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区富成花园北门右侧的一栋独立小楼，是东南大学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在北京的办公楼，院长华生经常背着一只黑色双肩包来这里开会、办公。他的办公桌上支着两部平板电脑，面前一张纸上是他在上班路上随手记下的灵感，也是他要更新的微博要点。

华生的微博有93.7万粉丝，个人简介是东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最近两个月，他连发四篇微博长文，分析关税战的原因，预判趋势，提出建议。

华生曾担任一家市值达数十亿元公司的董事长，有人称他为“中国经济学家中的首富”。但72岁的他并不打算退休享受生活，依旧笔耕不辍，针对现实议题发声。他说，自己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应该回馈社会。

“2000年至2005年我担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时确定的校训就是‘回报’。写文章很痛苦，但能对社会产生影响，我感到很愉快，这或许就是一种自我实现。”华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莫干山论剑

华生说，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对底层群体的不易，有“触及灵魂”的体会，所以做研究能接地气。这是因为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乡村和田间地头度过的。

华生从小跟着姨父姨妈一起生活，上的是江苏省委幼儿园，生活优渥。1957年姨父姨妈双双被打成“右派”，1962年他家中又被深挖出所谓“国民党中统特务”，他成了“黑五类”子女，境遇骤变。1968年，他初中没上完，就到村里插队。

华生不爱和人交流，只喜欢坐在田埂上读书。那时能读到的主要是马列著作，但他从中学到了很多社会学和经济学知识，书中的社会公平意识也对他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恢复高考后，华生1978年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马列师资班经济学专业。1982年秋，他又考进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很快，他就因大胆的作风和优秀的辩才而小有名气了。

那是入学不久，他代替患病的导师王绍飞参加一次讨论银行体制改革的会议，当场和主持会议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争辩起来。刘鸿儒对这个“胆子大”的年轻人印象很深，后来主持会议还特地提名他参加。

1985年3月，首都几所大学组织研究生经济改革理论研讨辩论会，华生与平新乔分别代表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大学作了主题演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陈兴动在这次研讨会上与华生初次见面，对他的印象是口才好，雄辩，观点犀利，气势也很压人，很高傲。

平日里，华生喜欢“宅”在宿舍，很少出去社交。他的一些同学已开始参与筹备“莫干山会议”，他却毫不知情。偶然间，他看到这次会议的征文启事，才知道此事。他投了一篇论文《转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上来》，顺利入选，获得了参会资格。

1984年9月，“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举行，史称“莫干山会议”。上山途中和参会期间，华生结识了马凯、马宾、吴稼祥、金观涛、张维迎、周其仁、徐景安、常修泽、贾康、王小鲁、高梁等一批后来长期活跃在中国经济领域前沿的人。

会议收到1300多份征文投稿，其中124篇入选。124位参会代表分成宏观组、企业组、开放组、流通组、金融组、农村组、理论组七个专题小组，华生分在宏观组（后改为价格组）。随着研讨的深入，会议的重点转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配套改革。

当时改革重心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其中价格改革是核心问题，因此价格组争论最为激烈，除正式议程外还开辟了专场夜间挂牌讨论。

争论主要在“调派”和“放派”之间进行。“调派”是主流派，其中又可分为“大调”和“小调”两种观点。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等人主张要大步调整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清华在职研究生周小川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楼继伟、李剑阁等人则提出“小步快调”。以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则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

华生、蒋跃、高梁、张少杰等几位来自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经过几天通宵讨论，综合了两派观点，提出“放调结合”，即自觉利用当时实际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逐步缩小计划统配部分，扩大计划外市场自由调节部分，使这两种价格逐步靠拢，最后达到统一。

大论战之夜，华生代表“放调结合”派发言。有参会者回忆，他辩才过人，使这种思路很快赢得会议多数人支持。

国务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来杭州听取汇报，价格组将汇报任务交给了华生。华生汇报时，张劲夫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他没有表态，只是问了一些问题，华生一一作答。

莫干山会议结束后，每个专题组要写一份报告。由于价格专题是争论焦点，价格组的报告附了两份分报告，一份是以调为主的思路，由田源执笔；一份是放调结合思路，由华生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