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写给父亲的书，大概也是很多女儿们渴望的与父亲的对话。站在女儿的角度，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是世界上最爱她的男人，是隐含自己命运的神秘象喻。写父亲就是写自己——他没有走出的故乡，他年轻时爱慕的姑娘，他梦想中的远方，最终铺垫成女儿的道路和方向，是她一生写不尽的诗篇。

“亲爱的曼拉，我准备写下全部，然后告诉别人，这是小说。”

1

父亲半躺在西昌市第一人民医院CCU病房5号床上。

他脑袋偏向一侧，左手耷拉在床边，右手放在胸前，手里还捏着一只剥开的香蕉。香蕉应该是母亲剥好递给他的，他没有打算吃，只是懒得放回床头柜。看见我和弟弟跟在母亲身后走过来，他抬了抬眼，用微弱的声音说，蝴蝶，小喜，那么，快，就，就拢了哦。

父亲的语速很慢，仿佛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他有轻微的口吃，平常还好，在他虚弱的时候会更严重。他还想说点什么，张开嘴停顿了一会儿，又把嘴巴闭上了。他想动一动身子，他的身体沉重，在他开始动的那一刻，床就吱吱呀呀一声接一声响了起来。护士在远处朝我们这边喊，病人不要乱动，家属尽快出去。

母亲皱紧眉头用她几十年不变的方式责备父亲，跟你说了啊，要动的时候说一声。她沉下脸俯身帮父亲翻身，同时给了小喜一个不太友好的眼神，小喜赶紧帮忙。医生护士在我们周围忙碌，病人大都平躺着。黄昏，有点冷，太阳的余晖照不进灰暗的房间，只染亮了窗外的几株槭树。没有风，树枝上有几只麻雀在叫，紧接着街上传来喇叭声，麻雀们一起飞走了。

翻好身了，现在的父亲侧身正对着我。他的眼神好似在看我，但其实是望向我身后的空茫处，时间和空间之外。他看起来孤独又平静。他的个子相对于这病床实在是太大了，双脚已经抵到床尾。蓝白条相间的病号服稍微有点小，裤管下探出他一双45码的大脚。他的嘴巴微微张开，眉头紧紧地收着，表情透露出与生俱来的傲慢，就好像没有人可以为他做任何事。

我把父亲手上的香蕉拿走，再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背上，他一下子把我的手指头抓了起来，我赶紧回应，用力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干燥，温热，这么一握，我紧绷了很久的身体就软了。我鼻子酸了一下，又忍回去了。

那位在远处喊“病人不要乱动”的护士走过来给父亲换了一瓶新的液体，并再次叮嘱不要随意乱动。换好液体之后又重复了一句，家属，尽快出去。

距离父亲病床不远的两个病人在呻吟，一个时断时续，另一个就没停止过，他们的家属默默守在一旁，有个家属在低头玩手机，看起来就像是一直住在这里。

父亲是昨天夜里被救护车送到这里的。

2

6个小时前，我在成都。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昨天夜里因为突发心梗住进了西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的CCU病房。

我挂下电话赶紧在网上搜索了“CCU”的意思，“CCU是心内科的重症监护室，有专门的护士照顾每个病人，针对重症冠心病而设立”。在这之前我只知道ICU。马上输入下一个问题：ICU和CCU哪个更严重？最多的回答是没有哪个更严重之分，只有一个网页有句话：一般来说，ICU里的病人更严重些。我将这个网页截图保存了下来，像保存隐秘的护身符。

我给弟弟小喜打电话。他家和我家只隔着一条马路，我们原本约好中午一起午餐的，接近中午12点，孩子们都在我家里玩儿，他在他家里炖好了一锅汤准备端过来。通话的过程里，我看见他正把车停在我家门外的小区空地上，他比我早一些接到母亲电话。他还是把炖好的汤带过来了，雪豆炖猪蹄。汤还很热，我们胡乱喝了两口。孩子们围拢过来，看着我们喝汤，问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说，外公（爷爷）生病了，我们回老家看看就回来。孩子们安静下来，没有再问什么。

从成都开车回西昌的路程是460公里。几年前全线通上了高速，开车才成为我们回家的首选。在更早的时候，我们选择坐火车，成昆铁路。从老家米易上车经过西昌来到成都，15个小时。父亲就是在我18岁那年坐火车把我送到成都上大学的。

高速公路没通之前，我只开车回过老家一次。在翻越泥巴山一个被大雪覆盖的山坳时，我车子的两个车胎被早已等候在路面上的钉子扎爆，歹徒围了过来，其中一个满脸胡子的彝族男人把脸凑到车窗内冲我喊，小姑娘，给点钱过生活。我不得不支付两千元请他们补胎，他们也真的认认真真帮我补好了胎。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事了，现在回老家只要六七个小时，这条路父亲开得最多，他和母亲每年从米易来成都七八次，每一次后备厢里都塞满了食物：老家的土鸡，腊肉，鸡枞，蘑菇，核桃，李子，芒果，石榴，嫩苞谷，小南瓜，亲戚种的大米，可以吃的马蜂蛹，甚至虽然品种一样但就是比成都味道更苦的苦青菜，所有他们觉得好的东西。他们通常凌晨4点出发，上车后母亲继续睡觉，父亲手握方向盘穿越黑夜，翻过大凉山，从高原到山区，进入河谷再来到四川盆地，在清晨敲开我成都的家门。父亲说，半夜反正也睡不着，不赶路就浪费了。五十岁之后，他夜晚的睡眠就变少了。父亲曾经在喝了酒后对我们说，睡眠越来越少，是因为老天爷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就多给一些醒着的时间，反正死了以后有的是时间补瞌睡。

