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明：在现在的中文语境里，科幻作品或者说类型文学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商业化或者娱乐为导向的。其实我们之前也聊到过，非网文的类型写作要去追求娱乐性、追求爽感的体验，肯定是比不过网文的。因为网文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产业体系，不管是作者的写作方式，还是对于读者需求的定位和把握，都已经有完整的流程。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写作本来就不是以这种方式为目标的。

我最近有朋友看了某个有科幻元素的二次元非纯文字的企划后，觉得想法非常好。他对我们这样的非商业导向的文字写作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感到有些悲观。的确，可能它既不能提供长篇网文的沉浸性，又没有影视那种强大的视听媒介带来的感官体验，我自己其实也挺早就有类似的感觉，就是我们的读者的绝对人数确实很少。

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这代想要做跨界的作者，尤其是中文创作者会遇到的一个问题。这跟勒古恩或者阿特伍德乃至当代的欧美跨界作者面临的问题还不完全一样。因为在欧美出版市场，是没有国内这样成体系的网文工业的。虽然也有新的娱乐化内容，比如短视频等媒介的兴起，但从文字媒介这个领域来看，仍然是比较传统的出版模式主导。现在的确有一些网文出海的尝试，但是还比较边缘，主流出版市场中，即使非常商业化导向的类型作品，也依然有相对成熟的市场划分和出版标准，不可能像网文或微短剧那样追求极致的娱乐化。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两个选择，一是往更商业化的方向走，二是往更纯文学的方向走。那还有没有可能存在第三条路呢？观察国内其他类型文学，比如奇幻、推理、恐怖等等，也都存在这个问题。这些在欧美图书市场可以摆满好几个书架，形成一个完整生态的类型文学，在中文阅读环境下的处境其实都很微妙。之前在豆瓣阅读写作的时候，它们想做的就是类型文学出版，但是现在转向为直接和影视对接了。那么，在国内的出版市场里，类型文学市场的份额有多大，或者说到底有没有这个市场，其实都是需要思考的。

双翅目：提到市场，我有了一个比较悲观的联想：我们是否正在重返中世纪？在欧洲的中世纪，人们的情感表达比较极端。这一时期情感的蓬勃爆发力是人类社会的特点。当时的许多法庭进程并非理性辩论，而是充满了激烈的情感冲突，从法官到被告、辩护人，他们的对话往往是情感的爆发，有着狂喜和狂悲，甚至是侮辱与谩骂。这种情感的冲突在那个时代非常普遍。

与此同时，“物质的触觉崇拜”也是中世纪社会的一个特点。以西班牙的一些修道院为例，许多人会触摸圣像的某个部位，让它变得异常光滑。文艺复兴前的贵重圣像画往往镀金、镀银、镶嵌各色珠宝，贵金属崇拜也表征着一个强烈依赖感官体验的社会。由于那个时期的文字不普及，也不是大多数人用来思考的工具，绘画和情感成为了主要的表达形式。对神灵的信仰、对宗教的体验，都是非常情绪化的，是非理性思考的产物。

今天，我们社会的情感化和极端化似乎在某些方面又回到了中世纪的某些特点。我们的“流量社会”，尤其是在短视频的泛滥下，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依赖视觉冲击和情绪刺激的时代。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也越来越感性，而非理性。这让我觉得，即便文字普及了，我们仍然可能逐步进入一个“情绪化”而非理性思考主导的社会。这种商品（视觉）触觉化、社会情绪化的转变在全球范围内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

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发展下去，我们的社会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理性和深度，从而更加依赖于感官和情绪体验。面对这样的文化氛围，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所做的写作和思考或许注定不会被大众广泛接受。我现在已经开始接受这一点——我的写作可能只会触及到一小部分人。

这种现象也让我反思文字的意义。文字，尤其是小说，承载着对复杂问题的高密度描绘。与视频和其他媒介不同，视频很难深入讨论法律、社会规则等深层次的抽象内容，而文字却能做到。“历史”本身并不是简单的故事情节，它包含的是“史观”，这是文字能够呈现的深度。文字作为一种媒介，能够以更高的信息密度表达对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深刻理解和总结，这正是它的独特之处。

