057）春，苏轼中进士后，母亲程夫人病逝，随父回眉山奔丧守孝；治平三年（1066），父亲苏洵死在汴京，他和弟弟苏辙送父回乡安葬，同样依乡俗居丧；他的老师欧阳修从这一年开始，不断上书求退，先想不参与政务，第二年，62岁的他干脆请求致仕，以避与朝廷变法的冲突，直到65岁致仕成功。苏轼也因王安石变法，与新政不合，乞求外补，结果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开启了这一阶段任地方官前后十四年的生活。
嘉祐五年（1060），苏轼回京后为应制策，专心策论写作，同时给朝臣写信自荐。这一年，他给富弼丞相写信，感慨战国士人立谈即取卿相，他身为西南匹夫，至汴京求斗升之禄，有幸得欧阳修赏识，忝为制举之末，“所进策论五十篇，贫不能尽写，而致其半。观其大略，幸甚”（《上富丞相书》）。类似的话他还说过，如对曾公亮丞相说：“凡求于吾君吾相者都有所献，其文凡十篇，而书为之先，惟所裁择，幸甚。”（《上曾丞相书》）所谓的“观其大略”“惟所裁择”之说，实则是以策论让他人看到自己的为政思想和政治才华。
这一时期他写了策论，有策略、策别、策断，他深思极虑，率意而言：“以为自始而行之，以次至于终篇，既明其略而治其别，然后断之于终，庶几有益于当世。”（《策总叙》）这表明他的策略、策别、策断是有机有序的构成，策略是基本国策与忧思，策别是治国安民之方，策断则是除外患以定边之略。他早年好贾谊，与贾谊一样怀有天下忧思。贾谊给汉文帝上《治安策》，说天下事势可痛哭、可流涕、可长太息，慷慨陈词，欲救天下于危乱之中。贾谊气盛，苏轼比他和缓，但也直言：“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乱也。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盗贼人民流亡之祸，而咨嗟怨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之忧，而休养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权臣专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亲。非有四夷交侵边鄙不宁之灾，而中国皇皇，常有外忧。此臣所以大惑也。”（《策略一》）他没在忧思之际像贾谊一样捶胸顿足，但居川而怀天下。宋王朝治平时内有朝臣专权，外有强虏侵扰。他希望以涤荡振刷之势改革社会，清除弊患而御万物，故在《策略二》批评朝廷过于器重外虏，百官皆不胜任；《策略三》说，天下二患，立法有弊，用人有失，当今“欲纳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矫拂于世俗，不可以有成也”（《策略二》）。还以治水设喻，说治天下当疏导，去故纳新，使水不壅塞。又以西汉王朝为例，说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此主张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等。他给富弼丞相等人的信，有强烈的用世之心，那时他尚不得其用。
苏轼给富弼的信，称道他廉洁、勇敢、孝亲、忠君，堪称全才。但天下不妨让偏才效其偏，如廉而贫困的原宪，勇而敢斗的公良孺，孝而徇亲的曾子，忠而犯君的子路，如果富弼能居全而收偏，则是天下之全，“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谁曰不可”。他还在《上王兵部书》里讲了韩愈笔下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说有千里马技艺卓绝，天下莫有识者。如有善相马者立于五达之衢，见其形，闻其鸣，循其色，则千里马能尽其技。然后说自己自蜀至楚，舟行六十日，过十一郡、三十六县，见郡县之吏近百人，众口一词都说你王兵部贤能，一眼即识贤良之才。苏轼言下之意：王兵部是伯乐，自己是千里马，类似李白《与韩荆州书》的格调。李白在信中渴求时为荆州长史的韩朝宗引荐，慨言：“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苏轼则表现为另一种形式的傲气：“夫今之世，岂惟王公择士，士亦有所择。”（《上王兵部书》）他随后说自己过楚游魏，自魏无所不游，想到王兵部您，还是请您引荐为好，以免他日有憾，原本硬气的表白顿时柔和下来。
苏轼这一时期给与范仲淹齐名的韩琦写了《上韩太尉书》，告白“轼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岁知读书，及壮大，不能晓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这话说简洁点，便是已察古观今，能以论著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为韩琦引荐。他又对刘侍读说：“轼远方之鄙人，游于京师，闻明公之风，幸其未至于公相，而犹可以诵其才气之盛美，而庶几于知言。惜其将遂西去而不得从也，故请间于门下，以愿望见其风采。”（《上刘侍读书》）这两封信都写在他居母丧之前，均扬人抑己，自陈鄙薄，以求见暗示求荐，或直接自荐愿为辅佐，以图用世。他居母丧回汴京后对王龙图说：“轼负罪居丧，不当辄至贵人之门，妄有所称述，诚不胜惓惓之心，敢以告诸左右。旧所为文十五篇，政事之余，凭几一笑，亦或有可观耳。”（《上知府王龙图书》）南宋程大昌说，唐人参加进士考试，一定会将行卷即自己的诗文事先献给主考的官员，苏轼献旧文以求用，类似唐人行卷。弟弟苏辙与他相向而行，有《上昭文富丞相书》《上曾参政书》等，亦献文求用。嘉祐五年（1060），苏轼得进士后本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授河南府渑池县主簿，二人为策试均未到任，参加策试后，苏轼、苏辙兄弟分别为三等、四等，苏轼所任也只是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苏辙则授商州军事推官，仕途初步如此。
