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被打的母亲/双手抱头/圆滚滚的/像一根木头/有时，双手只能捂脸、捂眼、捂嘴/发出呜呜的声音/像风刮过树林/被打的母亲/只在夜里才发出哭声/在漆黑的田野/在姥姥的坟前喊娘/那时我还小/如同一枝嫩芽/保持着春天//被打的母亲信命/像有的植物是树/有的植物是草也是命/命让母亲嫁给了父亲/打和被打都是命/包括后来/我们繁茂如树林/母亲偏瘫如北坡/唯有父亲日夜照料母亲/如夕阳不遗余力洒下金粉/母亲说/这是命/你爹的命。

这是我曾经写过的一首在网络上惹起很大争议的诗歌，叫作《父母爱情》。而事实上，我曾经写下过一组关于父母爱情的诗歌。但是诗歌很难详尽地描述父母关于情感走向的一生。我母亲的婚姻是我大姨做主决定下来的。大姨年长我母亲五岁。当年大姨父是他们村的生产队队长，我父亲是我们村的生产队会计。一次在各公社召开的生产队交流会议上，大姨父和我父亲结识。后来大姨去我父亲家考察，看到了一口大锅和一盘很大的鏊子。在那个寸铁寸金的年代，大锅大鏊子是一种富贵的标志。唯一遗憾的缺点是我父亲一米七八的身高。那时是按票供给物品的，吃饭有粮票，穿衣有布票，身材越高，就需要更多的布票。一米七八还是有些太浪费布票。实际上，大姨的担忧是多余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几乎没有新衣服。父亲退下的衣服会改小，大哥穿过了退给二哥，二哥穿过了退给我。即便是现在，我双脚的脚趾仍然有些畸形，正是因为小时候长期穿退下来的小了一码的鞋子。至今，我穿的鞋子只有39码。而我的脚趾，小脚趾没有指甲，形状有一点像我奶奶裹过的小脚。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新衣服是小学五年级。那一年，由于二哥的突出表现，父亲奖励给二哥一件白色的衬衫。二哥一直生性顽皮，上学调皮捣蛋。从三年级开始，就因为连续留级和我同班。五年级时，破天荒拿到了一份奖状，父亲格外开心。为了奖励二哥，算是鼓励浪子回头吧。父亲给二哥买了一件白色的衬衫。没想到二哥穿上白色衬衫的第一天就和同学打架。经过一番搏斗，那件崭新的衬衫被撕破，缺少了半块衣襟。当天放学回家后，二哥就被父亲暴打了一顿。那件白色的衬衫，也被父亲拿到了我们村庄的裁缝铺，改小，变成了我的新衣裳。但是这身高的缺点和大锅大鏊子比起来，仍然凸显着家庭的优势。于是，大姨就决定促成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婚姻。自幼就是孤儿的母亲，对着这个相依为命的姐姐几乎是言听计从。就这样，我父亲和我母亲踏进了婚姻的“陷阱”，开启了母亲遭遇家暴长达十二年的历程。甚至后来，我母亲和我大姨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微妙。大姨每次见到伤痕累累的我的母亲，就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觉得愧对了我的母亲。所以每次到大姨家，大姨都会极尽所能地款待我们。在我幼年的记忆里，美食的滋味大多来自大姨家。

父亲的家暴行为一直特别严重。母亲因为从小就是孤儿，所以性格也就格外地要强、倔强。每次母亲遭遇家暴，都一声不吭。父亲的拳脚就像打在一根不会叫喊的木头上。我们兄弟三个，大哥比我大六岁，二哥比我大两岁。只有年龄最小的我，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舍身保护母亲的一个。父亲有着强烈的家庭地位感，他绝不允许他的孩子挑战他作为父亲的尊严和权威。即便是最后，在他临终前两个月，我六旬的大哥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还被父亲用一根木棍追打。大哥一直逃到自己的院子里，大哥的一家人都在院子里，大哥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父亲的一顿打，但是父亲当着一群孩子的面，仍然把我大哥打了一顿。早年间，父亲殴打母亲的时候，我的两个哥哥是万万不敢上前保护母亲的，只有我，因为幼小，也因为平时乖巧，所以很少被父亲责打。父亲责打我最严重的一次是因为我丢了两毛钱。那天早上出门时，我向父亲讨要了两毛钱去购买橡皮，在上学的途中，两毛钱莫名其妙地丢失了。晚上放学后，我又向母亲索要购买橡皮的钱，母亲手里平时是没有钱的，所以母亲又转达给了父亲，父亲就判定我花掉了那两毛钱。询问我两毛钱的去向，我闭口不答，就这样激怒了父亲。据母亲后来讲述，父亲用鞋子大约打了接近200下。我只记得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当年防震要求，我们一家住在防震棚里。住在50米外另一个防震棚里的我的奶奶，都听到了父亲打我的声音，蹒跚着小脚，来到了防震棚前，用力拍打那一扇简易的篱笆门。

