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读书，不再为自己在大学里所从事的“专业”所左右，更加“兴之所至”“随心所欲”了。这既是自己读书原本从来不讲规矩的“性质”使然，也是想要接触的人物和求解的历史让我不能不“移情别恋”。移情别恋的最大端，就是湖湘人物留下的文字。

晚清湖湘，因为特殊的文化水土和历史机缘，一时人文炳蔚，英雄崛起，其中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更是出类拔萃、光彩照人。戏仿梁启超的口吻说，他们不仅是晚清不一二睹的大人物，更是中国历史上不一二睹的大人物。他们巨大的“事功”、强悍的意志和丰沛的情感世界，首先自然得益于他们本人不平凡的禀赋，同时与那个特殊时代所产生的史无前例的历史需要有关，而在精神深处，则联系着他们所遵循的思想和秉承的教养。

真正让我们动心并且用心究诘的是，历史的逻辑，并不遮蔽和否定历史主体的光辉，个体生命的自主自胜与强力意志，人的尊严与意义，历史转折处风云际会者的悲剧精神及其英雄气象，其拯救与自我拯救，其解放与自我解放，常常有着独立于具体历史正义的属于人和人类全体的普遍正义和崇高。这种正义和崇高，同样暗示出主体在自我确立过程中的魅力，暗示出人性人道的某种永恒属性。

他们所奔赴的天命，自然是基于“家”“国”一体、“政”“教”合一的“君父”之命，让他们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敌人，则同样是啼饥号寒而被其所服膺的“主义”命名为“盗匪”、被广大的悲悯所排除的苍生。但是，那种舍我其谁的投身献身，那种全力以赴的自我成全，却终究也是任何价值体系中的生命存在所试图寻找的托身之所和止归之处，吊诡的历史常常盛开着让人难以草草辨识、难以简单分别、难以轻松取舍的“恶之花”。

其时，从朝廷到地方，无论“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都同样地被无休止上演的虚荣伪善、阴谋诡计、钩心斗角所败坏了”，整个国家，因为体制上无解的因循与结构上不能真正自我更新的封闭，因为极权的垄断性与自身不可抑制地生长的腐蚀性、破坏性，也因为肉食者的贪婪、懒惰、残暴、麻木、玩世不恭、良知泯灭而一天天堕落衰敝下去，上下相蒙，官民隔绝，统治集团演变为赤裸裸的利益集团，而底层社会只剩下哀哀待毙的贫穷、绝望、悲苦的百姓，他们中间少数富有生命力的人，不免要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以性命搏出路，最终葬身于骨山血海。

同治二年（1863），在《复毛寄云》信中，左宗棠言及浙江战后的现状时说：“惟灾黎满目，田野荒芜，无以为计。纵岁事大稔，吾浙犹多不登食籍之民，殊可悲也。现因淫雨弥月，仅存之豆、麦、春花亦复无望。衢、严各属与杭、湖傍山各县，竟有人相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