今年初，成都到昆明途经米易的高铁通车了，最快的一趟“复兴号”动车，3小时50分就可以从成都直达米易。父亲母亲在县城的家距离高铁站不到一公里，但父亲还从来没坐过高铁到成都，他喜欢开车。

3

1998年父亲还没有汽车（他那时骑一辆嘉陵70摩托），他带着我坐火车到成都上大学。15个小时的火车旅行，没有买到坐票，我们坐在两截车厢连接处，同时也是厕所旁边的地上过了一夜，火车在一个明亮的早晨把我们送到成都。

父亲和我都搞错了开学报到的日期，我们提前一天来到了我的大学。上午10点多，没有一个学生，老师们聚集在教学楼里的某间办公室里。学校大门竟然开着，出租车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教学楼门口有喷水池的空地。不知他出于怎样的考虑，可能享受了这种自由出入的待遇，一高兴，按响了喇叭。老师们听到喇叭声，全部走了出来。我是后来才知道，走在最前面的是校长，他身高一米八，年轻时是个小提琴演奏家。他两手插在裤兜里，走路带风。人群安静得能听见衣服的摩擦声。他们在等待主管领导来学校视察，听见喇叭声就以为领导们来了。

以校长为首的欢迎队伍刚下台阶，就看见出租车里走出来两个乡下人。在一群知识分子的注视下，父亲一瘸一拐往前走（一周前为了避免撞上一头牛，他把摩托车开进了麦子地，左脚受伤），他单肩挎一个大大的双肩蓝色牛仔包，牛仔包鼓鼓囊囊，装满了我再也不想穿的那些旧衣服。我低着头跟在他后面。

那位走路带风的校长提高音量对着校门口保安室说：“怎，怎么回事，没搞清楚就，就把车子放，放进来了。”

校长也有轻微的口吃，这是他和父亲仅有的相同。尽管口吃，他说话中气十足，举重若轻，即使在怪罪别人，也充满了大度和教养，大人物的笃定显而易见。说完这句，校长对旁边一位助理模样的老师小声说了些什么，那位助理小跑着往大门口去了。校长往我和父亲的方向看了一眼，礼貌地点点头，然后转身往教学楼走。人群自动让开一条缝，人群跟在他后面鱼贯而入。按响了喇叭的出租车司机驾车离开，留下父亲和我站在原地。

父亲的脸上还挂着笑容，一种他实践了很多年，在郑重时刻由内而外的过分热情的笑容。但是这笑容没有地方去，他只好慢慢收了起来。他咳嗽了一声，想吐口痰，但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最后还是把那口在老家可以随意处置的痰吞回肚子里了。

那天阳光刺眼，耸立在我们面前的五层教学楼特别白，喷水池在喷水，水花在太阳的照耀下居然有小小的一道彩虹，一股鱼腥味在空气中飘。即使手里捏着红色入学通知书，我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站在一棵小叶榕浓重的阴影里，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此跨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需要我独自面对的，没有父亲的世界，一个父亲辛苦半辈子把我送入的，他不懂的世界。

4

车子在高速路上狂奔，母亲再次打来电话，我按下免提，母亲将刚才单独跟我和小喜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并补充了更详细的内容。母亲说，昨天早上，父亲和她坐火车从米易出发，去西昌玩儿。和他们一同上车的还有好几个朋友，以往他们这帮人经常一起开车去西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玩，自从父亲半年前发病不开车后，大家将就他，都不开车了。他们坐高铁（历时58分钟）来到西昌，逛了一些景点，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父亲感觉不舒服，胸闷，肚子痛。他叫了一碗米线，吃了两嘴就不吃了。有一位朋友陪他去附近药店买了止痛药，他吃了药还是不舒服，母亲给他叫了一碗粥，他勉强喝下。晚上他们住进一间酒店，母亲担心父亲，跟父亲说要不我们还是去医院。父亲说，问题应该不大，睡一觉就好了，他早早上了床。到9点的时候，父亲叫醒母亲，跟母亲说，他可能要死在西昌了。母亲立马拨打了120。

母亲说到这里哭起来，她说父亲一定痛得很，是真的痛得不行了才跟她说那句话，说他可能要死在西昌了。母亲还说，她从昨晚到今天早上一直忍着没打电话告诉我们，父亲也不许她打，她心想也许很快就好了。是医生说，最好通知孩子们都赶回来。

“我可能要死在西昌了。”我脑子里不断冒出父亲这句话，想象他说话时的语气，表情，他费力又结巴的样子，酒店房间里昏暗的光线，母亲的恐惧。

5

父亲进入CCU之前几个月，我开始写一部计划了一年多的小说，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喜欢与动物打交道，在客厅养熊，与周围的人事疏离，后来离家出走的男人。在小说的开头，我用倒叙的手法“安排”了这个男人的死。这个男人因为癌症死在无人照护的病床上。叙述者是这个男人的女儿，第一人称的口吻。

动笔之前，我给一位编辑朋友讲述我的写作计划，并告诉他我的隐忧：父亲今年身体出了一点状况，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我还是会有顾虑。那位朋友说，如果你有这个顾虑，就换个写法。我说我找不到更好的写法，而且小说中的“我”并不是现实中的我，小说中的我没有小孩。再说了，我真实的父亲不会离家出走，他也不会养熊。编辑朋友说，那你写吧。

