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年春节，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教授，就同样的课题，埋首在海外的实验室里，带着研究小组，帮助杨、李二人一同证明出了史前未有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可诺奖没有这位科学家的名字。

她叫吴健雄，美国物理学会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性会长，曾获得了除诺贝尔奖以外的几乎所有物理学世界大奖，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1983年，复旦大学新上任的校长决定力排众议，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学科改革—打破原有的文理科单一模式，增设技术科学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等多个学院，将复旦变成一所综合性大学。这名带领复旦大学进行改革的先锋，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校长、开创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科和表面物理学的科学家谢希德。

当这些名字浮出历史地表后，女性在科学领域的贡献和开拓，逐渐为人所知。

可“巾帼不让须眉”的赞叹，本质上源于稀缺性。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年统计数据，全世界科研人员中女性占比仅约33%，只有4%的诺贝尔科学奖颁发给了女性。而三年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4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女性在科技相关职位中的占比仅为28%，在领导层中的比例仅有10%。

某种意义上，科研精神与领导力似乎存在冲突性，前者要求对真理的绝对追随，后者则是与人打交道的艺术，需要对人与事作出综合排布。但放在数百年的人类史视野里，女性在创造领域与在领导领域的进步，像是两条腿，互不可缺。

与文学艺术的天赋不同，科学研究极大地依赖专业系统的学校教育，依赖实验室、硬件技术，以及走在全世界前沿的经验。因此，那些具有开创性的女性科学家，大多都在她们那个时代具备一定超越性条件和机会，她们对科学领域的反哺，也总归承担着破旧立新的开拓任务。

站在时代前沿的她们，成为用身躯挡住风雨的人，是替身后志于科学的女性踏浪的人，更要成为“好风凭借力”的那股风。

开拓的力

在1983年之前，新中国的大学是没有女校长的。

在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之前，谢希德已经在本校物理学系做了32年教授。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完博士，她就在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下逆流而上，坚持回国，受邀入职复旦大学。成为校长时，谢希德已经62岁了，同时还是一位妻子、母亲，以及一个与乳腺癌抗争近20年的女性。

年龄、身份，以及当时认为女性缺少领导风范的偏见，没有限制谢希德的管理能力与决断力。这个身形瘦弱的女校长，不动声色地完成了许多破旧立新的开拓工作。

1951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后，谢希德面对的，是几乎零基础、无教材的学科模式。长达近半个世纪时间，国内高校的教材大多直接采用苏联教材，教育与知识体系采取相对保守和封闭的态度，采取单一的文理分科，也是意在提高效率。

任教授期间，谢希德始终坚持自己编写油印教材。1956年，她与北京大学的黄昆教授一起编写了《半导体物理学》，这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一本物理学教材。

身为1940年代就远赴海外的留学生，谢希德深知对外交流、吸纳多元文化对于治学与研究的重要性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起之时她每年要为上百名学生撰写推荐信，几乎来者不拒。1979年5月，复旦大学共18名学生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由于超出了公派名额标准，谢希德首次提出了自费公派。

作为一个女领导，谢希德也丝毫没有让自己的母亲身份与前者相违。任职校长期间，她的儿子曹德正也刚好在复旦物理系就读，却从未借过母亲校长之便，就连从家带一床棉被到学校去，谢希德都拒绝用自己的汽车帮儿子携一程。

女性是否真的很难在领导岗位上做到不偏不倚，更容易“感情用事”？唯一的解答方法不是科学研究，而是实践与事实。

时间倒退30年，就在谢希德攻读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的时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迎来了史上第一位非裔女性领导—多萝西·沃恩。

1949年，30岁的多萝西作为“西区计算机”的管理者，带领一个由女性数学家组成的团队编写计算机代数方法手册。直到1958年NASA成立时，她加入综合分析与计算部门的领导，教男性工程师使用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