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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我都被冠以“美食作家”之名，大概是因为我爱吃，写过几本关于食物的书籍，碰巧，还有一本书得了一个杂志颁发的“年度美食作家”奖，所以更加美名远扬，或者说，恶名昭著。我觉得还是源于生命底子里的馋，出生在一九七〇年代的我们这代人，都馋，归因于时代，我们童年时的粮食供应体系，并不会让人饥饿，是一种稳定的、清贫的、无聊赖的食物供应体系，但毫无疑问，并不丰富，更谈不上丰足，猪肉和食油还要凭票供应，局限性可想而知。
吃饱了并不是终结，人还会馋，大概是天性，可能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复杂的食物谱系图过早地写完了，铺在大地上，那么多的品类。凭票供应成功地简化了图谱，只有寥寥数种，当然会馋。小时候我住在湖北宜昌，父母工作的那个工厂是三线建设的典范，远离市中心，位于长江边上，走过厂区狭窄的马路，到厂区的大门口，有一条稍微宽阔点的柏油路，通往一个本地的小集市，名字叫“伍家岗”——当初这里只有五家居住，可以想见其荒芜。我们是新兴食物工业文明，但是还脱离不了这个农业文明里诞生的古老集市，只有一个猪肉摊，还是供销社的，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这个摊子的地位极为显赫。
相比起有路灯和柏油马路的工厂区，这里是泥泞的、肮脏的，菜市场里半夜两点就有人排队，可以买到不用肉票的猪头。我妈就是那个半夜出发去买肉的人，天还没亮，走在泥泞的黄泥路上让人心冷，但是可以买回来整个的、硕大的猪头，再耐心地用火燎，把火钳子放在煤球炉上烫热，然后在毛多处烙下印记，仔细地拔毛。死透的猪头狰狞着，猪眼瞪得大大的，似乎有某种生命的残留。最精华的是猪脑，还有耳朵和猪舌头，所谓“口条”。我完全不记得那些食物的滋味，就记得烹饪好的猪脑的形状，颤颤巍巍在青花米通瓷小碗里的猪脑子，放在大蒸锅里蒸熟了，像一块雪白的豆腐，我妈应该是精心挑去了血丝。这猪脑，却不是给我们吃的，我爸的专属。
吃完了的小碗底部，露出来绘制的青花小龙纹，也不知道那个年代，景德镇怎么做了这类繁复而讲究的瓷器——多年后去景德镇，在瓷器厂看他们做米通瓷，很是有趣。用锐利的机器戳破胎体，然后上一层透明的釉，小碗就变得玲珑剔透起来。这种瓷器另有一名，为“玲珑瓷”，显然不是便宜的东西。在寒酸的年代，中国人似乎也没有放弃对好东西的追求，是能让人们在贫瘠生活的缝隙中呼吸？
八十年代是奇妙的年代，古老的审美体系还留存着，新晋的廉价科技也在争取一席之地。记得那时候大人们津津乐道一种美人杯，喝白酒的小酒杯，只要倒进去白酒，杯子底部就会浮现一个美人头像，估计是当时的当红明星，陈冲或者刘晓庆，包括李秀明，一个五官极其标准的古典美人。可从没有见过实物，也许就是个传说。那个生机勃勃的年代，人们的胃口被打开了，但还是被有限的供应拘束着。
我七岁才在伍家岗的市场上吃到香蕉，我妈带着我买了一串，还记得我说，怎么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异样的香味让我有种飞升的快乐。我妈大概率心里会难受，她成长在富庶的东北吉林的山地小城，旁边就是大兴安岭的余脉，县城附近都是森林，小时候本地成堆的山野果子都是随便卖的，山葡萄、山丁子、覆盆子。堆在街道上贩卖的一箱子一箱子的嘟柿，也就是我们现在才流行的蓝莓的森林中的变种，蓝莹莹的，像街上走的白俄同学的眼睛那么蓝，像毒药，其实非常甜，果肉比蓝莓小，一口下去，只一点滋润的水，不吃的话，很快就会腐烂，保鲜期极为短暂。这些本地山果，运不到外地去，只能做成果酱。同学还喊她去她们家啃山丁子，红色的蔷薇科植物的果实，类似缩微版的苹果，一大串一大串的红，吃完了把籽留在她们家。同学家开酱坊，那种果实的种籽可以做某种香料。
苹果、梨、桃子也为数众多。姥爷开的药房“育生和”在全国采购药品，顺路从关内运进来的香蕉、菠萝，给他的母亲吃，我妈也能沾光，并不觉得香蕉是多么新异。
回到稀少的猪脑，其实我们家平时的各种食物，都是让我们占先，不知道为什么这道菜却总是被我爸独享，大概是他的嗜好？以至于现在一吃到猪脑，就想到此事。猪脑在上海不多见，在四川却普通，稍微精致的餐厅，会用猪脑和豆腐一起，加浓墨重彩的宫保调料烧好，配白米饭吃。我爸当年是用这道菜配白酒，大概是那个食物贫瘠的年代，一种盛大的感官享乐。
说了这，大概解释了自己的馋，馋得穷形尽相，以至于到了食物供应过剩的年代，也就是当今，我还在各处寻找好吃的东西。