虽说苏轼在居京时追寻仕途的发展，但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母死的奔丧、父死的归葬，客观上影响了苏轼的仕途进程，他在王安石变法前始终官职卑微，因与王安石变法的龃龉，求外放所得也不过是杭州通判，与他策论表现出来的政治才略相距甚远。他在杭州通判任上多年，再转为密州太守，他在密州太守任上以《江城子·密州出猎》表达了“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报国意愿；又在《密州通判厅题名记》里说自己不慎言语，欲言则吐而后快，以致遭人怨咎。这一年他40岁。随后他去徐州、湖州做太守，在湖州因《湖州谢上表》引发“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黄州，他答李端叔的信中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答李端叔书》）他说自己考的是“直言极谏科”求名以副实，故不惮直言。这番话是他对自己被贬黄州以前的人生总结，与上述给富弼、曾公亮等人的求荐信相照应，表明自己曾对仕途或政治的向往与追求。结果带来人生的重大坎坷，获罪差点丢了性命，想想自感可笑。
苏轼在徐州太守任上有信给宋寺丞说：少小求学，不过是记诵篆刻以追世俗之好，寡见浅闻，成人后渐忘，既不擅长吏道、法令、民事、簿书，也不喜欢做这些事，朝廷因其虚名，强其所不长，表彰其治徐州黄河水患之功，不过是贤大夫、仁友士所为。苏轼自己也是能干的，所到之地都有业绩为百姓颂扬，遗憾没在更高的社会平台施展才华就遭遇了“乌台诗案”。熙宁四年（1071）二月，他在《上神宗皇帝书》里冒天下之大不韪，猛烈批评王安石一系列新法后，说了下面这段话：“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这番话深富意味，他知道言出可能会遭到削籍投荒或身首异处，但念及以前给神宗皇帝进言，总得宽宥，让神宗即使想处置他也不能。因此他三月写了《再上皇帝书》，引《尚书·太甲下》的与治同道则国兴，与乱同道则国亡说，直斥“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他尖锐而刺耳的批评没有立马给自己带来咎殃，而是在湖州任上，因《湖州谢上表》有了牢狱之灾。晚年，苏轼撰《东坡书传》，在《尚书·洪范》里就“沉潜刚克，高明柔克”解说道，“臣当执刚以正君，君亦当执柔以纳臣”，这时候他流贬在海南，也许想到自己一生的遭遇，使这句话格外意味深长。
躬耕东坡获得三个新身份
苏轼身为一介文人，出御史台监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他在黄州给王定国的信中说过一句，朝廷有让他弃文从武之意，这也是对他的惩治。贬居黄州时，是他诗词文创作的高峰，有许多诗词文反映自己的生活与情怀，人们熟知的黄州赤壁“一词二赋”是典型的例子。还有他的诗《初到黄州》《黄州春日杂书四绝》等，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等，文《遗爱亭记》《记承天寺夜游》等。这些作品，学人讨论甚多，无须赘述。
在黄州，苏轼给章惇的信说，“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与章子厚参政书》）；又写信告诉参寥，自己“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虽平生亲识，亦断往还”。不仅不给亲朋写信，连诗也不写了，“此已焚笔砚，断作诗，故无缘属和”（《与参寥子》）。还对李端叔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答李端叔书》）北宋承前朝旧例，往往将获罪官吏贬至偏僻荒远之地，以受艰难生活的折磨，反省自新，节制不与外界交往。这大概是初到黄州的情形，心存余悸，不欲再言，不敢作文字，为己避祸，也为人避祸。而当时写信给他的人不少，他对赵晦之说：“某性喜写字，而怕作书，亲知书问，动盈箧笥，而终岁不答，对之太息而已。”（《与赵晦之》）类似的话他在《与王庆源书》（其二）也说过，因闲废，往来书信堆积如山，不宜回复故面对叹息，缘由自知。
有时客至，苏轼也托词不在，不想相见。但终究还是得见朋友，得回信或写书信，他在黄州与一百零九人有书信往来，少则一封（《苏轼文集》称“首”），最多的是《与滕达道》，二十二封。书信多说黄州风物、友情以及自己的生活。他对陈朝请说，罪废屏居黄州，与交游朋友断绝消息；给司马光写信，说自己愚昧获罪，谪居“穷陋”；给王元直的信中，将黄州这穷陋之地比作井底，自己犹如井底之蛙，身陷其中杳然听不到家乡和京城的消息。即使是彼此通信，也只是说些安慰的话，不关朝政。有人索诗，他说“所要新诗，实无一字、小词、墨竹之类，皆不复措思，惟于饱食甘寝中得少三昧”（《与李公择》），其后又忍不住重新操笔，像他出了御史台监狱，本已表示不再作诗，却又写了《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其一说“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后来，他仿效刘十五体的回文词四首寄李公择，即《菩萨蛮》“四时闺怨”；有《少年游·银塘朱槛麹尘波》送黄州太守徐君猷，《满江红·江汉西来》寄赠鄂州知州朱寿昌等。
苏轼和章惇是同科进士，早年很有交情。他贬到黄州后，章惇有信来，苏轼告诉他，黄州地方偏僻多雨，气象昏沉，鱼米柴炭很便宜，这样的环境与不得意被贬到这儿的人状态相合；又对文彦博说：“黄州食物贱，风土稍可安，既未去得，去亦无所归，必老于此。”（《黄州上文潞公书》）他那时对前途没有期待，无奈困居黄州，因日子还可过，想终老黄州，学陶渊明躬耕自食，姑且度日，还把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隐括成《哨遍》词，自称乘流乐天命，委心任去留。他最初的生活并不好，在信里告诉章惇，自己平生没有做过活计，薪俸所得随手就尽，没有积蓄，而当时苏辙有七个子女，负债如山，他只好布衣蔬食，随僧一餐。这随僧一餐是寄宿僧舍，随僧蔬食，就此有一时温饱，沐浴也在村寺；得闲则在小溪钓鱼，去山谷采药，聊以自娱。他还告诉王定国，自己身体尚好，黄州食物皆不恶，“每日饮少酒，调节饮食，常令胃气壮健”（《与王定国》）！他就地取食材，烧肉烹鱼，还写了《猪肉颂》《煮鱼法》，乐得记录一下他的生活状态。他说食猪肉实美而真饱，煮鱼羹以待客，客皆称善；又说“躬耕渔樵，真有余乐”（《答吴子野》），在这样平淡的生活中，他在黄州很快就获得了人生的愉悦，无需他人宽解。
