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电话里又一次向老三转达了老大的原话，老大说，都行。
老三说，都行是什么意思，欢迎还是不欢迎呢？
我说，当然是欢迎了。
老三说，欢迎为什么不说欢迎？
我说，老大说过这种词儿吗？
老三说，我问她可不可以去她家，她应该说可以或者不可以吧，可她说都行，就是去也行不去也行的意思呗。
我说，老三你到底想不想去？真想去就甭管她说什么了，反正她没说不行。
老三说，我还不是被她吓怕了。
我说，都这岁数了，不会。
老三说，我也知她不会，可要是这么不冷不热的，倒还不如再撵我一回呢。
我说，老三你烦不烦呀，要不就算了，我跟老大说一声去。
老三说，别别，我去我去，豁出去了，反正这张老脸又糙又厚，脸红一下都看不出了。
我说，你一个人去还是我跟你去？
老三说，什么意思，你又要撒手不管啊，上回你撒手不管，就害得我和老大二十年没来往。
我不再吱声。
老三说，生气了？生气你也得去，明儿上午九点老地方等你，不见不散！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看到老三正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一副左顾右盼、心神不宁的样子。她的身后已是一片废墟。
我们这儿市郊的村子，差不多都要经历拆迁的过程，通常是楼房还没盖起来，平房就先被推土机推掉了，村民在这段日子只能各奔东西，成为附近某小区的租户。好在我和老三都住在市里，村里的房子一间没要，干干净净不必介入拆迁带来的烦心事里。
我看到老三穿了身浅灰色运动装，头上戴了顶黑色棒球帽。她的身材保持得很好，据她说她是小区广场舞的领队。她着装一向热闹，颜色至少在四五种以上，今天这身打扮，显然是为了老大。因为老大过去常批评她闹得慌，不说话单看衣服都叫人心烦。
她身边的那棵老槐树，长得不是太高，但枝繁叶茂，两搂粗的树干撑起了一把大伞，老远看就像一棵放大了的蘑菇。它比我们要老得多，估摸哪天这世上没了我们它仍会活得新枝绿叶的。它若有知觉的话，一定会想起我们仨，因为它是我们仨的“老地方”。多少年里，我们上学、出工、看露天电影、去城市游玩，从来是在这树下相互等候。
村里的树已没有几棵了，据说留下来的都是开发商决定留的，成片的碎石烂瓦之中，十分突兀地挺立着三五棵老槐树或杨树。
在这种地方和老三见面，不知为什么鼻子忽然有点发酸。我自是明白到处都在大拆大建，这种废墟也见得不少，但从小长大的地方变成这样，心里的伤感还是抑制不住地涌了一波又涌一波的。
老三跑上来和我紧紧拥抱，夸张地连说想死你了想死你了。她手提了个大大的水果篮，拥抱时放在了地上，待她闹完我替她提起了篮子。她说，老二你还是老样子，不张扬，默默地助人。
就在老槐树的北侧，有一道青砖垒就的围墙，沿了围墙向东拐个弯儿，可见两扇虚掩的木门，推开木门，是一座宽敞、干净的庭院，这庭院，便是我们要去的老大的家了。
整个村子，只剩了老大一户人家了，虽说是在村口，院前院后也都是碎砖烂瓦了。我们沿了围墙，踩了一地的碎砖烂瓦小心翼翼地前行。老三说，也就是老大，搁我吓也吓死了，一个人。
听说村里早停水停电了，电话里问起老大，老大说她有自行车，每天去菜地里连水带菜就都带回来了；电就更不是事，有罩子灯，还有蜡烛，照明没一点问题。老三问我，那她就不看电视了？我说，我也不看电视。老三说，一大晚上，不看电视干什么？老三还问我，她为什么不搬？我说，不清楚，她没说。
老大没在院儿里。我将果篮放在院儿里的一张石桌上。石桌还是那么光滑洁净，桌下的三只石凳也像刚刚擦过的。它们被几棵石榴树环绕着，树上的石榴结得不多，但每一个都红扑扑的，喜眉笑眼的。石榴树的另一边是几棵沙果树，果子不大，但有淡淡的香气，细细去闻，一整个院子都像被这香气占领了。