那天晚上坐着汽车到玉田县，已经是九点多，网上预定的酒店倒是非常新，可是位于县城之外的城乡结合部，距离有夜宵的街道还有点距离。有点犹豫吃不吃，内心一挣扎，还是出门了，打了个车去“无终大街”，本地最有名，也是最长的一条街道。玉田一直到唐代初年，还被称为“无终县”，来自春秋时此地的“无终国”，“无终”的名目里有一种化外之地的苍茫感，“无始无终”的一个地方，显而易见的遥远之地。可眼前就是一条典型的北方县城的朴素街道，这个时间，开着的餐馆已经不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找对地方，有家驴肉店倒是灯火通明，一进去，白喇喇的灯光，戴着眼镜的中年妇女端坐在柜台前，就和一切北方的类似餐馆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她面前摊着一个书架，她静穆地读着书，上面赫然三个大字，“断舍离”，还不是山下英子那本带点哲学意味的大作，不知道是什么出版社拼凑的一本杂书，用了这个带点玄学感的名字。
此情此境倒很是少有，我有点犹豫地打断她的阅读，她微笑着，有一种迟子建小说里的餐厅老板娘的感觉，热情而不失分寸感，询问我从哪里来。虽然这儿是我母亲的家乡，但我的口音和穿着还是暴露了我来自某个异地。夹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玉田，既不是旅游胜地，也不是经济重心，这里来的外地人不多。
要了两个驴肉火烧，切了盘刚卤制的驴杂，撒满了蒜末，典型华北乡间的食物。事实证明我关于食物的嗅觉还是准确的，节日期间深夜的小餐馆，陆续进来的，都是有点茫然的本地中年人，切盘卤好的驴杂，喝点白酒，倒是不喧闹。他们应该是熟门熟路的食客。
驴杂里，板肠有韧劲，驴肝有种绵密的动物内脏感，醋与蒜和成的汁水让一切都芳香起来。刚烤出来的火烧外皮酥脆，里面夹的是后面厨房里现剁的驴肉和焖子的末，加点生的青椒碎，比北京满大街的驴肉火烧好吃多了。驴肉火烧，毕竟是河北少数拿得出手的食物，在这个不知名的县城依然好吃，简直有点像我在意大利罗马火车站附近吃的一种方形的薄底披萨，上面堆着火腿碎末和小块的西兰花，微加奶酪碎末，一尝之下，惊奇地好。
想起我妈常和我说，她上大学时有限回玉田的几次，就记得鸦鸿桥镇上买回来的小驴肉。我妈奉她父亲命，去集市给她住在村里的奶奶买回来的独享品，盐水卤的，颜色红润，散发着清淡的肉香，比牛肉嫩滑许多。比起食物，更让她觉得舒展的，是西轩湖店村走到附近的大集镇鸦鸿桥的那条大堤，大堤上种满了垂柳，北方的柳树在七八月的阳光下，是最好的遮阳伞。她是来自北京的女大学生，这里只是她短暂的假期旅行地，她还记得自己穿着花旗袍——我姥姥在一九五〇年代，仍然给她做各种时髦衣服，有件蓝灰格子的特别素淡，在满是大花布拉吉的年代，我姥姥执拗地给她动手做自己喜欢的各式旗袍。姥姥出身富贵，女红优秀，不过她只会女红，却不太会做饭。
旗袍是我母亲大学的基本着装。日后她被同学批判生活作风，也是拿穿衣服做案例，“脚蹬高级靴，头戴洋纱巾”。身边的还乡河水畅快地流着，虽是盛夏，也是乡村的好日子。
这条河其实是运河，解决县城南边低洼地的雨水出不去的问题，雍正初年改造成功，这是我后来在县志里得来的知识。
五十年代的食物，虽然统购统销，但不需要凭票购买，供应还比较自由，市场上还能买到驴肉和蜢子虾酱。后者是我姥爷的爱，就从邻近的天津芦台县运来的，有人赶着马车，直接卖到村里，大筐里装着蜢子虾酱、活虾，还有沿海的滩涂上的跳跳鱼。虾酱极为鲜美，用来烩豆腐，或者直接用小葱掐段，拌在一起，任何多余的东西都不加，卷在白面饼里，或蘸着玉米面的窝头吃，也是河北乡村的美味。我姥爷那时候也在北京行医，和我妈一样，不定时从北京到玉田看望亲人，乡村招待他们的饭食，简单而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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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好奇玉田的食物，起因还是馋，走到哪里都不放弃。第一顿饭的驴肉很是合格，可是没有想到，后面几天的食物，每况愈下，基本上敷衍简陋。这个夹缝中的县城，就连吃的，都那么平凡得近乎将就，似乎食物这个日常享受，在本地人的生命里，非常不重要。
我姥爷当年，还真是因为食物的原因离开玉田的，不是馋，是食物带来的羞耻感。是个非常有戏剧感的一个画面，时隔多年，我妈的讲述中，依然充满了悲哀，因为我姥爷向她每次重复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落下眼泪，悲哀的气氛凝固在故事里。