面对生活的困窘，苏轼在回复秦观的信里说，因为没有官俸，家中人口不少，只能节俭度日，每月取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小包，每日一小包即一百五十钱，挂屋梁上，用时以画叉挑取，如用不完则贮存待客。如此，“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答秦太虚》）。日子总是要过的，过起来也有章法，计划用度，“须少俭啬，勿轻用钱物。一是远地，恐万一阙乏不继。二是灾难中节用自贬，亦消厄致福之一端”（《与王定国》）。前者是现实生计问题，后者的自贬消灾是主观认知。苏轼是蜀人，蜀地风俗不同于鄂，但他很快就适应了，在信中对言上人说：“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言上人》）他还告诉子安兄，说自己“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与子安兄》）。荒地十数亩在黄州城东，躬耕以接济生活之不足。“东坡雪堂”有《雪堂记》说“雪堂”之名及其事。苏轼还在给李公择的信中说：“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与李公择》）他自号“东坡居士”始于此。在生活难以为继时，他安心调气，节食少欲。元丰六年（1083），苏轼写了《节饮食说》，自道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其中有战国时期齐国处士颜斶安步晚食的影响。他与朋友往来的书信多，不免对同一桩事絮絮叨叨，躬耕东坡就是如此。唯对章子厚说过一则趣事：一天有头牛病得将死，牛医不知何病，其妻王闰之说这牛是发豆斑疮，应用青蒿粥喂养，果然有效。
除了贫寒外，当时他内心最为纠结的是因自己获罪，连累了许多友人。他在《与王定国书》其二里说自己罪大责轻，被贬黄州还是幸事。“但知识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他给司马光写信说：“某以愚暗获罪，咎自己招，无足言者，但波及左右，为恨殊深。”（《与司马温公》）他反复这样说，心有愧疚而放不下，而他弟弟子由想的是不要又因言获罪。故苏轼对滕达道说：“近得筠州舍弟书，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自有至乐，殆不可名。”（《与滕达道》）以无语无事为至乐，也就不会生事。这时的苏轼虽未完全静默无为，但出川居京表现出对时政的热情在他黄州的书信中看不到了。不仅自己如此，他还劝沈睿达少言：“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虽知无所寄意。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不惟自守如此，亦愿公已之。”（《与沈睿达》）话是这样说，他来黄州之初，确是少言甚至不言，时间长了还是重操笔砚，书信不少，诗文词赋的创作也达人生的高峰。
苏轼在黄州，给弟弟苏辙写过四封信，其三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与子由》）这话是从谈佛引申而出，苏轼说的“但尽凡心”，并非求佛，而是做一个凡人，在“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中享受实在的生活。这与他在黄州效陶渊明相吻合，成为他此后人生的基本指导思想。所以他在黄州虽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寂寞沙洲冷”的孤寂，但他在给范子丰的信中说，与李委秀才载酒乘舟游于赤壁之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与范子丰》）。这与他的《前赤壁赋》相应，让人知道赋中的叙事寄情源于现实。而泛舟共饮，是他任性逍遥的表现形态。他还在给参寥子的信中说自己与大儿苏迈划船到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景色之美触动他常以一叶扁舟过江去武昌（今湖北鄂州）一游，欣赏山水、会见朋友。他还把这事告诉过吴子野：“黄州风物可乐，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临断岸，几席之下，风涛掀天。对岸即武昌诸山，时时扁舟独往。”（《与吴子野》）
鄂州知州朱寿昌待他甚厚，常给他送米、面、酒、醋等食物，特别是刚酿制的新酒，苏轼十分高兴，与黄州佳士会饮，共感朱寿昌之德，称朱寿昌与唐李肇《国史补》里的杜羔相似，为人有至情至性。他给朱寿昌写过二十一封信，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元丰三年，苏轼对朱寿昌说黄鄂地区的百姓，通常只养二男一女，过则溺杀。尤其讳养女孩，以致民间女少男多。有的女孩刚生下来，就用冷水浸死。苏轼对这种恶习深恶痛绝，请朱寿昌出手拯救这些孩子，谕以祸福，治以法律，革此风俗。还说自己知密州时，遇饥年则收养弃儿，使其有父母之爱，不致流离失所。黄鄂溺子之事，他在札记《黄鄂之风》里也说过。
苏轼对徐得之说，他身处“谪籍”，这话后来在惠州时对刘宜翁使君、在儋州时对范元长都说过。“谪籍”使他行为不自由。故在黄州时，难免会说自己杜门思过，对外与亲朋断绝往来，甚至焚毁笔砚，不写信也不写诗；对内则心已放平，没有什么欲望。他对圆通禅师说：“自惟潦倒迟暮，年垂五十，终不闻道，区区持其所有，欲以求合于世，且不可得，而况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见者耶？”（《与圆通禅师》）这番有些辛酸的话，是对自我人生的回望与反思，他有意闻道而合于世，结果不然，欲出世也不成，眼下流贬黄州，“老兄嫂团坐火炉头，环列儿女，坟墓咫尺，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羡”（《与子安兄》）。这样和美的家庭生活，让他忘却身在流贬之中。在黄州，他曾卧病半年，又遇风毒攻右目，几至失明；疮生臂上，乃药石之毒，对此他自省罪重责轻，灾祸未尽，于是“杜门僧斋，百想灰灭，登览游从之适，一切罢矣”（《与蔡景繁》）。其实何曾罢呢？他仍是文学家，璀璨的诗文词赋频繁问世，偶尔还作画，给贾耘老作了一幅《怪石古木图》，开玩笑说，遇饥饿不妨打开看看，看它能否饱人？同时，他还获得了三个新的角色。
一是成为一个黄州人。苏轼本是一介文人，不会干活，在黄州多年后，重新学习，包括躬耕东坡，促成他安于黄州，如对赵晦之说：“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与赵晦之》）不以自己曾居庙堂之上为意，甚喜“黄州风物可乐，供家之物亦易致”（《与吴子野》），平素日子可过。
二是成为一个隐士。苏轼《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自道：“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这本是他在东坡躬耕时想到的，又在《哨遍·为米折腰》里完整隐括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对朱康叔说及此事，使其入音律而不改其意，其中渗入庄子的思想，高吟“我今忘我兼忘世”，故在书信里说自己与外界相隔的躬耕生活，以东坡居士自居。