我不是要编辑给我提供心理上的支持。而是保有这样的信念：只要把担心的事说出来，它就不会真实发生了。

我已经写了一万五千字。望着车窗外成都平原上飞驰而过的树木，我对自己说，已经说出来过，不会发生的。但是也忍不住想：如果父亲这次真的走了，我将永远不会再打开那部小说文档。

6

父亲出生在我老家山那边的凉山州会理县，他的亲生母亲生下他三天后死去，再过三天，一个瘦小精干的女人走进父亲的房间抱起了他。这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奶奶。奶奶事后回忆，那时是夏天，太阳暴晒大地，空气闷热，没有一点风。奶奶从我们村子出发，走了一天的路才走到父亲出生的村庄，进到父亲家里的时候，父亲的父亲不在家，她闻到一股腐臭的味道，父亲躺在茅草房角落里的一堆谷草中间，身上的皮肤已经溃烂。听人说是一个哑巴（父亲的小姨）负责照管父亲，但这会儿也不知去了哪里。奶奶从衣兜里掏出一只煮红薯，先放在自己嘴里嚼烂，温热，再和着唾液吐进父亲嘴里。六天大的父亲吃掉了半只红薯。奶奶说，吃完红薯父亲才开始哇哇大哭。父亲的父亲回到家看见一个女人抱着他的孩子，他就问她，你要不要嘛，要就把他抱走。

奶奶领养父亲是因为她生的两个儿子都夭折了，乡村里负责算命的先生告诉她，要收养一个儿子来“押长”。“押长”就是为以后出生的孩子带个路，领个头，顺顺利利的意思。父亲来到奶奶家，就拥有了一个和他的使命密切相关的名字：长（Zhang）生，直到14岁上户口的时候才有了大名“张洪才”。

父亲的亲生父亲偶尔翻山到我们村看父亲，和父亲的养父喝酒，父亲长到8岁的时候他就没再来过了，有人说他到内地找活路了，也有人说他死了。见过他的人说，父亲口吃这毛病是遗传。

小长生，村里人很长时间都这么叫父亲。老天爷没让奶奶失望，果然在收养父亲之后，奶奶又生养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再加上前面活下来的大女儿，奶奶有七个孩子。老家客厅的组合柜上放着一张照片，是爷爷在世时的全家福，爷爷坐在正中抱着我（只有这张照片证明他抱过我），其他人以我们为中心站成两排。我们的身后是两棵巨大的桉树，桉树后面才是爷爷奶奶的家，这个家是一座安放在半山腰的四合院，上下各三间正房，另有一南一北两间厢房，猪圈和灶房分别在四合院两个外侧，土墙青瓦，端端正正。

关于父亲儿时的细节，奶奶能回忆起来的很多都跟饥饿有关。奶奶说父亲小时候个子长得快，整天喊饿。有一天，奶奶指着正在老家院子里玩平衡车的一个6岁小孩儿对我说，你爸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比他瘦多了。那个时候大饥荒，大家都没饭吃，有一天他拿着个搪瓷碗去大队部领得一碗滚烫的红薯粥，舍不得吃，想捧着回家分些给我，走到村口那座独木桥的时候，眼睛盯着碗里的粥，脚一抖，粥和碗都掉河里被水冲走了。说到这里奶奶就停了下来，叹口气起身呼唤她养的跑山鸡了。我看着眼前那个6岁小孩，他还那么小，除了玩平衡车，好像什么也不懂，父亲怎么就可以做到忍住饥饿捧着到手的红薯粥往家走呢？

家里有一张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这是我能看到的，最年轻的父亲。他那时还是单身，穿着白衬衣，皱着眉头，大概因为阳光过于明亮，他的眼睛眯了起来。他手里还叼着一支烟，那个年代拍抽烟的照片很少见吧。照片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父亲一头浓密得过分的头发，还有那只点着烟的，修长的手。另外，他蓄起的八字胡与他的年龄并不相称，八字胡是为了遮住爷爷打他留下的伤疤。他的八字胡蓄了几十年，现在也是。

7

这次进CCU病房，是父亲一年之内第二次入院，上一次意外发生在几个月前，他突然摔倒在老家一场婚礼的现场。

自那天起，不正常的事接连发生。另一次开车，父亲撞上了一棵树，母亲从此收缴了他的车钥匙。那天之后他开始迷路，走路出门转一圈就找不到回家的方向，再后来，他会指着一杯水，犹豫很久后跟母亲说，我要刷牙。他把喝水说成了刷牙。他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母亲跟他说话，他就像没听到一样，过一会儿嘴里又冒出几句跟母亲说的内容有点关系的话，但那些话常常是“筛边打网的，莫名其妙”（母亲原话）。因为担心自己会说错话，他后来索性就不怎么讲话了，他本来话就不多，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在床上看手机刷短视频，或者发呆。这些状况持续了一两周后，母亲才给我和小喜打电话。

“老年痴呆，肯定是老年痴呆。”母亲在电话里斩钉截铁。

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病。父亲才68岁，这个病这么早就找上了他吗？从母亲描述的症状来看，几乎就是了。我到处寻找关于老年痴呆的信息，请教有照顾这类病症亲人经验的朋友。朋友推荐我一本书，《终结阿尔茨海默病·全球首套预防与逆转老年痴呆的个性化程序》，我把这本书买回家，端端正正放在了书架的最上层，还没有打开塑封。我总觉得，只要不打开这本书，一切就不用面对，我的父亲就不会得这个病。

我坚持要父亲来成都医院做检查，父亲总说没事，他说天气太热了，等天凉些再说。那几天我每天给父亲打电话，但每次拿起电话，说不到两句他就着急要挂掉，我明白是他担心在我面前说错话。除了催他来成都看医生，我也找不到什么说的，就问他，你最近好不好？他总说，好啊，好。然后就是这句：我挂了哦。还没等我回应，他就真的挂了。

