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读的日子
作者 陈年喜
发表于 2025年6月

推开门,闻到一股白菜叶子的腐烂味。

门窗紧闭,略为腥酸的腐败味充斥了整个屋子。在屋子的东墙角,一张铺开的编织袋上码着一堆白菜,这是一个月前我从百里外的老家,用摩托车捎来的一捆白菜的剩余部分。上面的一层,叶子已泛黄,因为缩水而紧紧地抱在一起,筋络根根毕现。紧贴地面的几棵已经腐败,渗出一摊水渍。案台上,一棵洗过的白菜,菜体腐烂的部分被菜刀清理掉了,残损但清爽,等待着下一次炊事。显然,这些日子里,这些白菜叶子是儿子肚里的主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当家之一,就是搭锅做饭。

二〇一六年,儿子正读高二。这座狭长县城的偏僻巷子里,我们一家三口在一间十平方米的老屋租住近两年了。这里距儿子的学校差不多一公里,租金要比学校周围的房子便宜一半,坏处是上学、放学儿子要奔跑着来去。初住时,可谓家徒四壁,除了一张床板,一无所有。冬天冻死,夏天闷死。后来我们有了一台电风扇、一张简易的书桌、四五只装杂物的大纸箱。这也是所有租读家庭的家当和情状,可以尽可能腾出少得可怜的空间,也便于随时离开。

县城距老家并不算遥远,但依然十分陌生,在此之前,我们仅仅在需要办某些大事时,才会匆匆而来、匆匆而回。在乡下人的意识里,城乡永远是不相交的两个世界。声势浩大的城镇化浪潮之下,也有许多乡下人搬到了县城,但依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即便心里明白已无回头路了,依然不完全认同城里的这个家。大家每天在自己的屋檐下寄人篱下。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每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们仍会回到老家颓败的老屋住一阵子,按政策这些房子会在三年内扒掉,退房还林还田,自入城那天已不属于他们了,但他们依然住得欢天喜地,至少可以省下一些电费、水费、粮菜钱,也有一种暂时的放下和自由。

儿子高一开学的时候,这儿十多平方米的租住房一个月才二百元,加上水电费杂七杂八,一个月七八百就打住了。后来租金涨到四百,电费也涨了,乡下每度五角,这里涨到一元多。陪读的父母们凑在一块儿,话题总离不了这些烦事,唉声叹气,一脸茫然。我曾见过年轻的陪读母亲,从东头跑到西头,又从西头跑到东头,无数遍地比对土豆的价格和品质,用半天时间,最后买二斤土豆。对于穷人,时间有的是,而钱怎么精打细算都没有多余的。

县城其实并不大,有人说常住人口五万,有人说四万,谁也不清楚,但仅陪读的至少有五千,撒在街街巷巷里,为这个小县城提供了巨大的劳动力储备。有的在饭店帮工,有的在旅馆帮工,按月一千,按天三十。县城建筑业如火如荼,很大程度得益于这些勤快、廉价的乡下男人。每天早晨天放亮,他们骑着自行车赶往工地,灰沉沉的衣角在风中飘动。

我至今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所全县唯一的高中,没有学生食堂和宿舍,其中有没有所谓县城经济的考量?据我所知,在西部这样的状况比比皆是。

县城北新街靠南的地方有一条巷子,叫南巷,长长的南巷深处有一家网吧,叫鱼在水网吧。那是学生们逃课的天堂。没有任何经济实业的县城,网吧自然是重要的实业之一,这样的实业全县城有七八家,且家家生意红火。一个有趣的现实是,在产业发达的南方,网吧这个行业倒是陷入了凋敝,因为年轻人都太忙了。

第一次把儿子从网吧里面揪出来,是个夏天。那是个阴天,雨要下不下,闷得异常。爱人给我打来电话说,老师催问了她好多遍,为什么学生没到校,家长是干什么吃的?我正从外面回来,才出火车站,火车站距县城中心还有五公里。我打了十块钱的出租车,直奔租住屋。

和爱人打遍了所有认识的人的电话,没有儿子的消息。据爱人说,他是早课走的,当时不到六点,学校正在上早操。夏天的六月,六点天早已大亮,但公交与外出的客车都还没有运营,街上的门店也都还没有营业,唯一热闹的只有网吧,那是小县城唯一二十四小时开门纳客的地方。

进鱼在水网吧时,网管们正在换班。上班的人一脸朝气,下班的人形如枯槁。屋里有二十多台电脑,奋战了一夜的人们东倒西歪一片,屏幕上依然在砍砍杀杀,这些人戴着耳机,睡得死气沉沉。看得出,他们大部分是逃课的学生,因为许多人还穿着校服。他们的父母也许此刻正在去庄稼地的路上,或者在建筑工地抱起一摞砖头……

据说有一项研究发现,容易沉溺于虚拟世界的人,命运也最容易被别人主宰。这群孩子将来也许会随波逐流,或身陷深渊,成为种种游戏的牺牲品。虽然世界一直是一个游戏场,但未来的游戏无疑更加诱人和繁复。

把儿子从座位上揪起来时,他充满了不忿,似乎我打扰了他的事业。他沉溺游戏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从他读初中就开始了。游戏的品类一直在变化、升级,像一块永远不能到口的美味,吊着他的胃口。他智商平平,永远无力战胜或摆脱智力精英们设的局。叛逆者都有叛逆的资本或理由,而儿子一样都没有,他把堕落当作叛逆。

本文刊登于《视野》202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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