三是成为一个学者。苏轼最初给章惇的信说自己闲暇无事则读佛经度日，不事写作。后致力于《易传》《论语说》的写作，并有所成。他对文彦博说：“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黄州上文潞公书》）这事还在《与王定国》其十一、《与滕达道》其二十一里说过。意在酌古驭今、济世实用。他还告诫千之侄：“然慎勿动心，益务积学而已。人苟知道，无适而不可，初不计得失也。”（《与千之侄》）这时候无所谓得失了。不仅如此，他学佛老，期于静达。
苏轼那时已开始想晚年的生活，他在宜兴买了一点房产田地，希望圣主哀怜他的余生，准许他到那儿居住。元丰七年（1084），他四十七岁离开黄州，上表乞居常州，果得去常州。这时，神宗驾崩，章惇等人被罢免，司马光得到起用，苏轼命运转折，在京城先后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龙图阁学士、吏部尚书等，最终在绍圣元年（1094）五十九岁时再贬惠州。
凡百随缘何妨做一惠州人
继元祐六年（1091）正月苏轼被授吏部尚书后，元祐七年（1092）是苏轼仕途最辉煌的一年，七月授兵部尚书，九月授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但这辉煌来得太晚，也太短暂，次年因与黄庆基等人之间的矛盾，被清算旧账，苏轼即以这样的身份出知定州，出发前第二个妻子王闰之死去，绍圣元年（1094）六月在定州任上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不久又改授建昌军司马，仍着惠州安置，十月抵惠州。
到惠州后，他有信给范纯夫说，谪居瘴乡，尽绝欲念，就是万金之良药。这是他自己为再贬惠州寻求的解脱之方，他很快平和下来，给王定国写信说在惠州弃绝世故，身心俱安，同行的小儿苏过和他一样超然物外。并说：“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与王定国》）本来他出知定州就有贬意，再到惠州则贬意昭然。他说这皆为命定，既然如此，何妨做惠州人。他对王定国说，在惠州绝学无忧，归根守道，你如果一定要寄信，可多寄点干枣、人参，不方便则作罢。不好以口腹之需万里劳动他人。承续黄州时的境遇，苏轼仍然闭门思过或阖门省愆，他那时觉得惠州是瘴气之乡，说少年可久居，像他这样年近六旬的老人，怎能久居呢？“唯绝嗜欲、节饮食，可以不死，此言已书之绅矣。余则信命而已。”（《与钱济明》）苏轼说信命，不是遭贬后才说的，当年他在京城做翰林学士时，曾在信中和李方叔说起两人相知甚久，当与朋友共赏方叔新作之文。然后话锋一转，“至于富贵，则有命矣，非绵力所能必致。姑务安贫守道，使志业益充，自当有获”（《答李方叔》）。李方叔名廌，“苏门六君子”之一，举进士不第，故苏轼以此安慰，劝他安贫乐道。在惠州时，苏轼有一庖婢逝去，自觉此事有分定，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信命，自会萌生庄子的随顺自然，像他对南华辩老说的：“某到贬所已半年，凡百随缘，不失所也。”（《与南华辩老》）这“随缘”的自然，与信命相应，不妨“守道”“绝欲”。类似的想法还有，如对杜子师说：“贬窜皆愚暗自取，罪大罚轻，感恩念咎之外，略不置胸中也。得丧常理，正如子师及第落解尔。”（《与杜子师》）人生处低谷心境如斯，实为难得。
苏轼在黄州时，当地肉贱，可每日一肉。对好肉的他是一种享受。居惠州却不能如此，他对子由说，惠州集市冷清，每天只宰杀一只羊，因不能与当官者争，最后能买到的是羊脊骨。他把羊脊骨买来，煮熟后把骨缝间的肉趁热剔出，然后“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与子由弟》）。他讲这个故事，笑言子由知此味吗？还说，如此法推行，那众狗就不高兴了，怕遭了这样的命运。而他在黄州一家老小合围而坐的生活，在惠州一时无法享有。他告诉徐得之，一家今作四处，分别住在惠、筠、许、常四州，所幸皆无恙，身边唯有小儿苏过相随。并对孙志康说：“今北归无日，因遂自谓惠人，渐作久居计。正使终焉，亦有何不可。”（《与孙志康》）在黄州说要做黄州人的苏轼，贬谪惠州，表示自己要做惠州人了。
他对程正辅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与程正辅》）既然如此就安心居惠，建白鹤山新居动机也在于此。苏轼是场屋高手，这时却说只当自己是惠州累举不第的秀才，人生不能竞进则后退一步，不像李白不得意时在《行路难》里高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于是，苏轼写信对陈伯修说，拟在惠州买地结茅，作终焉之计。这在两年后得到实施，原本欲选址于水东山，未见好地，最后选了白鹤山，不仅因为此地是古白鹤观的旧基，而且下临大江，能见数百里间。他想到柳宗元说的居这座山而能忘故土，蕴含的是鸟飞返乡、狐死首丘，苏轼的思乡情怀仍然是在的。绍圣四年（1097）二月，苏轼迁入在惠州白鹤山建好的新居，两年来在惠州合江楼、嘉祐寺之间来回迁徙的日子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他说“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娱老人也”（《答毛泽民书》）。新居有一书斋，他题名为“思无邪斋”，这取自孔子论《诗》的“思无邪”说，苏轼以此自得于思想的纯正。
苏轼写信告诉范纯夫，想到陶渊明《时运》诗中的“斯晨斯夕，言息其庐”，加上长子苏迈带着孙子也到了惠州，在老朽忧患之际高兴万分，欣然命笔。还在信里次陶渊明《时运》诗韵，给范纯夫写了一首诗，在《答范纯夫》其十一里嘱咐他“多难畏人，此诗慎勿示人也”。所谓的此诗慎勿示人，仍是他自感因言获罪而不宜多言，包括作诗。他对曹子方说，你劝我不要写诗，却又找我索取近作，我闲中写作的习气未改，常有新篇，现在录三首奉呈，你看完了就销毁掉。他以诗传友，出自彼此交情，不忘交代一句不再外传。其中原委在《答刘沔都曹书》里说过：“轼平生以言语文字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补，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弃笔砚。为喑默人，而习气宿业，未能尽去，亦谓随手云散鸟没矣。”写作是他的生活，甚至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少年即好文章，及长自成“习气宿业”，既惧祸，又难忍，故有这样纠结的举动。苏轼不放弃写作，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惟文字庶几不与草木同腐，故决意为之”（《与孙志康》）。但不以之示人，劝孙志康深明此意，千万不要索看。