我妈那一辈人，在食物上吃过亏，她永恒的记忆，是食物短缺的年代。一直到现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如果过于丰盛，她会说，这要是在某个年代，有这么一桌，全家人一定会高兴死。如果桌上的食物过于简陋，她也会说，这要是某个年代，这就是一顿盛宴啦。似乎食物的好坏只有一个饥荒年代的标准，这个标准让她获得了某种平衡感。食物不仅是她衡量一家生活水准的度量衡，还是她的时代报警器。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地域的食物的短缺、寒酸、匮乏，会让她不由自主地紧张。
食物是她自己的平衡机制，对食物保持着渴求，对食物供应保持着不偏不倚、平静的尊重感——某种简单的身体本能。
姥爷年轻的时候，村里北院的大油坊过年分油给村户们，是一年一度的村民福利。他十多岁，被他母亲命令拿着家里的“家伙事”去分油——一种黑色的棉花籽压榨出来的食用油。玉田本质上是个贫瘠之地，这里的油坊，提供的不是北方常见的喷香的大豆油，也不是南方平原常见的菜籽油。去年去福建山区的大田县，满山遍野的茶树都结着果实，县城的大街上，就有人晒茶果，均为榨取食用油。榨出来的茶油专门烧荤菜，包括鸡鸭、兔子以及蒸鳗鱼，吃的时候有种极度的晕眩感，鲜美极了。当然不是说茶油可以推广到北方，可确实不理解玉田的大豆为何也这么稀少，也许是棉花籽油最实用？用完棉花后的废物利用？玉田困于自己的贫瘠地貌，有着顽固的食物系统——棉花籽榨出来的黑油黏稠，不香，却是本地人习惯的食品体系。
家家户户拿着盆去领自己家的油，我姥爷十多岁，还是少不更事，他的母亲找了半天，只找出一个大盆，玉田家家户户都有的绿釉瓦盆。他拿着这个大盆，走进屋里，满屋子的人就开始讪笑，打油的人一敲油缸，就说，你怎么不把你们家的瓦缸拿来装油？
所谓的油坊福利，每家每户也就一勺棉花籽油，黑乎乎的，一碗就满了，拿回家，炸辣椒，用来就玉米糊糊。众人开始哄笑。在哄笑中，我姥爷的瓦盆差点摔在地上，他说那时候要是有个地缝，他都能钻进去。身为敏感的少年，他需要尊严感。也就是这次被耻笑，决定了他未来的出走——这种对尊严感的强烈需要伴随了他的一生，使他每到尊严扫地的时候，都想再次出走。
这里的食物一贯地短缺，按说，分配食物的时候，哪怕有小的错误，也不应该被这么集体耻笑，估计还是我姥爷家境不好，格外被嘲弄。在一个集体社会里，嘲笑也是有区别的，谁可以被嘲笑，谁不可以，都有深刻的原因，嘲笑不是必然发生的。多年后看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身为移民的女画家萨宾娜在一个社交场合里，被外交官夫人嘲笑，昆德拉写，她之所以笑，是因为她有那个权力。油坊掌柜可以笑，也是因为他有那个权力。村里的社会等级，是最明白清晰的，我姥爷家在村里，在他没有闯关东发大财之前，是最卑微而寻常的那一类。
他的父亲叫王起，村里人尊称一声“起爷”，也不知道他这名字的由来。多年后，我查看家谱，西轩湖店村有读书的传统，出了无数的庠学生、太学生，也许这声“爷”来源于此。按照我母亲的回忆，她的奶奶，每次说到自己的丈夫，都有乡村妇人流利的辱骂，最典型的一句是，“馋懒曲滑坏”。“曲”和“滑”还不是同一个意思，“曲”大概是心思细密，而“滑”，则是彻底的滑头。除了家境的贫寒让人不满，我母亲的奶奶对丈夫的恨意，还有一个家庭里的隐秘传说，起因同样是食物。
我姥爷的弟弟幼年被他父亲打了一巴掌，没多久就去世了。这个不知名的弟弟，喜欢边吃饭边傻笑，有天家里吃上好的白面条，姥爷的弟弟边傻笑边吃，被他父亲一嘴巴子打过去——我妈的奶奶说，打了一“脖溜子”，应该是扇了大嘴巴。笑声停止了，变成低声的抽泣，没多久，孩子就再也吃不下东西，几个月后就去世了。死因当然不是这个饭桌上的暴力行为，当时的医疗水准低下，也没人检查，原因成谜。我姥爷成为中医后，说应该是肚子里的寄生虫造成的死亡，可是我母亲的奶奶，觉得那个巴掌起了作用，总是说，恨了她丈夫一辈子。
在那个年代，孩子是没有特殊待遇的，有一个成人的权威系统在起作用，孩子要像成年人一样，“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的时候，有各种规矩，最普遍的，“食不言，寝不语”，其他琐屑的，包括筷子不能敲碗，吃饭时不能胸口靠近桌子，夹菜一定要父母先动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