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先后罹患三种癌症,这是什么样的概率?
对歌手张咪来说,更残酷的是,扁桃体癌、口咽癌、舌癌,病灶几乎全部聚集在她的嗓子上。
2024年11月19日,在前两次患癌达到临床5年安全期的时候,张咪公布了自己再一次确认舌癌的消息。
而在前两轮的治疗中,她刚刚幸运地成为医生口中“5%”的存活者。
今年56岁的张咪,几乎唱了一辈子的歌。凭借一副好嗓子,她一路从东北的群山中走出,在最辉煌的20世纪90年代,大街小巷的店铺都在放她演唱的《奉献》;每一次亮相体育馆,呼喊她名字的音浪叠加在一起,从四面八方涌来。上过5次春晚,也挨过患病的5年,一旦有恢复的迹象,她都会重新靠近话筒。她甚至觉得这两年自己的唱功才爬到顶峰,但第三次,命运没有给她其他选项,只能接受手术,切掉半个舌头。这也等于彻底断送了她的艺术生命。
曾引以为傲的天赋,被变本加厉地夺走,甚至一度无法正常发出声音,这对一个歌手来说,意味着什么?去年年底,我们联系到了张咪,那时她刚做完手术,还不能说话。给她发去访谈问题的几天后,我们收到了一个文件夹,张咪以笔作答,手写了20页纸,密密麻麻。
等到她说话,是在北京的初春,我们聊了一个下午。这是张咪在失去半侧舌头后第一次开口说这么久的话,她慢慢地讲述,时不时会停顿,能看出来她在努力地让自己的咬字更清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发现,她的表达于听者而言其实没有什么障碍。
张咪说,正是因为前半生的起伏波折,在人生很多时刻,她都不是一个乐观的人,但这次手术后,她在海边过了一个比以往都长的春节,每天被小鸟的叫声唤醒,听到海风海浪的声音,那是她听过的最好的旋律。
以下是张咪的讲述。
半个舌头
去年8月12日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天我回到了医院,做了检查,最后取出了用来做化疗的输液港。
从2019年起,我先后被确诊了扁桃体癌和口咽癌,其中扁桃体癌是四期晚期,已经过了手术可以切除的阶段,只能靠放化疗。到了2024年,患癌满5年。对于癌症患者来说,5年的时间点很重要,因为在临床上,如果到这个时间还不复发,就意味着进入了安全期。
这5年来,我一直都在长口腔溃疡,这是癌症的伴生症状,从医院回来后,我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但这一次的溃疡比之前更严重,用了各种药都不见好。
再一次回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我,我第三次患上了癌症,是舌癌——上一次放化疗射线的产物。听到结果后我当场就崩溃了,用了5年,刚走出鬼门关,却又给我推了回来。
更让人绝望的是,这次因为病灶在舌侧,唯一的治疗方案就是竖着切掉一半舌头。与癌症打交道这么多年,“没得选”是我最熟悉的话,又一次没得选,办理住院手续,等待手术排期。
这是我患癌后第一次真正走上手术台,要切掉的还是我作为歌手赖以生存的舌头。手术前一晚,我整夜睡不着,就在想,割舌头到底会有多痛?以后说话怎么办?味觉是不是会消失?想想这些都可以忍,实在没法忍受的是:歌唱生命彻底没有了,我之后还能干吗?
幸运的是,手术很成功,但很快我就开始明白,失去半个舌头带来的麻烦,远超我的预想。
最小的事情就比如出院时,我们要打车回家。我老公是外国人,用不明白打车软件,只好我来打,正好是冬天,我又刚刚做完手术,就想着让司机师傅开进来停在楼下。这本来是件很简单的事,我都点开软件了,突然才想到说不了话,我老公不会说,就很难和师傅讲清楚。最后,还是靠我一位正好也在住院的朋友帮忙,才坐上了车。
渐渐地适应了一言不发的日子,再开口说话也来得很意外。大概是春节那段时间,我老公和来探望我的朋友因为护理上的认知不同,当着我的面吵了起来,我急得不行,一句“你给我朋友道歉”就这么脱口而出。争论的场面立刻安静了,我们都蒙了,一是觉得我终于能开口说话了,二也是觉得,现在我的声音,实在是和之前太不一样了。
能说话了,我欣喜。但同时,心里那点仅存的“可以继续唱歌”的火苗,也熄灭了。
前几天,一位朋友过来拉走了我的钢琴。那架钢琴曾经陪伴了我很多年,直到送走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在试,但确实是唱不了,没办法再琴瑟和鸣了。送走它情感上肯定是特别难受的,但放在家里,我更不舒服,也心酸,不想再看到这些过往的东西。
做歌手这么多年,家里也有很多歌唱比赛的奖杯。我都准备扔掉其中一大部分,但临了,又有点犹豫,就放在了门外收垃圾的地方。过了一会儿,我老公回家,看见他手里有个袋子,他把那些奖杯又拎了回来。他说:“你应该留下这些。”
5%
在我的前半生里,从来就没有想到癌症这两个字会和自己有关联,我的身体素质一直很好,烟酒也不沾,那时候我对自己的身体太自信了,极少去医院,也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保险。年轻时,我甚至可以连续36小时工作,拍MV、跳舞,都没有事儿。工作人员都累倒了,他们问我,“咪姐你还是人吗?”我说我是鬼。
转折发生在2018年,那时我和我老公住在加拿大,年初,我去拔了一颗智齿。但自那之后,拔牙的地方就经常发炎,开始医生只是建议我吃消炎药,但没多久又会发炎,药也只能反反复复吃。
到了6月,我发现自己的嘴渐渐张不开了。我去看过好几次医生,还做了两次核磁检查,结果都显示没有异常。国外的医生找不到源头,最后给我的定性是颌面关节紊乱。但很明显,我那时候情况一天比一天差,我和老公就商量要回国找医生再看。
回来后到处求医。到了2019年的春天,我终于排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号,4月12日,我被正式确诊为扁桃体癌晚期四期,癌细胞也开始转移了,相当于同时我还确诊了口咽癌。
患癌、晚期、转移,这些字眼我们一开始根本接受不了。记得检查报告出来的那天,是经纪人去医院帮我拿的,他在往我家来的路上就在哭,好不容易收拾好心情进门了,没聊10分钟,我看到他眼睛是红的,后面就变成了经纪人、我和我老公三个人一起哭。
我们去问医生,晚期应该怎么办?医生也很无奈,癌症早期还能做手术,到了这时候就没法切了。我继续问,我还有多少时间?我记得之前会有那种医生告诉病人还有一年、半年,或者几个月的情况,但他告诉我:很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