苏轼一生致亲人的信，给弟弟子由的最多，兄弟亲情与唱和，成了北宋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如《和子由渑池怀旧》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都是苏轼写给子由的。苏轼居儋时有《与子由书》，和子由谈陶渊明的诗歌风格，评价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告诉弟弟此前没有诗人追和古人，自己好陶诗而遍和之，是追和古人之始。他给子由写过十封信，黄州时说自己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与子由弟》），此后，到惠州、儋州都没有改变。在惠州写的信中，苏轼说买羊脊骨烧烤就清酒而食，自成佳肴；北归途中，告诉子由决计定居常州，天意难兄弟老来相聚，结果竟是兄弟永别。苏轼在惠州时，有信给长子苏迈和三子苏过，告诫苏迈当慎言俭食，晚睡早起以养生；告诉苏过，写字作画怎样用墨。苏轼还有给表兄文与可、程正辅、侄婿王庠等人的信。
苏轼在惠州写给程正辅的信有七十一封，创他个人书信往来之最。程正辅，名之才，本是苏轼母亲程夫人的侄儿，苏轼的姐夫，因姐姐八娘在程家受虐早死，苏轼与程正辅四十二年没有来往。苏轼到惠州时，程正辅任广南东路提刑，惠州在他的巡视范围之内。苏轼开始给他写信，问他能否为自己来惠州，兄弟二人相见。苏轼向程正辅示好，说自己近来酿得一种美酒，如程正辅光临，可预先酿制，届时与程正辅把盏为乐，虽说他所饮不过五银盏。还将他自己写的《松醪赋》抄录送给程正辅。程正辅来的那天，苏轼自称已杜门不出，故不能郊迎，专令小儿苏过去迎接。程正辅的到来，两人有十日之聚，别后写信感程正辅恩意，寄思念之情，四十二年的隔绝，就此冰释，和好如初。此后两人书信往来频繁，除唠家常、寄食物外，就是谈诗，互相唱和，苏轼给他寄了香积诗、和陶诗，那时他的和陶诗已有四五十首，因子由劝诫，止笔不作，即他说的“前后惠诗皆未和，非敢懒也，盖子由近有书，深戒作诗，其言切至，云当焚砚弃笔，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违其忧爱之意，故遂不作一字，惟深察”（《与程正辅》）。这事他后来还说过。劝他不作诗的还有朋友，说明苏轼居惠州和居黄州一样，“谪籍”在身，受朝廷监管，有再度因言获罪的可能，故大家劝他以不言为上，诗是不必写的。苏轼曾向文与可学画，尤其是画竹，有《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说画竹的方法当是成竹于胸，一挥而就，故也善画竹，在黄州时，王定国索竹画。他作竹画一张相赠。程正辅找他要墨竹画，苏轼说因近年未画，往往画不成，待有画得好的再奉寄。
苏轼适应惠州，他对陈季常说：惠州风土食物不差，吏民待我很好。又在给陆子厚的信中说：“惠州百凡不恶，杜门养疴，所获多矣。”（《与陆子厚》）尤其是荔枝，有《食荔枝》诗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一次接待五位客人，座中人食荔枝百枚。他自己也有“荔枝正熟，就林恣食”（《与程正辅》）以图一快的时候。尽管第二年荔枝早产歉收，既少又酸，致生空寓岭海之叹。他所说的惠州养病，在主要是痔疮。他写信给被贬黔中的黄庭坚，询问生活起居，关心他在路途上有无道义之人相助；说自己“数日来苦痔疾，百药不效，遂断肉菜五味，日食淡面两碗，胡麻、茯苓麨数杯”。苦痔疮事，他还跟程正辅、王庠、南华辩老等人说过，如对程正辅说，患痔疮二十一年，近日忽大作，痛楚无聊两个多月，难以承受。在去儋州前多次复发，让他痛苦不堪。于是断酒、断肉、断酱菜，一切有味的食物都断了，只吃一点淡面和少许胡麻、茯苓麨。还对王庠说，因痔疮呻吟近百日，为此断荤血盐酪，每天只吃一斤淡面。他是一个懂医术、知医药的人，但对痔疮没有更多的办法。他会与人谈医论药，如对罗秘校说，惠州“百事不类海北，但杜门面壁而已。彼中有粗药可治病者，为致少许。此间如苍术、橘皮之类，皆不可得，但不论粗贱，为相度致数品”（《与罗秘校》）。他也想到养生，如对翟东玉说自己晚来血气衰耗如老马，想多食生地黄而不能常得，听说循州兴宁令欧阳叔向在县圃多种此物，请他代为索取以寄惠州。并对吴秀才说，吴子野告诉他出世长生法，劝他练气服药，然而他认为生死有命，不由南北，并不信长生不死之事。还对程正辅说：“某近颇好丹药，不惟有意于却老，亦欲玩物之变，以自娱也。”（《与程正辅》）正视现实，他很理性地说，养生唯一的途径是独寝无念。这其实是庄子提倡的绝欲静养。关于这一点，苏轼在黄州时说过：“道术多方，难得其要。然以某观之，惟能静心闭目，以渐习之，但闭得百十息，为益甚大，寻常静夜，以脉候得百二三十至，乃是百二三十息尔。数为之，似觉有功。幸信此语，使真气云行体中，瘴冷安能近人也？”（《与王定国》）还说过“旧既勤于道引服食，今宜倍加功”（《与范元长》）。显然他是注意养生的，道家、道教的“道引服食”为他所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到惠州以后，给广州的王敏仲写信提议，说蒲涧山滴水岩的山泉入城，可使百姓饮用到甘甜的泉水。具体方法是“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与王敏仲》）。这是近千年前广州的“自来水”引流及管道铺设方法，又说为防堵塞，可在竹竿上钻一如绿豆大的小眼，以检查竹管是否通塞，以免一竿之塞会连累百竿。在惠州，苏轼还促成了程正辅修建惠州浮桥和军队的营房，说浮桥不修，官民不便；营房不建，军政堕坏。这也是两桩很好的功德。
居惠，苏轼听说程正辅的妻子死了，至为悲痛，写了三封信悼之，劝程正辅速作佛事，升济幽明。他自己的侍妾王朝云也死了，葬在惠州栖禅寺的六如亭下。苏轼先后有二妻一妾，王朝云死后，身边再无照顾他生活的女人。
棺墓之念化为兹游奇绝
苏轼安于惠州，打算终老惠州时，第三次被贬到海南昌化军，着儋州安置，身份是琼州别驾。相传是《白鹤新居上梁文》里的“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惹的祸，章惇恼怒他的日子过得太安逸，故再作惩治。这是绍圣四年（1097），苏轼六十二岁。