慕明：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中世纪圣像画的例子特别好，这其实延伸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点。你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在“重返中世纪”，也就是由影像而非文字主导的信息摄取能够给人带来很深刻的情绪连接——不管这种情绪是否理性。文字阅读相比起来没那么沉浸，更像是一种“有隔”的媒介。但我觉得这点反而是文字的优势。它不会一下子就把你扔进那个场域，而是需要自己在脑中构建一个场景，即使只是非常浅的思考，但毕竟需要动用想象力。这种区别非常重要，因为在需要动脑的阶段，文字实际上给了读者一种自由，一种不容易被操控的感受。

这点和李安的电影创作手法很相似。李安拍边缘群体或少数群体的故事时，经常会选择一种与主流观众生活距离较远的题材，比如《喜宴》中关于美国华人同性群体的生活，或者其他关于边缘群体的故事。正是这种“有隔”的手法，使得观众不容易直接被情绪完全操控，反而会思考或反思一些问题。这跟文字媒介的“隔”的作用很类似。我们去比较影像和文字，会发现影像更多是把观众直接投入到情绪体验中，而文字媒介则更倾向于做视角的转换，而不是直接把生活经验代入其中。

这也是影像与文字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认知模拟”和“视角转换”的问题，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在进行阅读和创作中特别关注的新的方法论。这是我最近才从李安的传记中学习到的。在拍《喜宴》的时候，其实李安对同性群体本没有特别的关注，而是觉得他们的处境与自己相似。他从中国台湾到美国，经历了两种文化的转变，而同性群体处于两种文化或思维方式的交界点，这种状态很符合他当时的感受。所以他其实不是为了替同性群体发声，而是为了用认知模拟的方法去表现文化身份的转变。作品的反响很好，虽然故事关注的是一个当时相对陌生的群体，但因其探讨的内容比性别或身份议题更深，涉及文化边缘和跨文化转换的种种困境，因此在非同性群体中也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后来他拍《断背山》也是如此。尽管故事围绕男性同性群体展开，但影片的主要受众群体之一是婚姻中的女性，因为它讲述的是一种社会约束下的情感困境。这让我意识到，认知模拟不仅可以帮助创作者基于自身经验去讲述别的故事，还可以使作品触及更深层次的普遍情感，让观众容易代入其中。

联系到我们提到的媒介对注意力的影响，这点就尤其重要，因为认知模拟并不是简单地将自己的生活经验直接代入到另一个世界，而是经历了一种视角的切换。好的叙事实际上是在控制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是情绪上的操控，另一方面又给予读者理性的空间去判断这个世界是否合理。这种平衡构成了所谓“有选择的自由”，文字媒介会比较容易达到。

我之前也跟北溟鱼讨论过，影像，尤其是短视频，对人的认知带宽实际上是一种掠夺或剥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影视作品或短视频的逻辑存在明显问题，但绝大多数观众甚至行业本身并不在意，反而认为我们这些文字创作者才会斤斤计较。但实际上，这恰恰说明影像在某种程度上掠夺了人的认知带宽，迫使人去模糊或忽略一些细节。相比之下，文字给予的是一种自由的空间，当然自由也有代价，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担的。比如《宗教大法官》就在讨论这个问题。

这对我很有启发，也想要在长篇或同世界观的中短篇中多试用这种方式。认知模拟不仅是叙事策略，也是一种逻辑构建方式，它可以让读者在一个陌生的语境里找到共鸣，同时又保持一定的思考空间。这是我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在探索的方向。

我还想补充一点的是，“视角转换”其实也是科幻文学中很常见的手法，比如特德·姜写《巴比伦塔》，或者刘慈欣《三体》的三部曲，都是通过视角的转换，让读者意识到自己原先的认知可能是不对的。这是推想文学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它会刻意创造出一种反思的空间，让读者持续质疑或检查自己原先的想法是否正确。这种互动式的思考，恰恰是推想文学最有力的部分。

刚才你提到几个词，我觉得特别好，比如“深度娱乐”和“深度构建”。虽然我们天天都在讲AI、深度学习、深度工作之类的概念，但实际上大部分人对“深度”的理解可能是模糊的。真正的深度，必须依赖强烈的问题意识，单纯地追求沉浸或娱乐是达不到的。这也恰好是我们这类写作者的优势所在。