老三说，我又做了件傻事，人家满院子的果树，我咋就忘了？我说，没关系，她家没火龙果，也没香蕉。
我和老三坐在石凳上，想起我们上小学时，常在这石凳上写作业。第一个写完的总是老大，最后一个写完的总是老三。
老三说，要是有婶婶在，石榴、沙果、大枣早端上来了，还有核桃，婶婶拿把小锤子一个一个地砸开，砸开一个递给我们一个……
我望向西墙根儿，那里原有两棵高大的核桃树；东墙根儿呢，有两棵蓬勃的枣树，可现在都空荡荡的，也不知去哪里了。
我说，婶婶最偏向你了，说你太像老大那个四岁上死去的妹妹。
老三说，那时我天天照镜子，咋看跟那妹妹也不像。问你和老大，你们也说不像，可婶婶就一定说像。像就像吧，她那么说我其实高兴得很，谁不想跟老大好啊，像她妹妹不是好上加好嘛。
记得那妹妹是圆乎脸儿，而老三的脸有点长。看着老三，我想起婶婶可亲的笑脸，她曾多次表示，希望我们仨一直好下去，像亲姐妹一样。老大、老二、老三就是婶婶叫起来的。我们其实同岁，婶婶是按月份排的，这一排，我们仨就当真亲近了许多，写作业一起写，上下学一起走，是愈发地形影不离了。
隔阂是上六年级时开始的。那时村里搞“四清”运动，不知怎么就扯出国民党的事来。因此我们知道，老大她爸曾参加过国民党的军队，还填过表宣过誓，是一名真正的国民党员。当然后来国民党消灭了，他这党员也就不了了之了，况且他还参加过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还申请过加入共产党，虽说因国民党这事没被批准，他的积极表现却是有目共睹的。老大爸的事让我们都大吃一惊，连老大对这些事都一无所知。结果，正在任大队会计的老大爸一下就被赶回生产队种田来了。而接替老大爸的，竟是从没上过学、只对算盘略知一二的老三爸。后来听说，老三爸还找老大爸请教过，老大爸爱搭不理的，总摆国民党的臭架子。国民党的臭架子是后来开老大爸的批判会有人发言说出来的，但我听老大私底下跟我说，她爸不是摆架子，是心情不好，对老三爸没像往日一样让座、沏茶，但该教的都教给他了。
老大她爸是个心思重的，回生产队后，沉默寡言，从不主动跟人搭话。别人呢，也巴不得跟他疏远，国民党是什么，那就是共产党直接的敌人啊。结果，没几年他就大病一场撒手去了。
其实这事之前，我们三家大人的关系也算不错，我爸在城市上班，曾为老大爸和老三爸介绍过工作，他们不肯去，说不如在村里自在。他们在村里都是数得上的人物，老大爸算盘打得好，左右手一齐打都不会错半个数，老三爸记忆力好，听别人一本书讲下来他就能复述个八九不离十。我爸是三人中学历最高的，师专毕业，在市里一所中学当老师，他写得一手好字，过年的对联，一写就是三家的。我便拿了对联一家一家地送。就是老大和老三两家疏远时，我也没停止往她们两家送对联。不过有一年过年，老三她爸没要我送的对联，他说，有人写了，不用了。我问谁写的，他说，小孩子少打听。回去跟我爸一说，我爸一下就明白了，说，人家这是要跟咱这划清界限了。我爸是富农成分，那年被学生写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还戴了高帽子挨批斗，想必老三爸是听说了。
那时我们仨都在邻近的一所中学上初一，也参加过对老师的批斗，但我们都没发过言，不是不想发，是轮不到我们。发言的都是戴红袖章的，我们都没资格戴。原本老三是有资格的，但她总跟我和老大形影不离，人家说她阶级立场不坚定，红袖章就没发给她。
老三这人，一向大大咧咧，不发给就不发给，仍是不肯和我和老大有一分疏远。大人们的疏远也影响不到她，见到老大爸，仍笑盈盈地叫声叔叔。有一回老大说她，少装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