苏轼在徐闻渡海前，子孙恸哭，以为死别。临行交代长子苏迈“慎言语，节饮食，晏寝早起，务安其形骸为善也”（《付迈》）。这是他深刻的人生经验，也是因不慎言语有三贬之灾的总结。此行，苏轼抱了必死之心，赴海南前写信给王敏仲，郑重其事地告知，垂老投荒，无生还之望，故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死后葬于海外。仍携小儿苏过同行，把大儿苏迈等儿孙留在了惠州白鹤山。他在徐闻递角场择日顺风过了琼州海峡，有信给杨济甫说“回望乡国，真在天末”（《与杨济甫》），前途苍茫。绍圣四年（1097）六月，苏轼渡过琼州海峡，先到琼州，不知何故，他没有去见琼州太守张景温，而是给他写了两封短札，一说因病不能拜见，一说因负罪自当屏远不能拜见，转身经澄迈、临高去了儋州。但没忘到琼州后给雷州太守张逢写信，表示在雷州得他关照的感激之情，此后他写过五封信与张逢聊家常，张逢还送了四壶新酿的酒给他，却再不见他有信给张景温。
苏轼七月二日到儋州后，他给杨济甫的信说“某兄弟不善处世，并遭远窜，坟墓单外”（《与杨济甫》）。这不善处世，是他反复说的不慎言语，实为敢于表达自己不同的观念，以致为对立派不容；他对程全父说：“某与小儿亦粗遣，困穷日甚，亲友皆疏绝矣！”（《与程全父》）念及亲友疏绝，多少有点伤感。这“疏绝”的缘由，是他在黄州给王定国的信中说的，“平生亲友，言语往还之间，动成阬阱，极纷纷也，不敢复形于纸笔”（《与王定国》）。黄州时如此，儋州时更甚，他在儋州与人往来的信件稍少，原因就在这里。他对程全父还说过，一别多年，海外穷独，人事断绝，无从通问。今天运输船到，忽然收到你的信，不胜欣慰。在儋州时，老友范祖禹去世，他给其子范元长的信称其父亲清德绝识，高文博学，古今罕有，你们兄弟当自立门户，别因哀痛伤身。他因贬居海外，流离僵仆，身处九死之余，生活艰难。不能亲自前往、不能派人致奠，欲作奠文也不能，实在悲痛。又感叹本来应允为范祖禹作传，因在海外而食言，自愧负心。范祖禹的死让他始终难以忘怀，北归途中提到宋徽宗即位后“圣政日新，天下归仁”（《与范元长》），但与他同贬的已有十人去世，其中有范祖禹。
在儋州，他给程全父写信，说自己流转海外，如逃空谷，随身带了二友：《陶渊明集》和柳子厚诗文数册，借此排解内心的忧懑。并笑言程全父新近寄来清深温丽的诗，可与陶渊明、柳子厚的诗并称“三友”。他贬黄州时，就以陶渊明为人生楷模，想做像他那样躬耕田园、以诗酒为乐的隐士。柳子厚即柳宗元，在中唐永贞革新失败后先后贬永州、柳州，往往沉浸在山水中，而他居儋也在田园山水中，有陶、柳诗文为伴，也是一种安慰。他初到儋州时内心凄苦，写信诉苦是常事，给程秀才的信就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也。”（《与程秀才》）除此之外，还有一无是对苏过说的“吾平生无嗜好，独好佳笔墨。既得罪谪海南，凡养生具十无八九，佳纸墨行且尽，至用此等，将何以自娱，为之慨然”（《付过》）。故他在海南造墨，有《记海南作墨》叙其事。这种诸无的生活，给了他痛苦与孤独，在《与侄孙元老》的信中说：“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鲊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侄孙元老》）并在后来有绝粮之忧时，与苏过学龟息法，晨起引吭东望，吸旭日之光而咽之，聊以为生。
那时，苏轼对海南缺乏了解，想象的生活苦难造就他上岛即思北归。因此，前往儋州经过儋耳山时流露出来的内心最强烈的感受：一是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数句》说的“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不知身处海南欲北归的路何在；二是五绝《儋耳山》说的“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余”，他不为世用，流贬海南，何谈北归呢？
在儋州之初没有居所，他给程秀才的信说：原本昌化军使张中让他和苏过住在官办的伦江驿，朝廷得知，派专使驱赶，他不愿低眉交涉，先建桄榔庵，暂且度日；后买地建房，在十数学生的帮助下，自己承担泥水之役，据说建了五间正房和一间偏屋，自此方能杜门面壁歇息，但“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诸史满前，甚有与语者也”（《与郑靖老》）。曾在惠州白鹤山建新居弄得钱袋空空的苏轼，为儋州新屋，再次囊为一空。苏轼有《新居》诗说遭摒弃而建新居之事。此时新居“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日后“数朝风雨凉，畦菊发新颖。俯仰可卒岁，何必谋二顷”，心态平和。但他在给程秀才信中说的是这样一番情形：“仆既病倦不出，出亦无与往还者，阖门面壁而已。新居在军城南，极湫隘，粗有竹树，烟雨濛晦，真疍坞獠洞也。”（《与程秀才》）这正是他“枯寂”生活的写照，所谓“出亦无与往还者”则是他说过的“出无友”。好在儋州的酒胜过佳绝的惠州酒，孤寂无聊时可得一醉之乐。后来，惠州的周文之给他捎了栗、梨和五石大米，苏轼说用米可酿醇酒三十斗，加上家里原有的陈酒，可供一年之用，“既免东篱之叹，又无北海之忧”（《与周文之》），这“东篱”与“北海”分别用东晋陶渊明和东汉孔融的故事，说自己没有缺酒之叹或缺酒之忧，酒后还可熟睡做场好梦。后来他还自己酿酒，作《真一酒歌》，唱道：“酿为真一和而庄，三杯俨如侍君王。湛然寂照非楚狂，终身不入无功乡。”“无功”是初唐王绩，字无功，好酒，有“斗酒学士”之称，作《醉乡记》。
苏轼居儋是惠州生活的延续，生活环境更差了。居惠时说“随缘”，这时是“随缘委命”（《与程德孺》），这种心态促成他对流贬海南及人生得失的新认知。他在儋州的札记《试笔自书》里说自己始至海南时，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自问何时得出此岛耶？然后想到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大陆是大岛，海南是小岛，有谁不是生在岛上呢？又在《书上元夜游》记叙了与儋州几位老书生同游儋州夜市，良月嘉夜，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眼见民夷杂糅，屠沽纷然，回家放杖自笑，孰为得失？这与他在黄州的承天寺夜游同趣。