我们从骨子里对父亲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敬畏和惧怕。父亲殴打母亲的事情发生在我六岁之前。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母亲去12公里外我的舅舅家借粮，可能是因为回来的时间有些晚了，母亲刚刚走进家门，就被我父亲一把薅住了头发，摁倒在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下，一拳一拳，一脚一脚地打起来。我号哭着抱住了父亲的一条腿，父亲便用另一条腿去踢打母亲，我抱住了另一条腿，父亲又换成了另一只脚。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我不断交换着抱住父亲的一条腿，也只是将父亲的一条腿抱成一个更大的拳脚，带着我捶打母亲。我的记忆中，那天父亲殴打母亲，殴打了很久，直到打得自己也累了才停下来，蹲在墙角，掏出口袋里的纸条烟叶，卷了一根烟，在那里抽烟。我母亲则默默起身，离开了家门。我知道母亲要去哪儿，便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母亲。这也是记忆养成的一种习惯，每次母亲遭遇过家暴，总是一声不吭，然后就会等到夜深人静，一个人走向田野深处，走到远离村庄的一条干涸的沟渠里，先是低头默默坐上一阵子，然后就开始哭，从嘤嘤地哭，到号啕大哭。母亲的哭声里永远没有内容，这是从小就是孤儿的缘故。几乎所有人哭泣的时候都会喊娘，但是母亲不会。母亲不到三个月，我姥姥就死了。不到七岁，我姥爷死了。所以母亲的一生都不会哭爹喊娘。一个人一生中离生命最近的人，却成了生活中最远的人。母亲在号啕大哭一阵子之后，就把我搂在怀里，最后长叹一口气，算是对命运的无奈和认领，然后就会带着我返回家中。

时间久了，母亲甚至能从父亲的表情里，感知家暴将要发生。当年，父亲是生产队会计，母亲作为社员，每天的劳动工分要由父亲统计，但是父亲从未给过母亲高工分。按照当时的记分方式，男劳动力一天记10个工分，女劳动力一天记9个劳动工分，而我的母亲却经常只能领到8.5分，或者8分。不是母亲不够努力，而是父亲觉得，自己掌握着记分大权，如果给了母亲高工分，可能会引起社员的不满。而每当母亲迟到，或者当天出现了什么状况，就会被扣分。每当出现扣分严重的情况，母亲就会知道，一场家暴就要来了。母亲回到家里，就会把碗碟收拾起来，以免打碎，把擀面杖、菜刀、锄头等等一些可以顺手抄起来的物件藏起来，以免盛怒之下的父亲拿起来，把自己打死。母亲说，挨打没什么，男人打女人没什么，但是不能打死，不能让自己的孩子没有了娘，没娘的孩子日子难过，自己从小就是没娘的孩子，那种滋味不好受。懂事的大哥也会帮忙，把一些物品藏起来。就这样，我们陪着母亲，静静地等着天色将晚，父亲归来，家暴来临。

家暴是一个家庭的悲哀，也是时代的病。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家暴是村庄里的普遍现象。遭遇到家暴，女人大多都会哭喊，用哭喊的方式发泄情绪，也向外发出信号。因此当家暴发生时，听到哭声的左邻右舍都会前来劝架。在劝架中，夫妻双方，特别是男人找到了台阶，一场家暴就终止了。毕竟没有哪个男人真的想把自己的老婆打死。然后几个女人，劝架的和打架的，就会相互抚慰。一起掉着眼泪，一起诉说，聊着聊着心情也好了起来，甚至聊着聊着又笑成一团。家暴成了她们日常的一部分。她们选择了认命。我的一个邻居婶婶，是遭遇的家暴最严重的一个，每一次都被打到死去活来。一天晚上，那位婶婶假装自己突然精神失常，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家暴。没想到，我那位叔叔居然拿出了一把锥子，刺进了我婶婶的大腿。我婶婶瞬间就跳了起来。

