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第一部
书名——
苏联电影厂点题法、贵族腹语邦达尔丘克导演的七小时电影版，片头与结尾重复同一句话：“如果坏人聚在一起能形成力量，那么好人也应该这样做，道理就这么简单。”
明确主题语。原著中，此话之前是“向全俄罗斯和全世界指明前进的方向”，在尾声第一部。
立此句为主题语，是否托尔斯泰本意？
不是。
托翁拿这句话表现主角皮埃尔的幼稚，是他参加一个反政府组织后的即兴想法，讲给家人听，遭到家人反驳。
皮埃尔言论，听着有理，实则无效。“好人也应该这么做”——应该的多了，谁都可以随口列出一百多条。给您吸引，追看了九十几万字，最后您告诉我们这个？读者会跟托翁急。
好人没法团结到一起。坏人的坏，就在于不让好人团结，制造领土、民族、思想的分裂。一盘散沙，才方便掠夺。“应该”没用，哪怕想出一个应对之策，都比“应该”有思想高度。
将托翁嘲讽的观点，作为原著主题，邦达尔丘克不看书吗？
不是。
是苏联电影厂模式，比如《伊万的童年》，接的剧本是拍一位英勇牺牲的小侦查员，塔尔科夫斯基拍成战争对儿童心理的摧残。厂子不追究违反订单，捧为杰作，送国外争大奖，连萨特都请动站台，对持批评态度的欧洲当红影评人们，写出非得奖不可的公开信。
你也最低限度给点回报吧，能扣上“他真是一位少年英雄”的题就行。
真是最低回报，没拍英雄就义场面，一位苏联军官在德军被炸毁的审讯室，发现死刑登记表，其中有伊万照片。对着照片，电影配上军官内心感叹“真是英雄”的话外音。
如此图省事，不愧是塔尔科夫斯基，电影厂一时无二的宠儿。
不少苏联电影的主题语，与情节内容无关。邦达尔丘克也一样，原著里千选万选，拎出这句，近乎苏联提倡的多国联盟、兄弟党团结的口号，便对付了电影厂生产指标。
给托翁找到当代政宣意义，邦达尔丘克不易。有了这一句，内容随便拍，与“好人团结”无关。
《天皇与日本国命》一书，大篇幅介绍日本贵族的“腹语”。是日常用语，但不是日常意思，告诫驻日的美国情报人员不懂贵族腹语，判断不了他们的行为，会造成情报失误。
王羲之的草书书信集《十七帖》，便是东晋的贵族腹语，现代人看着都是杂事，“我得脚气啦”“送你几个桃”一类，查通信双方地位，应有别的意思。不是桃子代表什么、脚气暗指什么的密电码，是言外之意，比如之前欠交往，突然你升迁到某要职，我写信说我患上脚气，好难受。
示弱，是给你个表态机会。你回信安慰，附送几个桃。明明没友谊，两封信搞得像多年老友，那就是达成了政治结盟，之后可共谋大事。
《战争与和平》，年轻一代看不下去，往往卡在第一卷前四节。对话密集，俄语法语来回跳，补充大量表情、内心活动，但跟对话意思不一致，不是强化是更乱。啰嗦且费解，头大，便弃读了。
其实托尔斯泰是大好人，博物馆解说员一样，示范剖析俄贵族腹语。前四节腹语展示是道关，过了，之后都好读。
“好人团结”是皮埃尔在书中的终极想法，思考能力太低，他仍是个天真的人，成不了上层达人与文化哲人，但鲁钝的人生也是种人生，世上该有天真的人。经过大乱起伏，人并没有质变，只是归于了生活的平静。
依旧凡人，是原著艺术高明之处，否则成好莱坞结局了——大功告成同时精神升华。大事扭转和人格质变，两者一起完成，各民族神话也如此，主角经历患难后掌握历史底牌、文化密码。
《战争与和平》的主角们并没有在故事里质变为达人、哲人，所以才会有尾声第二部，托翁不讲故事，写论文了。
对“依旧凡人”的设计，有一种说法，书名为“战争与和平”，便一定是这种结局。“战争与和平”不是字面意思，是十九世纪沙俄贵族和欧洲贵族通信的一句腹语，表示幕后博弈已完成，此事可封印。
按北京话讲是“到这了”，到此为止，不要再议、不要泄密。拿破仑是个演员，背后是西欧各国王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不断改剧本。剧本定稿，拿破仑拿到失败者戏份。
民众目睹到的拿破仑失败，是一连串不可预知的偶然事件凑成，让民众保持这种认知，背后剧本永远封印，为“战争与和平”。
小圈子必然产生腹语，萨特和波伏娃恋爱，波伏娃要回父母家住一段，留字条“海狸上岸了”，萨特就知道她去哪儿了。写成“战争与和平”，通信双方，便明白大事完了。
日本文化中著名的“元禄忠臣藏”事件，一个地方城主劈伤一位大员，城主给勒令自杀，城主部下报仇，杀了大员后自首，承担集体死刑后果。作为经典忠义故事广为流传，衍生出大量评书、戏曲、影视作品。
但是只讲部下报仇，至于“大员怎么惹了城主，招来刀劈”则不讲，如此著名的故事竟然严重缺陷，没有起因。名导亦不能突破，沟口健二拍，也必须遵循惯例，全片第一个镜头就劈人了，一刀切的开始，一刀之前绝不讲。
日本例子，太过显著，证明除了民族差异，还有制度共性。制度决定的，不管是哪国贵族，只要是贵族，便要搞“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难得，是他将贵族闭口的，讲给平民。取名《战争与和平》，含义是“封印之事”。
对书名的此种解释法，谁说的？
北京人说的。
一位胡同里的闲人老叔，我的少年听闻。西方文艺界是否英雄所见略同，也有此论？阅读范围有限，目前，还未见到。曾寄希望于毛姆评的《战争与和平》，发现毛姆不正经，没评小说，摘录《托尔斯泰传》，变为个人化文字，尽是生活八卦，赚报纸稿费的凑字法。
我能看到的贵族私信，仅是王羲之的《十七帖》，十九世纪沙俄贵族和西欧贵族的私信，超出我人际。京城官宦地，老一辈中，跟欧洲人外语通信的家庭多，他们讲西方事，常出奇语。
你不信他，他摆身份，东西方贵族都是公侯伯子男，共性大了，俺也是旧公爵，比托尔斯泰爵位还高，以高视低，观托尔斯泰这档人，如掌中一水果。
话到这份上，再怎么追究？只能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闲人老叔所言，倒是把书名和结局的关系解释通了，大事封印了，经历者只能“依旧凡人”。曾说服年少之我，理上通了，事上是不是，有待高明之士考证。
女官沙龙——
漠视俄语、巴黎低档圈、高手让棋普希金被称为现代俄语的奠基人，他死于一八三七年，那年英女王登基，三年后，就打鸦片战争了，而俄语才奠基，刚用于文学。普希金大量作品，仍是法语。
《战争与和平》首章，写沙俄太后的女官家办沙龙，贵族们对话，不插法语词就讲不了，整段纯用俄语时是讲笑话，以保证足够逗，说明当时俄语是土话性质。
托尔斯泰总结，那一代俄国贵族不但用法语说话，还用法语思考，有的为标榜自己是老牌贵族，讲俄语的腔调，故意搞得像刚到俄国一年的法国人。
俄贵族不发展俄语的情况，类似清末民初的京城官宦人家迁居天津，造成天津的相声、评书、大鼓都要用北京话，带天津口音会被认为不专业，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偶尔一用天津话，才不算犯忌。天津作家大量以天津方言写小说，建立地域文学特色，要到三十年后的八十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