借书、读书、写作是苏轼在海南的主要生活，他找郑靖老借书，与苏过把借来的书编排整齐，方便阅读和归还；给程秀才的信说：“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与程秀才》）他以抄书读书，宋代陈鹄《耆旧续闻》卷一记载：朱司农（即朱寿昌，曾任司农少卿，故称）分教黄州，曾登门拜见苏轼，一日通报姓名之后，苏轼许久才出来，说是正完成“日课”，误了时间。朱司农问“日课”为何？苏轼说抄《汉书》。并告诉他，自己读《汉书》至此手抄了三次。开始一段事抄三字为题，其次抄两字为题，现在第三次抄一字为题。于是朱司农举题一字，苏轼应声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都是如此。朱司农感叹苏轼是谪仙之才，教育儿子新仲，说苏轼如此勤奋，一般才能的人怎能不勤奋读书呢？
苏轼在儋州仍说自己有心以抄书来读书，但目昏心疲，有点力不从心了。这一点，苏轼在黄州给王定国的信说过：“君学术日益，如川之方增，幸更著鞭多读书史，仍手自抄为妙。”（《与王定国》）他把自己的读书方法告诉王定国，并给王庠写信说到“八面受敌”读书法：“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与王庠》）苏轼还说这不是“速化之术”，信然。这与韩愈《答李翊书》说的读书无望速成、当养根俟实、加膏希光相似。除此，苏轼还“怀想清游，时诵佳句，以解牢落”；“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尔”（《与程全父》）。后者也使他得以在儋州尽和陶诗，南宋庆元间即有《东坡和陶诗》刊本行于世。
苏轼的门生众多，他所到之地，总有人向他求教。在海南最有名的是姜唐佐。姜唐佐住琼山，苏轼住儋州，两地鸿飞。苏轼在信中夸唐佐“长笺词义兼美，穷陋增光”（《与姜唐佐秀才》）；姜唐佐去看望他后，苏轼有信说与姜唐佐夜话，甚慰孤寂。希望他再来，如市中无肉就共吃菜饭；还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一联相赠，鼓励姜唐佐上进。并在姜唐佐从学半年后，以柳宗元的《饮酒》《读书》诗相赠，有《书柳子厚诗后》记载。到儋州求学的葛延之向苏轼请教作文之方，他说在儋州集市上购物，需要用钱摄取，“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诲葛延之作文》）。苏轼说作文应以意统摄写作的材料，以意明事，至今都是写作者应当掌握的。他在惠州对张嘉父说：“凡人为文，……当且博观而约取，如富人之筑大第，储其材用，既足而后成之，然后为得也。”（《与张嘉父》）二说都重博观约取，以意摄取材料，不合者去之，这也是写作的至理名言。他自己的写作除通常的诗词文外，还有“经学三书”或称“海南三书”，即《书传》《易传》和《论语说》，集中代表了他平生经学的最高成就。
苏轼在儋州，“北归未有期，信命且过”（《与杨济甫》）。虽是这样说，他与当地百姓和睦相处，亲如一家。读他的《减字木兰花·立春》，那“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哪里还有悲寂颓丧之态。
本不抱北归的期望，却因哲宗之死、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终于要北归了。北归之际，他在《别海南黎民表》里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贬黄州时说做黄州人，贬惠州时说做惠州人，在儋州他说自己是海南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苏轼，贬黄安黄，贬惠安惠，贬儋安儋，根本在于心安。
元符三年（1100），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遇赦量移廉州。在回复秦观的信里，他说得移廉的诏令，离开海南拟坐泉州人许九的船，大约在六月二十五或二十六日上船，地点在临高石排港，如天气不错，一天可达徐闻的递角场。并说已拜托吴君，雇二十个壮夫到递角场帮助他挑行李。他还写信告诉姜唐佐，自己拟从临高的石排港或是澄迈的通潮驿渡海北归。顺便归还所借的《烟萝子》两卷、《吴志》四册、《会要》两册。但后来不知何故，苏轼又来到琼州，在琼州写下了《惠通泉记》《泂酌亭诗并引》，六月二十夜渡海离开海南，自言“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北归因暑毒走到了人生终点
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轼获赦北归，他给秦观的信说，到了廉州，如能安居则让苏过携家眷到廉州，在此终老。他对郑靖老说自己须发皆白，体力不减，如果不死，也许归农戴月荷锄，相对秉烛。并说“本意专欲归蜀，不知能遂此计否？蜀若不归，即以杭州为佳”（《与郑靖老》）。欲归杭州，乃因他在杭州时疏浚西湖，筑苏堤便百姓，得杭州百姓爱戴。这是最初的想法，随后他得诏能任便居住，因苏辙苦劝他相聚颍昌（今河南许昌），于是给苏辙写信，先说拟采纳他的建议，同归颍昌，并告诉朋友孙叔静，说将与苏辙相守度过此生。
走到镇江金山时，苏轼与程德孺等亲友相会，聊起归宿，他说了自己的打算，有人说不可居颍昌，北方风波未定，相忌攻击者众。因此他决计去常州（古称毗陵），因他当年离开黄州以后，在宜兴购置了一点家产，想去那儿安身。还有生活仍不太平，他对廖明略说过自己老迈，所余的岁月唯有归田杜门面壁，不与世事。而“毗陵异政，谣颂蔼然”（《与廖明略》），生存的环境宽松，只是深憾老境不能与兄弟相聚，感其实为天意，无可奈何。临去之前，在常州借了孙家宅安身。并说“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此外万端皆不足介怀。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吾作乐事也”（《与子由弟》）。住常州的事，他也通报了钱济明，还说自己一度因苏辙苦劝住颍昌而心生犹豫。
北归途中，他写了著名的《与谢民师推官书》。谢民师善辞章，请教苏轼。苏轼说：“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并以孔子的“辞达”论之，说辞达则文不可胜用。辞达是行文最高的语言准则，他在《答虔倅俞括》《与王庠书》里也说过。基于此，他以水喻文，而在评价谢民师诗文前，他在海南写的《自评文》也这样评价自己的诗文，足见他欣赏谢民师，也是在自我欣赏。苏轼最早在书信里论文，影响很大的有嘉祐二年（1057）金榜题名后给欧阳修写的《谢欧阳内翰书》，信中批评五代以来的靡靡文风，称道韩愈古文；还在给梅尧臣的感谢信中说自己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朴实，不好藻饰，很切合欧阳修当时重倡古文的主张。苏轼在密州时有信给鲜于子骏，言及自己所作小词无柳七郎风味，自是一家；还有信给黄庭坚，称赞他的诗文写得好，作文应当务使平和，以免怪奇伤了过往的俊爽之气。这些提醒人们对苏轼文学思想的研究，需要高度关注他的书信。