许多年后，当我和母亲回忆那段历史，我曾经问过母亲，那种情况下为什么没有选择和我父亲离婚。母亲突然扭头盯过来，那种眼神盯得我心里发慌。母亲没想到我会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比起家暴，离婚是那个时代女人更大的耻辱。这种耻辱感会像一块烧红的铁，深深烙进她们的内心。甚至于，在我结婚之后，母亲给我灌输的思想仍然是“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女人犯了错，就是要用来打，用来教育的。至此我仍然不能定义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为爱情，只能如母亲所说，是命。历史如一根绳索，一直捆绑着一代又一代女性的思想，她们在痛苦中挣扎，却从不奢望逃脱，如同一种被圈养已久的生命，即使拆除了围栏也不远走，长出了翅膀也不高飞。她们为自己的命运哀鸣，又歧视那些奋起抗争的人，如果哪个女人离婚了，就会成为她们的谈资和唾弃的对象，并以此来衬托自己的忍辱负重和高尚的情操。这种幼年家暴的体验，牢牢刻在我的骨头里，影响着我的婚姻观、恋爱观。我和我爱人结婚之后，我就和我爱人说过，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要打架，不管我对你，还是你对我。

和其他家暴家庭不同，父亲和母亲之间发生了家暴，只是挨打和被打的关系，但是从不用语言攻击对方。不像别的打架夫妻，破口大骂。父亲默默地打，母亲默默地承受，或者夹杂着我们兄弟之间的哭声。我大哥就跑去搬来我们年迈的奶奶。我奶奶活到了93岁，70岁后，眼睛出了问题，后来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光感。通常我们把奶奶搬来，家暴也就终止了。其实奶奶和母亲之间，一生的婆媳关系都不和。在我爷爷之前，我们家在当地是一户富庶的人家。爷爷娶了我奶奶之后，奶奶开始败家，这一点特别像余华先生的小说《活着》里面的福贵。所以，出身优越的奶奶，从最初就没有看中身为孤儿的母亲，就没有看得起这个少爹无娘的媳妇儿。

母亲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母亲只是认命。在奶奶房间里的一个老木黑漆桌子上方，一直悬挂着一幅画。这幅画就是奶奶心里的神。一日三餐，奶奶首先要把饭菜分一点出来，敬神，然后才会吃饭。后来奶奶双目失明，十多年的时间里，一日三餐的起居生活，都是我的母亲精心照料。这一时期，每次母亲照料奶奶，也是喋喋不休地絮叨，发泄着自己内心里的不满。奶奶不再反驳。但是有一件事，我的记忆特别深刻，每次母亲把饭菜端给奶奶，也会学着奶奶的样子，把饭菜分出一点来，先敬神。这一点，婆媳之间的认可高度一致，都相信命受到了神的照耀。

只要我在场，也一定会让我学着跪拜。我总是嬉皮笑脸，试图反抗，又不得不照做。每当我表现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母亲都会厉声呵斥。奶奶过世很神奇。1992年正月二十五，早饭的时间，奶奶房间里电灯的拉线开关坏了。大哥站在凳子上，正在修理，坐在床头尚未起床的奶奶，突然让大哥停下来，去叫来了我的母亲。前后不过5分钟左右，奶奶拉着母亲的手，闭上了眼睛，就这样过世了。这似乎是婆媳之间，最温馨的一个画面，我的母亲蹲着，奶奶坐在床头，婆媳手拉着手。成了奶奶93年的生命，最终定格的画面。母亲歇斯底里地哭了很长时间。

直到我的父母都过世了，每当我回忆起这些细节，都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情愫在心头萦绕。隐隐地也相信亲人死后，会像奶奶房间里挂着的那幅画，成为我心中悬挂的神。