你刚才还提到了情绪化的世界，媒介技术其实助长了这种情绪感知，比如现在很多影视作品，让观众极度共情、投入，甚至过度沉浸在某种情绪中，技术媒介的确增强了共情的效果。但我们需要认真考虑，这种过度共情是否是一个值得全力追求的方向。文学当然提供共情的渠道，但文学本身需要留出空间让人去思考，而不是被情绪完全控制。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有选择的自由”可能只有文字媒介才更擅长提供。这也正是我们现在必须思考的：在当下，文学的独特性究竟在哪儿，它还能提供怎样的自由空间。

双翅目：我觉得你提到的“认知模拟”非常有道理。李安的作品让我联想到他在跨文化理解上的深度。他作为一位华人导演，虽然深受自身文化影响，但他在作品中展现了对不同文化、不同性别和身份的深刻共情能力。无论是写男性、女性、同性情感，还是跨种族的文化冲突，李安都能深入理解并表达另一种“他者”的情感。这种能力让我深感佩服，也正是李安作品的魅力所在。

李安不仅仅是通过身份的对比来表达情感，更是通过深刻的共情来探讨“人性和文化的多样性”。这种跨文化的认知模拟使得他能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现出对各类身份和经验的深度理解。这正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如何通过作品去模拟、理解并尊重不同文化和身份的差异。

我也想补充一点，在讨论写作时，我们经常会涉及人称和叙事视角的问题。人性并非一种直接可以抓住的东西，它是复杂和多面的。与视频相比，小说更容易通过“独白”来展现这些复杂的内心世界。例如，你刚发表的小说（《银鲑、灰熊、乌鸦》）就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写的，这种方式可以深刻展现人物的内心变化和情感波动。

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在小说中有特别的意义，甚至比戏剧还深刻。电影和电视剧大多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方式，但在很多网络文学作品中，尽管是第三人称叙事，读者仍会通过第一人称的视角代入到故事中。“文字”，尤其是小说，具有天然的第一人称属性，这使得它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世界与人性。第一人称视角带来的深度和情感连结，使得写作更具价值。在如今这个时代，很多人可能对世界产生疑惑和迷茫，因此，如果能够通过第一人称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无论读者是否完全认同，这样的表达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从乐观的角度来看，我依然认为文字在当今时代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的整合性和深度在逐渐提升。回顾艺术史，启蒙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字其实并不仅仅是艺术的表现形式，到了浪漫主义时期，文学更多地开始关注个体和情感问题。但科幻文学与推想小说有所不同，它们不仅仅探讨个体情感，而是将技术、社会、历史、神话等各个学科的元素重新纳入文字表达之中。因此，今天的文学正在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深度构建，赋予文字更多文化内涵。

尽管这种深度构建的写作触及的受众不多，但它所传递的深刻意义是存在的。或许文字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够触及到多少人（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而在于它是否能够探讨那些“底层的、深层的问题”。

慕明：这里我先补充一点之前你提到的关于“第一人称”的问题。这跟我们刚才讨论的文学的独特性、共情等话题的关系很大。我之所以开始使用第一人称写作，是因为我发现，在读了很多当代欧洲的小说后，尤其是最近了解到的所谓“自传体小说”（autofiction）后，我意识到对于我们这种作者性比较强的作者来说，第一人称可能更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考方式。

我的小说很多时候更接近个人的精神之旅。如果用一种非常传统的、类似于影视剧那种客观的第三人称视角，反而会有很多地方显得不真实，或者难以提供足够的质感。但如果采用类似自传体小说的方式，提前给读者一个预期——即这是作者个人的世界观或经历——即使内容一半是真一半是假，读者可能也更容易接受。

这种转变其实反映了当前读者对“真实性”要求的提升，或者说对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的预期更明确。过去十九世纪的小说里，经常有大段脱离主线的议论，比如《战争与和平》中几十页的议论，放在今天，读者可能就受不了。现代读者如果阅读类型作品，更倾向于纯粹的故事体验，比如网文中修仙、穿越或赛博朋克题材，读者进入作品时往往预期自己就是故事中心，而不是听作者独白。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开头就说明这是一个个人叙述，读者反而更能接受作者的一些私人想法或情绪表达。