北归途中，苏轼对李亮工说过江路滩涩，行进艰难。八月，他被授舒州团练副使，着永州居住。他对欧阳元老说，八月二十九日离开廉州，九月六日到达郁林，突然得到秦观病逝的消息，想到六月二十五日还与秦观在海康相别，当时两人饮酒赋诗一如平常，不意一月余秦观竟死在光化亭。他写信对欧阳晦夫说，听到秦观的死讯，两天食不下咽。又在给欧阳元老的信里疾呼：哀哉少游！痛哉少游！称秦观为当今文人第一流。“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与欧阳晦夫》）。秦观生时并未能大用于世，而他的诗词文确足以不朽。
第二年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苏轼从镇江到仪真（真州，今仪征）中了暑毒，有信给章致平，“某自仪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致平在此。得书，乃渐醒悟。……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与章致平》）。苏轼与米芾即米元章关系甚深，他一生给米芾的信有二十八封之多。最值得关注的是北归途中病倒后给米芾的信。在真州，他告诉米芾，近两天病有增无减，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只得困卧在床。言及病因，他说是舟行水上，河水污浊不流，熏蒸成疾，欲就活水快风，一洗病滞，始终未能。病中，米芾让他为太宗“谢帖”题跋，病而未能；谈到米芾之文，称其有高迈凌云之气、清雄绝俗，其字超妙入神；谈四方古印，欣然忘病。他到常州后，请求致仕，上表自陈：“今已至常州，百病横生，四肢肿满，渴消唾血，全不能食者，二十余日矣。自料必死。臣今行年六十有六，死亦何恨，但草木昆虫有生之意，尚复留恋圣世，以辞此宠禄，或可苟延岁月，欲望朝廷哀怜，特许臣守本官致仕。”（《乞致仕状》）这时的他，已进入人生的最后光景了。
临终前，苏轼给钱济明写信，说了自己的病况：“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与钱济明》）他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饮用疗疾，无济于事，病越来越沉，说到庄子的“在宥”，“在宥”出自庄子外篇《在宥》，开篇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本义是治理天下要宽容，顺物自然，进而说自己的病：“如此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与钱济明》）又对陈辅之说：“某万里海表不死，归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耶？”（《与陈辅之》）当初以为会死在海南的苏轼，在海南一切安好，以为北归会一切均好，却一病不起。苏轼对生死早有通透的认知，他在黄州时就说“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什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梦，三万六千场”（《满庭芳·蜗角虚名》）；后在儋州说：“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别海南黎民表》），所以一点都不奇怪他最后把自己的生死归之于命，心境平和。他写信给苏辙，交代自己的后事：“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可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千缗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勿徇俗也。”（《与子由弟》）那时他还期望病能痊愈，将来与儿子苏迨、苏过在常州闭门养性，聊度余生，但终究不能够，死后葬在河南郏县的小峨眉山。而“千万勿徇俗”之说，则是要苏辙不要为他的安葬过于破费，俭葬即可。苏辙应其所嘱，撰写了长篇墓志铭。北归途中，苏轼还多次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到“经学三书”，如对苏伯固说“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答苏伯固》）。他以“经学三书”为平生最重要的著作，而不是他一生坚持不懈创作的大量诗文，其实也提醒后人注意，他虽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很深，但思想的底色和主导是儒家思想。
最后有一点略再提及，除上述外，他与一些禅师有书信往来，如给辩才禅师写信，谈给逝去的父母造地藏菩萨和侍者二人以祈福。任徐州太守时，与禅师参寥即妙总大师始通书信，直到北归书信不绝，前后二十余年，说诗、说生活而非专说佛事。在黄州时，与佛印和尚交往甚多，主要是生活应酬。到惠州后，又结交了南华辩老，南华辩老常派人给他送生活物资，苏轼有信以示感谢；给南华辩老的信中说，苦于痔疾，很无聊，看书写字一时尽废，所索之字，唯柳碑已挥汗写出。和尚好书法，是佛门雅事。无择禅师找他要字，他在信中说，为你写字我还特地饮酒数杯。居儋时，参寥说要带颖沙弥渡海去看望他，苏轼回信说海上有巨风，船遇巨风如处高山坠深谷，不可冒险。北归后在常州病重，他告诉参寥说近两天才有点生意，已致仕求活，而“遗表千万勿刻，无补有害也”（《与参寥子》）。他北归病沉之际给径山维琳即无畏禅师写信，感慨自己流贬海南不死，今归田里竟有不起之忧，死生有命，无足道也，不再信佛教的流转轮回。苏轼还与宝觉、净慈、圆通、祖印、闻复、宝月、广惠等禅师有信往来，他受佛教的感染实为自然。
苏轼一生以大量的书信诉说自己的人生与情怀，与他的文学创作相辅而行，学人研究苏轼文学，通常会关注他书信中相应的表现及思想观念，但很少专门从书信的角度审视苏轼的一生。这里选择他五个阶段的书信，大体可以概括他的一生，也能让人们看到一个较之文学更生活化的苏轼。
阮忠，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宋代四大词人群落及词风演化》《此心安处是吾乡：韩柳欧苏的人生格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