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华国月刊》杂志刊发了章炳麟先生的文章《书顾亭林轶事》。在文章中，章炳麟先生说：“亭林先生四十五岁往山东，七十岁殁于山西曲沃，中间游历北方诸部，岁无三月之淹，而所至未尝匮乏，世多谓其垦田致富。近闻山西人言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始明时规则不善，亭林与青主更立新制，天下信从，以是饶于财用，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创也。”

章炳麟是近代思想改革家，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因生于国家动荡之时，仰慕顾炎武为人行事，改名为绛（顾炎武名顾绛），号“太炎”。他对顾炎武的行踪游历特别关注，在《书顾亭林轶事》中，他还专门对顾炎武的财务状况进行了梳理。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说顾炎武“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遂，而所至每小试之，垦田度地，累致千金”。章炳麟按照顾炎武五十三岁在章丘桑家庄始置田地屋宇开始，算到五十四岁出雁门关，与李天生等二十余人“鸠资垦荒”，再至六十一岁，尚有《刈禾长白山下》的诗句，等等，说：“夫其能致千金者，必其本数倍于千金。”而单单靠田地的微薄收入，算下来是很少的，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然则发金置号之说，似非无因。”

章炳麟相信，顾炎武可能真的得到了李自成的窖金，创立了山西的票号制度。山西人的传闻必有其来源，并非空穴来风。

山西民间有一种传说：顾炎武喜欢登山临水，到荒僻无人之处去寻找碑碣，查看碑碣上的文字，也因如此，他意外得到了李自成所藏的窖金。当时，李自成的军队节节败退，马车带着大量金饼无法行走，就将金饼临时藏在秘密山洞里。顾炎武发现窖金后，设立票号，和好友傅青主一起制定规则，开创了有清一代盛行几百年的票号制度。

在革命浪潮日渐高涨的时代，顾炎武创立山西票号的故事，也被赋予慷慨激扬的“革命”色彩。1930年，上海《海光》杂志第二卷第五期刊发一篇无署名文章《汇票号创始者顾亭林》，将顾亭林创立票号的故事演绎得十分生动：

顾亭林先生，为革命之先知者，首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而又极力发挥民族主义，虽历经险阻艰难，而曾不馁其初志，以一身周历天下险阻之区，且详密考察其利弊所在，欲以定起义之地点，又借以密结天下豪杰，为复国之声援……在山西则与征君傅青主先生极相得，阴结亢氏，创设山西汇票号，以通金融上之汇兑，并于各省设立分号，表面上为商家之便利、经济之流通计，而实则为将来起义以后飞刍挽粟之机关，其用意在于义师所至，不扰商民……今人皆知山西票号为亢百万所创立，而不知为之发踪指示者，有顾亭林、傅青主两人在也。

文章认为，山西票号就是顾炎武为了反清复明的大业而设定的一种为起义军储备的军事费用，是一种“政治革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