又过了一周，老家的弟弟小勇开车送父亲来成都。华西医院最终的诊断结果是“脑部细小血管阻塞”。不是阿尔茨海默病，但说不清哪个更严重。

在医生办公室，我看到了几张脑部CT扫描片，迎着窗户外射进来的光线，父亲的大脑好像被摊平过，以一种完全物质的方式出现。我有些眩晕，仿佛受到阻塞的是我的大脑。我小心接过扫描片，好像父亲真实的大脑就这样放在我的手上。我把它滑入一只塑料袋，塑料袋发出轻轻的、吱吱的声音。

脑部细小血管阻塞是脑梗的一种，爸爸的病情相对轻微，甚至可以说是幸运：处置方式是住院一周治疗，这之后需要更严格地注意饮食和作息，控制好血糖（父亲最近五年每天坚持给自己注射胰岛素），医生的原话：“当然，恢复也不是不可能”。

那么也就是什么都有可能。

疫情期间住院很不方便，只能一个人陪护，别的家属无法探视。父亲的治疗方案只是每天在固定的时间输液。在请教了几位医生朋友之后，我们决定在住院部附近的酒店开两个房间，每天走路去输液（做到这一点需要和医院签署一份后果自负的文件）。父亲当时还很乐观，有一天傍晚，他抛下我和母亲一个人就去输液了。打电话他不接，医院的电话也打不通。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回到了酒店，他带着胜利者的喜悦大口喘气。他说已经输完液了，回来的时候他围着华西医院转了两圈，最终还是找到了通往酒店的路。他想证明自己很好，他做到了。

8

出院后，父亲和母亲以“有很多场酒要吃”为理由回老家了，他们总能找到各种理由离开成都回老家，东家办婚宴，西邻搬新家，院子里的花草该浇水了，你奶奶一个人寂寞。

母亲打电话说，父亲不再喝酒了，他每天走路去县城河滨公园跟一帮老朋友喝茶，喝五块钱一杯的茉莉花茶，玩一种叫“干瞪眼”的纸牌游戏，有时输有时赢。听起来，这是一个让我有点陌生的父亲了。

几年前父亲说过这样的话：“不开车，不喝酒，不打麻将，死了算逑。”

9

四个月之后，春节期间，我带着三个孩子回米易。这一次，父亲比过去说话更结巴，行动更笨拙，母亲责备他的次数也少了。他们并不比以前更相爱，只是父亲的病让他们找到了一种妥协相处的方式。父亲有一种“有些架不必吵，先认输比较舒服”的放弃。难得的放松，仿佛疾病给他带来的不只是病痛，还有某种精神上的彻底解放。

5岁的儿子小披萨刚下车时有点怯生，一个人躲在房门外不愿意进屋，父亲拉着他去了安宁河边，半小时后才回到家里。回来的时候，小披萨就把外公当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一只手拉着外公，另一只手里拿着几个鹅卵石和一根小树枝，说是外公在河边捡了送给他的。他嘴上不停地强调：我只跟外公做朋友，你们谁也不是我的朋友了。

孩子们在房间四处打闹的时候，父亲就半躺在沙发上，眼睛半闭，似睡非睡。有孩子不小心碰到他一下，他会把眼睛用力睁开，调整一下坐在沙发上的位置和方式，再回到之前的状态，眼睛半闭，似睡非睡。

第二天发生了两件小事情。中午，大家陆续坐上桌准备吃晚饭。有人提议喝点酒，父亲也很开心，他说他喝一小杯红酒没问题。我刚准备往高脚杯里倒酒的时候，父亲拿过我手里的红酒瓶说，我来倒。

父亲拿过红酒瓶，把红酒倒进了装着热乎乎的米饭的饭碗里。母亲诧异的眼神没有让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犯错，大家突然安静下来，小披萨一个人哈哈大笑，一边笑一边指着高脚杯说，外公，酒杯在这里呀！父亲微笑的脸凝固了两秒钟，哦，他说，咋回事呢。大家赶紧说起别的什么事了，小小的尴尬似乎就这么溜走了。

过一会儿，父亲左手拿起装着米饭的碗，右手举起筷子捻菜，突然，他手中的碗失去控制掉到了桌上，吧嗒，感觉就像是那只碗自己的意志，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碗没有碎，但碗里的米饭撒出去很远，一部分散落在桌上，另一部分混入了一盘浸满猪油的回锅肉。母亲下意识地“哎呀”了一声，随即控制了自己，大家都装作没事一样帮着收拾桌面。父亲也佯装起一张平静的脸，坐下来拿起那只碗三两下吃完了里面余下的米饭，中途只捻了两三次桌上的菜。

很快父亲就起身离开餐厅，他在客厅沙发上坐了半分钟，又站起来掀起不太平整的沙发巾，把沙发巾重新铺平，整理每一处边角，使得钩针花纹的棉布沙发巾和沙发轮廓完全贴合，比任何时候都要严丝合缝。他需要做点事让自己平静下来。

我给父亲泡了一杯茶，父亲喝茶的表情仿佛是在吞咽一种难以下咽的东西，喝完后咂巴了一下嘴巴，然后他愣起神来，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一种不在场感。再过一会儿他真的睡着了，他的头垂在胸前，胸脯随轻微的鼾声一起一伏。睡着了的他变得很轻很轻，像一片树叶。