父亲的家暴终止于一场车祸。1975年，身为生产队会计的父亲带着一辆手扶拖拉机，去徐州煤矿为生产队拉煤，在返回的途中，经过一座长坡大桥，由于拖拉机的动力不足，在接近桥顶的时候发生了侧翻。拖拉机摔下了大桥，坐在拖拉机上面的父亲被埋到了煤炭下面，等拖拉机手和另外三个同车的人把父亲扒出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没有了意识。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可怕。医生每次走出抢救室，打算放弃抢救，母亲就会下跪祈求。母亲态度坚决地和我们的村书记说，如果救不活，我就死给你们看。我们的书记是知道我母亲性格的，虽然母亲在我父亲面前承受了太多不该承受的事物，可母亲在其他人的眼中，仍然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铁娘子。就这样，在母亲一次次的坚持和逼迫下，一次次放弃希望的医生，又一次次返回了手术室。其中更多的细节，我已经记忆模糊。两个月后，父亲终于清醒了过来。而父亲清醒后的第一句话就和我母亲说，咱们再不打架了。母亲起身走出病房，在医院长廊的拐角坐了很久。这条长廊对于我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两个月的时间里，母亲一次次从这个长廊的地上捡起一根根烟头。母亲是抽烟的。在那个年代，抽烟的女人其实并不多，母亲抽烟是因为经常走夜路，借助烟头的火光，在昏暗的夜里给人造成一种男人在走路的错觉，用这种方法保护着自己的安全，也以此壮胆。毕竟，母亲也有女人天性的胆怯，尽管母亲一直体现着自己的坚强，但是生活的细节还是会暴露出内心脆弱的一部分，比如晚年的母亲，通常一个人留守在家里，很多次，当我突然返回家里，多次看到母亲被我开门关门的响动，惊吓得打一个激灵。抽烟壮胆的习惯是母亲自己研究出来的，有时还会点燃两支香烟，双手各拿一支，在黑夜里伪装成两个并肩而行的人，也因此养成了自己抽烟的习惯。

在父亲没有苏醒的两个月里，母亲一次次地捡起那个长廊地上，别人丢弃的烟头。那个长廊有着永远也捡不完的烟头。那天是我第一次在白天看到母亲哭，仿佛有流不完的泪水。母亲哭了很久很久，也抽了一支又一支烟头，才擦干眼泪，安静地走回病房，用指甲掐着煎饼。父亲恢复意识后，医生建议用流食给父亲增加营养。那个年代不仅对于我们家，几乎对于所有的家庭来说，细粮都少得粒粒可数，更别说是营养价值高的流食。母亲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把煎饼重新加工成面粉，再用温水调成糊状，黏稠度根据父亲的需求把握。这也消磨了母亲在医院里的大部分的时光。可以设想一个人用指甲，将一张煎饼重新掐成面粉，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父亲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捡回了一条命，也捡回了一个男人、一个丈夫幡然悔悟的心肠。父亲变了，在此后漫长的一生中，父亲开始对母亲百依百顺，再也没有殴打过母亲，没有辱骂过母亲。反倒是母亲的性格，在父亲的长期宠溺之下，逐渐变得强硬起来，时常对父亲颐指气使，常以救命恩人的身份自居。父母的感情日趋向好，但是母亲更加艰难的日子也随之到来了。

失重//那一段父亲因公负伤的岁月/母亲是一家六口唯一的劳力/我观察了很久/火越红，锅底越黑/母亲的皱纹就越深/我品味了很久/饭越香，日子越苦/母亲的眼泪就越大/夜越长，田野越空/当母亲在漆黑的夜里号哭/身体就越小，越藏不下我的双手/路越长，越想回头/旧时光是隔着玻璃的老照片/越擦拭，越想大声叫喊。

尽管此前父母的情感方面出现了问题，父亲有严重的家暴倾向。但是作为一个男性，父亲的家庭责任感还是挺重的。可自从父亲受伤之后，就再也不能承受重体力的活，我们还小，所有的重体力劳作就全部落到了母亲的身上。父亲需要长期养病，家里的体力活便只能由母亲一个人承担。那时，奶奶尚在人间，体弱多病的奶奶需要照料，重伤养身的父亲需要照料，三个孩子需要照料。现在想来，很难揣测母亲当时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母亲个头很小，实际上，我们一生都没有量过母亲的身高，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一米四几的样子吧。母亲的一生都是瘦瘦弱弱的样子，我还有一首诗，记录的就是母亲当时的模样。

老板娘用明亮的刀/切下三指宽的一片来/说你的冬瓜/可我怎么看都不是我的冬瓜/没错，我的冬瓜应该是/黝黑锃亮的圆滚滚的东西/它应该躺着阔大的叶子下/像一头淘气的猪仔/应该有一个瘦瘦的女人/捉住它短小的尾巴/把它抓出来/笑得很开心/娘很少笑得那么开心/它让娘显得更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