所以我发现很多比较近的文学性推想作品，比如像阿特伍德、石黑一雄的作品，大量或主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并且效果很好，虽然可能不算纯粹的类型作品。他们不像商业化的作品那样直奔主题，而是有大量的个人沉思段落，让读者有共情的空间，同时也有思考的余地。

作者选择怎样的姿态来提供共情也很重要。到底是塑造一个读者可以强烈带入的主角或意识形态代言人，还是告诉读者“这是我的个人经历，你可能有兴趣，但它不一定完全与你有关”，这种姿态的设定，本身就是在提示读者该以何种程度投入或思考——是完全沉浸，还是有所距离地去阅读与交流。

对我而言，第一人称更像是一种与读者的对话方式，而不是让读者完全沉浸在一个虚构世界里。这对我自己也更合适，因为我没有能力或也不太想像影视大片那样直接操控读者的情绪，而是希望以交流对话的姿态跟读者互动，告诉读者这是我的经历，里面或许有一些可以产生共鸣的东西。

长篇创作时，我目前是在主线使用第一人称，同时加入一些拼贴的部分，这样开篇时读者的信任感会更容易建立一些。我去年春天尝试过以受限第三人称的传统形式开头，但发现开展起来很困难，很多微妙的语调掌控不到位。如果未来写第二本、第三本书时，我可能会更有自信去尝试纯粹的第三人称叙述。但现在，对我来说，第一人称写作更容易让主人公的内心结构、心理动力更贴近自己，更顺畅地表达出来。第一部长篇可能的确是像帕慕克所说那样，用另一个人来讲自己的故事。

双翅目：你提到共情问题，我恰好想补充。我去年备课，学习了康德和阿伦特的关联。康德哲学强调一个“大写的主体”，即强调个体和主体在世界中的位置。这种思想影响了浪漫主义，并赋予了个体一种自我中心的感受。然而，阿伦特从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出发，提出另一种解读。她认为，康德的哲学不仅仅涉及到审美判断，更在于人类如何“共感”。她认为“共感”也是政治的核心。康德将想象力定义“为对不在场事物的再现”，阿伦特就强调，想象力的核心在于能够真切地理解不在场的他者。她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如何深刻理解另一个群体的经历和立场。这个理解不仅仅是艺术层面的，也是道德和政治层面的。文学和艺术，事实上永远带有政治色彩，因为它们关乎如何理解他者的过程。

阿伦特的观点让我对“共情”的理解有了新的层次。共情不仅仅是情感的体验，它还涉及到“深度理解”，尤其是理性和情感的结合。她批判了过度的共情和政治激情，认为这种过度的情感反应会妨碍真正的理解。在她看来，真正的理解必须保持一种“距离”，避免情感的极端冲动。只有在这种有距离的理解下，我们才能在复杂的情感和理性之间找到平衡，避免陷入过度的激情或愤怒。

这一点与李安的导演风格非常相似。李安的作品中，虽然人物会表现出强烈的情绪，但这些情绪并不是失控的，而是在可控的范围内，展现出深度的自我反省和自控。李安的情感表达非常内敛，体现了他对人物深刻的理解和共情。这种情感上的深度理解，实际上也是文学和艺术能够提供的一个独特视角。在艺术创作中，我们能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刻的情感和思想的探索，以求更好地理解不在场的他者。

从认知、审美到道德层面，阿伦特的观点也让我重新审视了写作的核心意义。写作不仅仅是表达自己的情感，更是对另一个不太熟悉的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需要“共情”，同时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通过这种有距离的认知模拟，才能达到深度理解的目的，或者说，深度共感。因此，我更加认可“模拟”这一概念，它不仅仅是情感的直观反应，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沉静后的模拟”。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在创作过程中深入理解复杂的社会和个体问题，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情感波动。

现在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问题，更是信息传播中的一个核心挑战——如何打破信息壁垒，达到真正的理解。虽然我们知道信息过载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但“真正的理解“却依然难以实现。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传播学的研究，深刻理解他人、理解世界，依然是我们面对的问题。

关于AI写作的问题，正好引出了我最近的一个体验。去年我开始大量使用ChatGPT，也是因为o1很好用。对于命名，我觉得“Deep Seek”比“ChatGPT”更为贴切。因为“ChatGPT”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好像它只是一个聊天工具，但实际上，GPT本身具有深度，它代表着人类现有知识的广阔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