10

父亲和母亲同年同月同日生，在一个生产队长大。站在父亲家门口的桉树下往外看，就能看到母亲家所在的村庄。若在桉树下大喊一声，母亲家是能听到的。

父亲的家离深山老林最近，他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那片山林里度过的，砍柴、捡野菌子、摘野果子、打猎。大饥荒年代，有一种叫作“斗争粮”的食物救过全村人的命，父亲每天受命去山里摘斗争粮，摘回来奶奶用石磨推细，做成饼子充饥。斗争粮我后来也去摘过，我们把红红的小豆子用细线穿起来戴在脖子上，幻想它是一串红宝石项链。那小果实我尝过，酸，涩，根本不算是食物的味道。

爷爷做过保甲长，外公则是新中国的村长。吃斗争粮那几年，父亲差点饿死，而母亲家隔壁就是生产队的粮仓。村里的土墙壁都有墙洞眼，外婆做了一条长柄木勺，每天让母亲和她两个妹妹把木勺伸进墙洞眼扒拉稻谷。

母亲跟我说过，父亲小时候憨，又高又瘦，说话结巴。父亲家里穷，只有一条裤子，哪天洗了裤子没晾干，就只好在家里躲着不见人，常被村里的娃儿取笑。“他是后来才长好的。”母亲这么说。

父亲与村庄以外的世界第一次发生关系是在他14岁那年，他参加过大串联，打算去北京天安门见毛主席。他从我们村庄所在的山区出发，背着奶奶给他准备的干粮一直走到河谷地带，与河谷地带的年轻人会合，再顺着安宁河往西昌方向又走了两天的路。导致他没有继续往前走的原因，是他脚上的一双布鞋实在太破，没走多久就不能再穿了。他光脚踩在河滩上，那时是盛夏，河谷地带海拔低气温高，地面上的河沙又粗又烫，他的脚底很快起了一层水泡。他原地休息了两天，大部队在那两天都挤上了成昆铁路的火车，他只好一个人返回村庄。

回到家的父亲在爷爷的安排下做起了铁匠学徒，在离家几里地外的铁匠铺，父亲每天挥舞着铁锤砸向烧红的铁块。现在的父亲每当用力和专注地做什么的时候，眼睛都会鼓起来，嘴巴歪向一边，舌头伸出一小部分摊在两片嘴唇之间。这都是学徒生涯留下的印迹。

学打铁的第二年，从小就在一起玩儿一起长的父亲和母亲确定了恋爱关系。这个关系是外公出面确定的，“15岁不小了”——这是外公的原话。那时候确定关系需要找一个媒人，父亲母亲的媒人都是外公去找的。外公说，整个生产队我就看得起张家这个结巴娃儿，人老实，有手艺会打铁，怎么都能混口饭吃。外公仔细看过父亲的手掌心，还把父亲和母亲的手掌心同时拉到面前认真比对，事后她对母亲说，你跟着这个结巴娃儿吧，一辈子享福。

从15岁到18岁，母亲和父亲的恋爱谈了三年，那时候国家的政策还是18岁就可以结婚，父亲和母亲去乡政府办结婚登记，不巧的是，登记那天结婚登记处的结婚证用完了，办事员让他们改天来。巧的是，第二天国家就改变了政策，要求全国年轻人晚婚晚育，男的推迟到25岁，女的23岁。他们23岁那年又去登记了，这一年父亲年龄不够，还是不让，父亲到处找关系，终于在24岁那年结了婚，距离他们第一次试图结婚已经过去六年了。

六年中，父亲有过两段母亲以外的感情经历，其中一段时间很短，是和乡里一位会计，那位会计很快就嫁了别人，另一段是和一位知青，持续时间两年（知青的故事我后面会说）。父亲和知青分开后第二年跟母亲办好了结婚证（分开后第一年就企图办，但没办成功）。

以上都是母亲跟我说的，母亲还说，即使父亲跟别人谈恋爱了，她和父亲的关系也“到断不断”的。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一点不高兴或者高兴，就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从15岁到24岁，一共9年，父亲每年都去母亲家拜年，每次拜年都给外公外婆各二十元钱，给母亲买一丈二尺布。我问母亲，你那时候喜欢过别人吗？母亲说起一个人的名字，不过，她说，那个人喜欢我比我喜欢他多得多，我还是喜欢你爸多一点。我又问母亲，那个时候谈恋爱怎么谈，母亲白我一眼，懒得回答。

在我5岁那年，父亲和乡场上的几个朋友相约出了一次远门，他们先是南下广州，后来又从广州赶去上海，这一路走走停停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父亲一路经历了很多事，但他总是讲不好，也不怎么讲，只有和他一起去的朋友来了我们家，我们才能听到那些事。他们说父亲在上海的酒店里，把香皂错当成食物，一边啃一边说，闻起来香，怎么吃起来不好吃。他们还说，在广州的时候，有个老板想留下父亲帮他做事，父亲说他娃儿还小，拒绝了。离开广州去上海，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还经过了杭州，在杭州大街上，父亲抓住了一个偷钱包的小偷。父亲的朋友说，父亲把钱包从小偷手里夺回来还给失主，同时自己给了小偷两块钱，让小偷买点吃的，他跟小偷说，外地人吧，不管哪儿的人，要好好做人。那个小偷后来跟着父亲一行到了上海，最后还是回自己老家了。

回了村的父亲开始在村中心修建自己的房屋，全村第一座刷了白石灰的房屋，虽然墙体还是用泥巴舂起来的，但看上去跟县城附近那些砖砌青瓦白房已没什么两样了。我们从爷爷的家搬了出来，这件事对父亲意义重大，父亲在我们新家门口的一片水泥地上用碎瓷片镶了一组数字：“1986”。这组数字如今还在那里。

