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考试之残酷，与今天的高考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拿会试来说，一是科次少，常科三年一科，加上恩科、加科，平均两年多才考一次。二是每科录取人数少，多则400人左右，少则不足百人。因此，对于绝大多数读书人而言，一旦踏上科举之路，其艰难程度，几乎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

学习煎熬

科举的读书、写作练习与现在不想“输在起跑线上”的学生的学习差不多，从小就要努力。科举时代，读书人身上所承载的，既有个人前途命运的考量，也有光大门楣的盘算，是实实在在的“压力山大”。

一是个人前途带来的压力。那时候，中科第是读书人唯一的“正途”，舍此就等于走上“绝路”，所以读书形同“玩命”。据说，邓廷桢考秀才屡考不中，就在自己书房中挂一副对联：“满盘打算，绝无半点生机，饿死不如读死；仔细思量，仍有一条出路，文通即是运通。”

二是长辈期望高、管教严。有个叫叶桂的秀才，父亲是低级武官，没读过多少书，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因为叶桂乡试屡考不中，竟“郁郁而终”。叶桂因此而压力倍增，后来参加乡试，还梦见父亲斥责他：“屡试不第，总由尔不用心之故！”王荣世的父亲是牛贩子，不识字，每次检查王荣世的课业就是数圆圈的多少。那时候，老师批改学生文章、诗赋，写得好的地方就画圈。所以，王父看不懂儿子写的文诗，就数老师画的圈，圈多就高兴，否则就是一顿暴打。

三是长辈攀比。赵青藜的两个妾在同一年各生了一个儿子，到两兄弟读书时，赵氏亲自批阅二人的文诗，那两个妾就攀比起来。她们与王荣世的父亲一样，因为不识字，就数赵给儿子画了多少圈，一旦发现自己儿子文诗上的圈没有另一个多，就吵骂终日，甚至以绝食相威胁。

四是考生怕人嘲笑。考试的竞争性很强，考不好的人本来就够难受的，如果再遭到考友嘲笑，那就真的是苦不堪言了。张謇年轻时有一次参加州试，成绩排名在一百之外，被一个姓范的考友嘲笑：“假使有一千人去考，要取九百九十九人，只有一个人不取，就是你！”搞得张謇异常难堪，在自己的窗户、蚊帐上都写上“九百九十九”，作为激励自己的警告。

于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就成了无数读书人的真实写照，苦读励志的故事层出不穷。郭琇为了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读书，独自到“深山绝壑中，四无人迹”，做饭烧水之类的活全是自己干，不要人代劳，以免被打扰。陈瑸少时，家境贫寒，又觉得自己资质愚钝，所以学习格外刻苦，“冬不炉，夏不扇”。久而久之，书桌被他的双肘磨出了两个窝。姚莹早年读书，“朝以日曙，夜四鼓不休，倦惟伏案而已”。阎正衡为了读邻居家的《史记》，每日在自家山场砍柴送给邻居作为交换。张謇为了读书，用竹竿夹住辫子睡觉，只要头一动或一翻身，拽得头皮疼，仿效“头悬梁锥刺股”的方法刻苦学习。

这样苦读是非常耗身体的，不少人因此而生病，甚至丢掉性命。张集馨说，他准备会试时，“每为一文，辄至夜分，矜炼刻挚，几于四壁皆殷，当其时自鸣得意，而不知年轻体弱，受病深矣”：身心消耗过度，夜晚“常不能寐，甫合眼，复惊汗而醒”。结果在道光六年（1826年）参加会试时生病，“心神恍惚支离，几至不能完卷”。张集馨还算幸运的。澎湖秀才郭则荣因“苦学致疾卒”，撇下妻子林桂娘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闻者无不心酸。所以，明智的家长在督促孩子学习时，要看他们的身体状况，不能一味要求苦读。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后辈若体不壮实，即不敢催督加功。”毕竟，与科举相比，孩子的健康成长更重要。

考试酸楚

学习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赶考赴试了。这虽不像学习那样长期煎熬，但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赶考主要有两方面的困难：一是路费，二是行程。对于许多穷书生来说，筹措路费非常困难。上海的乔光烈，家道艰难，当塾师挣的钱还不够养家，遇到乡试，常因无路费而无法参加。乾隆元年（1736年），仅凑了八串钱去应试，同伴都怕被他拖累，考完先回了。乔氏没钱，只好靠自己学的一点儿医学知识给人治病，才挣了些钱回家。侯官的杨庆琛，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参加会试，走到苏州时没钱了，只好绕道乍浦，请同乡帮助，筹集了50元银元。返回苏州，又一时不忍，出28元救了一个因贫穷被卖的姑娘。同乡可怜他，凑集十余两银子，才得以入京。但向同乡求助并不是总能如愿。蔡启僔应会试路过淮安，去拜谒同乡、山阳县的邵知县。所谓拜谒，一来是想认识一下官场同乡，二来是想弄点川资。但邵知县却在蔡的名刺上写下“查明回报”四字交给仆人，怀疑蔡启僔是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