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她总是笑着，但当扫过实验数据或患者病历时，眼里似乎总是藏着锐利。
这是王红阳，中国两院里为数不多的戎装女院士之一，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创始主任。她衣着利落，短发微卷，走起路来，腰背挺得板正，以个人魄力持续挑战科研禁区。她是科研战场上的“较真者”，也是容不得半点糊弄的“严师”。
和她的研究员们聊天，才知道在她面前，的确没有什么事可以被糊弄过去。
她会逐页审阅课题报告，不允许偷懒或者模仿；审批经费很严格，“该用的钱就用，不该用的根本经不住拷问”，只把资源砸在刀刃上。这份近乎“苛刻”的严谨，源自她对生命的敬畏—那些在她眼前逝去的癌症患者，让“为病人解决问题”成为毕生信念，而非空谈。
很难相信，从军从医50余年的她，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看不出一点疲态。想要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想要开一条从未开过的路，只要她下了决心，一切都有可能。年少时不顾一切辞去铁饭碗从军时如此，去德国马普生化研究所工作时也是如此，带一箱器材回国开启肝胆基础研究时，还是如此。
1987年，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因筹备“中德医学协会”上海年会，对仅有一面之缘的王红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才惜才的吴孟超就和恩师裘法祖联名推荐这个年轻的消化内科女医生去德国留学。1997年，当细胞信号转导研究先驱乌尔里希教授用优渥条件挽留时，她已打包好一箱试剂，准备带回一穷二白的中国肝胆研究领域。乌尔里希教授只能抱着遗憾放她回国，在推荐信里不舍地写道：“她是我科研生涯遇到的这么多研究员当中，最优秀的10%。”
回国初期在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建起中德合作实验室，质疑声此起彼伏：“外科医院要女内科医生搞基础研究？”但她始终一往直前地坚守。杨振宁先生在来院参观时惊叹：“这是一流的实验室”。
真正推动她走过这一路的，是曾经一个接一个，在她眼前倒下的癌症晚期患者。出发的原因，她从未忘记过：要为病人解决问题。这已经不只是个人壮志，而是家国大事。
中国是一个肝癌大国，是全球肝癌发病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约占全球肝癌总病例的一半。由于病因不断更新换代，时至今日，中国仍有4亿人深受肝病困扰。吴孟超在上世纪中叶说的一句“要把肝癌大国的帽子扔进太平洋”背后，是包括王红阳在内的几代中国医学家前赴后继。
“早诊早治是前哨战，终末治疗是攻坚战，我们必须两手都硬。”王红阳带领团队15年磨一剑，研发出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肝癌诊断试剂盒，临床应用近80万人次。她还带领团队在胆管癌的“坚硬盔甲”上找到靶点，让曾经的“癌中之王”初现治疗曙光；牵头建立覆盖全国的肝癌早期筛查和预警队列研究，令肝病发病率和病死率逐年下降。
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不仅是一位女性成为院士的励志故事，也不只记录了一个癌症时代的转向，它的更细微却可贵之处在于，一颗“治病救人”的种子，如何从贫瘠的土壤中生长出来，最终成为参天之姿，并培育起连片的森林。
列车驶向荒漠
上海杨浦区长海路225号，吴孟超曾在此把长海医院的一个小科室孕育成中国第一所肝胆专科医院。
五月中旬的上海下了暴雨，长海路上没什么人，但进入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杨浦院区，就能看到略显忙碌的门诊大厅，穿过去，两分钟即走到了王红阳驻守了28年的3号楼。大楼内部构造简单，层间略显低矮，实验室保留着千禧年初的布局，桌面上摆满了小型器材和瓶瓶罐罐。
“那些改变肝癌诊疗史的历史性发现，就是诞生在这里？”“就是这里。”
更具现代化、仪器更先进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已在嘉定新院落成，但王红阳仍习惯在这里办公。她的办公室有一张人体工学椅，但她不要坐，就找来一张最基础的木凳子，这样更踏实。不论外面是下雨打雷，还是飘雪凝霜，她就坐在那里。
正在读研二的李诗瑶去年在某个夜里12点做完实验，准备回家，抬头一看，院士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她暗自佩服，“一个73岁的人还在为科研数据分析熬通宵，我们有什么资格说‘躺平’？”
再回溯王红阳的人生，好像一路都是这样走过，恰似一列不断驶向荒漠的列车。从大城市到大西北的荒漠，从临床医学到基础研究的荒漠，从顶尖研究所到空白实验室的荒漠。如果她在年少时选择“随波逐流”，也许会在区委机关较为稳定地度过一生，但她身上的那股拧劲儿，让她不断推翻眼前的路，又走向一条新的路，重塑一个自己。
17岁那年，这个在江南长大的女孩提前送了自己一份成人礼：从军。她辞掉了机关工作，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大西北的野战医院入伍。
她在野战医院学到的第一课，是目睹宁夏固原的妇女在土窑里承受生育之痛—有位母亲19次妊娠，却只留下3个孩子，产后感染的伤口在艾草烟熏中溃烂流脓。
“那时我才懂，医学不仅是治病，更是要在贫瘠之地种下希望的种子。”
再回忆起来，她仍然难掩痛苦。王红阳告诉南风窗，在那个时刻，她发现祖国需要提升整体的医疗卫生条件，这些妇女也需要有人来帮助。但不久后，她又意识到这不只是医疗保障的问题，还要提升核心的医疗能力。
那是1973年的寒冬，王红阳的父亲罹患肺癌去世了。在病床前，她看见所有的止痛药在癌细胞面前都苍白无力，专家会诊后的摇头，让年轻的王红阳再一次看到了医学的局限。“连大城市都束手无策，那些偏远地区的患者该怎么办？”
带着这样的不甘，她再次登上列车，目的地变成了第二军医大学。彼时，当同龄人忙着在稳定的岗位上扎根时，她却走进了百废待兴的医学荒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