父亲话不多，也不爱笑，加上高鼻梁八字胡和深邃的黑眼珠，看起来很严肃，小孩子们都有几分怕他。我有个叫文娅的小表妹来我家，父亲多看她几眼她就哭起来。父亲做任何事都特别认真，他是那种一躺下就睡得像一块石头，一醒来就精神抖擞的人。用母亲的话来说，父亲“屙屎的时候背都打得笔直”。他喜欢在村口跟人下象棋，他每走出一步棋都是一件大得不得了的事。他通常将棋子举在空中，皱着眉歪着嘴，舌头摊在双唇之间，棋子半天落不下去，围观的一群人跟着他着急，跟着他停顿，跟着他张开嘴仰头，有时候到最后，他一声“算了”，将棋子放回原位，引来四周一阵吁呼。

父亲常被以母亲为首的人取笑，尽管如此，他有天生的领导力，大家喜欢跟他在一起，而且有他在的地方，哪怕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也从没有人无视他的存在。

1986年冬，父亲第一次从外面背回柴油发电机。首次亮灯的那个夜晚，我们家挤满了大人和小孩，父亲启动发电机，巨大的响声在整个山村回荡。我家每个房间里，父亲事先安装好的电灯泡都亮了起来。人们走进房间，尤其在灶房里流连。那些即使在白天也很灰暗的角落，灶堂边、水缸与地面之间的缝隙、木柴堆旁的狗窝全部都被电灯照得清清楚楚。有老人眯着眼睛看向灯泡，同时发出惊叹：这就是夜明珠啊。从那天起，全村人夜晚的消遣就是来我家看亮灯。

一个夏天的早晨，父亲拉着我顺着村庄旁边的小河走，一直往山里，走到一处瀑布前跟我说，这个水流的落差可以发电。没多久他就真的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微型水电站，全村都通上了电。

父亲又在村里我们新家隔壁办了一间酒厂，用村里人种的小麦和高粱酿白酒。在那之后的五六年，酒厂越办越大，我家院子里晒满混合了酒曲的粮食。我上小学的时候总被班里同学说，我身上一股酒糟味。酒厂十年后停产了，十年后人们更愿意花更少的钱买内地运来的劣质勾兑酒。

十年后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停电了。那个时候我们村里的电已经并入国家电网，高压线架到了村口外的黄土包。父亲被招进电力公司做电工，负责全乡电网的维护（电工的身份一直持续到退休）。“变压器出问题了。”父亲断言。他穿上雨衣跨上摩托车，准备去黄土包维修变压器，临走时他问送他到门口的我，你去不去？我一下跳上摩托后座钻进他的雨衣。

父亲在变电站忙碌，我帮他举手电筒，他让我照哪里我就照哪里，但他还是看不清那些线路，他从我手里拿过电筒，用力张大嘴巴，把电筒含在嘴里继续工作。由于一直张着嘴，他需要工作一会儿就把电筒从嘴里取出来，吞一下快要留到嘴角的口水，这惹得我不停地想笑。有时候父亲仰起头，专注地忙碌着，电筒的光射向遥远的夜空。雨水打湿了他的衣服，而我披着他的雨衣，那真是我一生里梦幻般的时刻。

11

我只在村里的小学上了两年学，父亲就将我送到了乡里的中心小学，父亲有个好朋友是中心小学的语文老师（父亲总有很多村庄外面的好朋友），我一开始就住在那个语文老师家，后来又和初中生们挤大通铺。在镇上读到四年级，父亲将我转学到县城里，总是哪里的“教学质量高”，他就想办法把我送到哪里，住校，或者住亲戚朋友家。

我从小就有一个担心，担心别人不喜欢我。站在教室门口，等着班主任说，来，大家欢迎我们班新来的同学，然后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走向自己的座位——这样的时候太艰难了。不断融入新环境，在一个已经有固定团体和相处模式的集体里，想办法被接纳，是我小小年纪不得不面对的功课。住在不同的或亲近或陌生的家庭，想办法讨人喜欢（至少不讨人厌烦），处处懂道理，得体，要做到这一切，我的办法是让自己变得普通，乖巧，最好不被人看见。这样戴着一副面具去生活，持续时间过长，以至于早已内化成精神，我到现在也无法避免地拥有讨好型人格。

父亲最开始给我取的乳名是“湖亭”，在我们二半山区，大多数人既没有见过湖，也不知道什么是“亭”，大家觉得太难叫了。父亲后来说，湖亭，听起来也像蝴蝶，那就叫蝴蝶吧，小蝴蝶。我们那儿之前也从来没人叫蝴蝶，这名字还无意中引领了小村庄的取名潮流，在我之后，小蜻蜓、小蜜蜂、小鸡宝、小马儿之类的名字渐渐多起来。后来上小学一年级，父亲在两个书名间犹豫不决，“张文美”和“张曼拉”，为什么要叫文美？“有文化的人才美”——这句话他说过好多次。而曼拉呢？父亲没有解释过这个名字。这在当时，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名字，曼拉，我敢说别说我们村了，就整个米易县都不会有第二个人叫这个名字。可能是父亲在上海听见过的，又或者和那位跟他谈过恋爱的女知青有关？

在我对文字有了一些偏颇的理解之后，我爱上了“曼拉”，多么轻松啊，曼拉。曼，双唇自然张开；拉，舌尖在上牙床轻轻一弹。曼拉，毫不费力，无负担，像溪流从高处落在浅滩。我差一点就成了曼拉，父亲通过抓阄的方式最终选择了文美。

