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我梦见了小林，他手里捧着一张金灿灿的获奖证书，笑眯眯地吹着口哨向我走来。我欣喜若狂地大声喊起来：“嗨，你这个大头！”没等我把话说完，梦断了。

我们认识在澄衷小学，妈怕我转入新学校不习惯，去找邻居小林姆妈，请她同在此校上学的儿子照顾我。那年，小林九岁，我七岁。每天我们牵着手去上学。走在路上，他爱捡石头，黑的、歪的、稀奇古怪的石头，他都当宝贝藏起来。我爱采树叶，圆的、扁的、三角的，弄平了夹在书里。有时看见一棵没见过的树，便央他爬上去。他把书包一扔刷刷刷地上树，轻轻巧巧地就摘下我要的叶片。

小林有八个兄妹，只有父亲一人做工，家里很困难。由于缺乏营养，他长得很瘦弱，一个与他身体比例极不相称的大脑袋，沉甸甸地嵌在他狭窄的肩上，我们为此都叫他“大头”。他整年穿着一条打补丁的黑裤子，一件用他父亲工作服改成的蓝褂子，用一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花布袋装书，破的洞用线缝着。铅笔、橡皮、刀片等都是小林眼中的奢侈品，很短很短的铅笔头，他也舍不得丢，用一根细竹管套起来再用。他常捡别人丢弃的废纸，抹平了在空白处做习题。尽管如此，小林却是我们全校闻名的好学生，每学期他总是年级第一名，享受学费全免，还捧回一堆奖品。

小林不但学习成绩好，还会打球、唱歌、演戏，最绝的是吹口哨，吹出各种中外乐曲，简直是文武双全，样样都行。他做什么都带着我，我学不会或不愿学，就要被他骂“真笨”。有一年寒假，里弄干部组织我们在校的小学生，为散居儿童服务（当时刚解放，还有不少孩子未能入学）。小林编了剧本。他让我演小姑娘，自己穿着借来的大头皮鞋，一顶鸭舌帽翻过来戴，演日本鬼子。他一面用口哨吹着可怕的曲调当伴奏，一面手提马粪纸制作的枪，恶狠狠地追我，直到“乒”地一声把我打“死”。天很冷，我得躺在地上“光荣牺牲”，每次都把我冻得够呛。大人们怕我冷，找麻袋垫在地上，他却不许，说，演戏就得像真的一样，不能造假。我只好忍了。当“新四军”把他抓住时，小林要用口哨吹奏胜利的曲子。看到一个“日本鬼子”当了俘虏，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嘴里却吹着欢快的乐曲，实在太可笑了。每演到此，男女老少无不笑得前俯后仰，我俩为此变成了全弄堂人人皆知的“明星”。

每到晚上，一群小伙伴总爱坐在弄堂口的台阶上，谈各种有趣的事。小林爱摆弄石头，我喜欢研究树叶，我们交换着各自得意的作品，有时为对方找到了一个新品种，就郑重其事地赠给对方。小林教大家认天上的星星，那木勺一样的北斗星就是他教会我认识的。他说，黑夜走路，只要找到北斗，就不会迷路，我至今还有这本事。我们最喜欢玩“过家家”，小伙伴们把我藏起来，要小林来“娶”我。他总是认真地扮演“新郎”，费尽心机找到我，牵着我的手去“拜天地”。每次，小伙伴们总羞他：“讨新娘子，哪有走来的，要有花轿！”听大家起哄，他就会一本正经地说：“将来，我一定用车来接她，一辆四匹马拉的车，车上都是鲜花！”每次，孩子们都会大笑大叫，我则低着头，学着“新娘”的样子，老老实实地站在他旁边。

无忧无虑的童年一晃就过去了。小林考上了市东中学，一年之后，我进了住读的行知中学。我们一周才能见一次面。每到星期六下午，我回家扔下书包，就奔到小林家去。我骄傲地介绍我们学校有那么多树，各种树叶总也采不完，两株广玉兰都要碰到天了。小林说，他们的数学老师什么样的难题都能解，语文老师以前是编辑，一肚子学问，出口成章……说到最后，他就要叹气了，说要能到行知中学去看看就好了。我也沉默了，心里不止一次地希望能到市东中学和他在一个学校读书。

整个中学时代，我和小林盼周末就像盼过节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不知不觉地长大了。一九五七年，小林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了。我抄录了全国所有名牌大学的理工科专业，我们久久地在一起讨论、比较。经过激烈的争论，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报考北京大学地球化学系，让小林实现童年的理想，去研究石头。更重要的是，北大有我心仪的中文系，一年之后我也可以考到这个学校去。小林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他接到通知后，我比他还高兴，拉着他在弄堂里奔来奔去，逢人就大声嚷嚷：“小林要上大学了！”

小林要走了，他的行李极为简单。那些他从小就当作宝贝一样的石头，由于出不起行李费无法带走，都交给了我。在他的书包里，有用筷子、铅笔、大头针和橡皮筋做成的圆规，有用废木条刻成的木尺，还有一小包各式各样的铅笔头，准备在他艰苦的学习生活中继续陪伴着他，只有我送的钢笔，是新的。临走前夕，他来与我告别，他说：“我先去，明年等你来。”我使劲点着头说：“当然，我一定来。北大再见！”我们高高兴兴地在楼梯口道别。

小林走了，他从北京给我写来许多信。他为我收集文章，抄录我寄给他的诗（也有小说、散文）。他为了节约邮资，常把信卷起来当印刷品寄给我。每封信的末尾，他都用端端正正的大字写上：“我在北大等着你！”而我则拼命地用功，每封信的末尾，也用大字写上：“北大再见！”

是的，我们是应该而且可以在北大再见的。十二岁就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我，对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