我不喜欢文美，小时候我觉得这个名字土，长大一点了，我感觉到“文美”是父亲对我的期望，这期望重了，辛苦了。

曼拉，也许父亲认为他的女儿不配拥有这么轻松的名字？父亲不止一次重复那句话：“有文化的人才美”，有时候他会把“文化”说成“文凭”。

我总是忍不住想，如果我叫曼拉，我的人生一定和现在不一样。曼拉不会成为一个作家，不会从电视台辞职创业，不会生三个孩子，她此刻应该坐在世间的哪个角落搓麻将吧，一张牌扔出去，清一色龙七对，胡了。她对待感情和人生的态度跟我截然相反，她会爱上很多人又轻易抛弃她们，她善于享受并利用自己的外表，她每周去美甲店，喜欢看爆米花电影，她难过了就大哭，高兴了就把一个月工资一次性花光只为买一个限量牌的名牌包。在我一次又一次的想象和编造中，一个叫曼拉的女孩在另一个时空活了下来。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给曼拉写信，我有一个带锁的笔记本，里面全是20岁之前写给曼拉的信，这是其中一封：

曼拉：

你好。我被大学录取了，我爸从乡政府带回了通知书，他把信封随手扔在餐桌上，我马上拿过来打开。但是他说，饭吃了再看。他把信封移到一边，我假装平静地吃完了那顿饭。然后他又说，要不要出去走一圈？录取通知书就放在桌子上没人管，我们沿着家门口的水泥路往左走，走到了当年修建水电站的地方，又折返，一路上都有鸟叫，天气一点都不热。回到家，信封已经被我妈打开了，她不识字，她朝我和爸大叫，搞快点，念给我听呀。我爸这才不慌不忙打开录取通知书。

傍晚，我们全家去乡场下馆子庆祝我考上大学。我爸轰燃了摩托车的油门，整个村子的人都听见了摩托车声。小喜最先跳上去坐在我爸的后面，接着是我，我妈把小勇安顿在父亲面前的油箱上，她自己坐在最后面。我妈将手穿过我和小喜，抓住我爸的裤腰，摩托车整个压下去一截。车子在父亲的驾驶下缓慢移动，逐渐加速，经过两旁长满玉米地的小路，紧接着一转弯驶上了通往县城的大马路。安宁河在我们的一旁流淌，天空那么高，仿佛每个人都在实现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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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做事总有自己的节奏，只要半天不做事，他就开始忧虑，觉得辜负了时间，要是实在找不到事做，他就开始打扫房间（因此我们家的地面总是一尘不染），或者将家具来回腾挪。而母亲是个看起来不需要节奏秩序的人，并且她对父亲整理出的整洁到过分的房间总有轻微的敌意，她会故意搞乱父亲整理好的东西。

父亲爱唱歌，他天生一副好嗓子（可惜只有弟弟小喜遗传了他这个优点），他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唱歌的时候他一点也不口吃。清晨总会有他的歌声从院子飘进我的床头，他最喜欢唱的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和《在希望的田野上》。他唱歌不是为了唱给别人听，而是他自己的需要，就像有人需要喝茶有人需要散步。他在大清早的时候唱，也在被母亲骂过之后小声哼起一些曲调，那些曲调像是一场自我安慰，“没事没事，被骂一顿也没事。”

有时候他做一件事过于认真，也会突然断掉正在唱的一句歌词。比如劈柴遇到一块难劈的，他正在唱着的“在那桃花——”就此戛然而止，他放下斧子，捡起树干横竖看看，把它重新放稳，这才又拿起斧头举过头顶用力劈下去，同时唱起“——盛开的地方”，终于他又可以继续唱啦。

早晨和那些歌声一起进到我房间的，还有一股清水洒在泥土地面上产生的味道，像下过一场密集而短暂的雨之后的味道。父亲端一个不算小的搪瓷盆，里面装满了水，他猛喝一大口水，包在嘴巴里，再用力喷洒出来，地面就是湿漉漉的一层。这么喷洒完整个院子，再打扫完成后，父亲才开始做饭。而母亲这时还躺在床上，嘴里不时抱怨，张洪才你这个老疯子，起那么早做啥子？

母亲很讨厌父亲的一点：父亲做事时总是会制造出各种声响。唱歌和喷水都不算什么，她受不了的是那些突然出现的声音：扫把撞到铁皮门，搪瓷盆掉地上再滚几圈，又或者突然来几个响亮得吓死人的喷嚏，父亲有过敏性鼻炎。

父亲开酒厂的时候，母亲除了用酒糟养猪，还同时开起了全村第一间商店，除了卖父亲酿的酒，还卖一些日用杂货。喂猪开商店的同时母亲还要负责父亲酒厂里五名工人的午饭。她既粗粝又健硕，做这一切驾轻就熟，仿佛天生就会。她每天都要做这些事：喂猪，清理猪的粪便，给菜园浇水，择菜，洗菜，守店，整理货架，算账，生火，煮饭，炒菜，洗碗，收拾厨房。生意不太好的时候，早晨干完养猪的活儿了懒得守店，她转身回房间睡觉去了。有人来买东西，如果我在院子里，她就大喊，蝴蝶，你去。我有时不想答应她，假装没听见，她就对那个买东西的人喊：“你自己进去拿，钱放进抽屉里，要找你的零钱也在里面，自己数。”快到中午了她才爬起来冲进厨房。

母亲最开始迷上打麻将的那几年，她在我家商店旁边的堂屋里开起了麻将馆，每天从早到晚堂屋都挤满了人。早晨父亲在一个大水杯里泡好一泡苦丁茶，所有来打麻将的人都喝那杯苦丁茶，喝完了有人去我家厨房里烧好开水再掺进去。到了晚上，那个大水杯里还有水，茶渣全部沉在底部，喝一口，也似乎还带着点回甜。那个大水杯是搪瓷的，白色，内壁早已被苦丁茶染得黢黑。

有时候我也会抱怨母亲，为什么要整天打麻将。有一个周五的傍晚我就要去乡里的学校了（我8岁开始住校），她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牌桌（哪怕是象征性地）送我出门的意思，我跟她说你就不能先别打麻将，帮我收拾一下我要带去学校的衣服吗？这时候她正打得酣畅，一张牌扔下去，抬起头大喊，老子在挣钱给你读书得嘛。整个堂屋里的人哄笑起来。

母亲从不关心我的学习，要是我某一次考试得了好成绩，回家告诉父亲母亲，父亲会为此多喝二两白酒，母亲则一声“不错嘛”就过去了。她的生活里除了挣钱就没有什么大事，我感觉她对钱的热爱和对我们的爱差不多。她对我的两个弟弟比对我更放松，前些年我有一天在她面前抱怨小喜不好好工作，她回我一句：我觉得小喜挺好的，他又没有去吸毒。

母亲喂猪的时候，猪们蜂拥在猪槽边抢食猪食，母亲系一张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大围裙赶猪，拿一根又粗又长的竹竿打猪的背，同时嘴里发出巨大的吆喝声。她是那么粗鲁，而且很神奇的是，她可以一边用肮脏的话咒骂那些猪，一边转身跟帮工们开玩笑，并发出咯咯咯的大笑声。仿佛她把所有的不痛快都化作了对猪的咒骂，然后才能肆无忌惮地大笑，那些猪也在叫着，和着她的笑声，它们好像很享受被打被驱赶。

我们那里所有的农村女人都一样，一旦嫁给了谁，她们就立即变成了妻子并很快成为母亲，而作为女性自身存在的那部分就了结了。他们的婚礼是一生的高光时刻，既像一朵花郑重其事地盛开，也像一块美丽的橡皮擦，一下子就擦干净了过往的人生。

婚后的母亲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她像男人一样大声武气地说话，做生意，喂猪，骑摩托。她用农村女人少有的方式隐藏她的女性特质。她聪明且强大，做任何事充满决心，也敢于充分表达不满。她还喝酒，并且从来没喝醉过。她因为喝酒在乡村获得了男性群体的认同。她在努力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没有性别的人。

我总会想起一个近乎永恒的场景：母亲年轻时我协助她洗头。她端一盆热水放在屋檐下，蹲下来把头埋在膝盖前面，一头长发从后脑勺往前铺散开垂到了檐坎下。我用搪瓷水杯从水盆里舀水倒在她的头上。有水经过的地方，黑头发闪着油亮的光泽。阳光照在母亲身上。

13

1979年父亲母亲结婚的时候，父亲作为一个“混社会”的人，已经混得比所有村子里的年轻人都优秀了。他当上了村里的团支书，会打铁不说，枪法全村最好，还会木工，两天就能做出一张有简单雕花的桌子，最重要的，他比别的年轻人都会挣钱。尽管说话仍然结巴，但这个缺点已经缩小到成为点缀的地步。对了，父亲还会拉二胡，结婚前父亲甚至还有一把小提琴，因为要置办结婚用品就把小提琴卖了，卖了15元。

父亲和母亲结婚前，和下乡到村里的一位女知青谈了两年的恋爱。父亲就是在那两年里跟着那位知青学会了认字，学认字的课本是毛主席语录，家里有一本被他翻得稀巴烂。后来知青回城，他们的关系就不了了之了。母亲偶尔会在我面前提起那个知青的名字——“胡雪松”。她提起胡雪松的时候没有任何不高兴，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还挺开心的，仿佛那是父亲的荣耀，也顺便变成了她的荣耀。我有一件毛衣就是胡雪松送我的，带钩花的粉色毛衣，胡雪松回城后还与我父亲（后来包括母亲）保持联系。

一个知识青年，怎么可能和父亲这样的人相伴一生呢，母亲就像接纳父亲的口吃一样接纳了胡雪松。

1989年3月的某一天，我们全家一起进城参加胡雪松的婚礼。胡雪松的家在隔壁会理县城，她嫁给了我们县武装部部长，她的工作也调了过来，在县工商局。婚礼在县城最高档的餐厅举行，餐厅的名字叫“实惠餐厅”。

胡雪松的眼睛会发光，白眼仁特别白，最重要的，她穿着裙子，母亲从不穿裙子。坐在饭桌上的我大胆想象过，胡雪松如果是我母亲会是什么样。我想她一定说话温柔，会给我梳好看的发型，教我唱歌，早晨往我脸上认真抹香香。

饭吃到一半，父亲就想离开，母亲说你急啥子急，我还没吃饱。我也不想走，我听说后面新娘要抛花，谁接到谁交好运，我只是想要那捧好看的塑料花。父亲说，他肚子痛要去医院看看，怕是阑尾炎犯了，母亲这才拉着我跟在父亲后面离开了餐厅。到了医院门口父亲就说他不痛了。母亲白眼仁左右翻了好几下说，回家。

母亲那时候是全县为数不多的养猪专业户，最多的时候她养了50头大猪，大猪每天吃父亲酒厂酿酒产生的酒糟，猪吃了酒糟就睡觉，长得特别快。另一次来实惠餐厅吃饭，是我妈作为养猪专业户被政府邀请，那一次吃的是自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