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发表于 2025年7月

本文为《史记·游侠列传》之序。在序中,太史公司马迁以多重映衬、反复咏叹之法,着力刻画出游侠伟岸的形象,热情讴歌他们重诺轻生、捐躯赴义、谦退不伐的高尚品质,并对他们长期以来遭受到的历史不公、世俗误解、儒墨排摈以及君主迫害等种种遭遇,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愤慨——而其中,自然也蕴含着他的身世之悲。故读此序,我们不仅可领略游侠之风采,更可窥见太史公生平之际遇,感受其人格魅力与文章力量。

为何立传:实录历史,史官之责

序文与传记紧密相连。故欲读本序,需先明白太史公为何要为游侠立传。

游侠,诞生于春秋之世——其时,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宗法衰落而井田瓦解,于是部分士人被迫脱离原有的土地秩序与宗法关系,开始游走于世。而其中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成游侠。如序中提到的延陵季子,他出使途经徐国时,内心已许下将宝剑赠予徐君的承诺。待他完成使命返程后,徐君却已离世,但延陵季子并未违背“心诺”,而是将宝剑系于徐君墓前才离去。故延陵季子虽为吴国的贵族,却堪称游侠“已诺必诚”精神之远祖。由此也可大致推知,春秋时其他游侠行事的风范。

战国之时,天下分裂,诸侯力争,游侠之风大盛,四公子好客养士,扬波助澜:鸡鸣狗盗之徒尝助孟尝君脱身虎狼之秦,侯嬴、朱亥则辅佐信陵君窃符夺军、存赵却秦——游侠,开始在历史的舞台上大显身手。

及至秦汉之际,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任侠之风更是炽盛不已。汉高祖刘邦轻财尚义,豁达大度,纵役徒、斩白蛇,勇武不羁;赵王张耳追慕信陵,好养门客,甚至连刘邦也曾出其门下;留侯张良少时结交豪杰,为韩报仇,于博浪沙中刺杀始皇,后又于下邳间藏匿项伯,为日后鸿门宴中刘邦化险为夷结下善缘。

汉初,天下初定,法网疏阔,侠风未息。上至王侯将相,如季布、季心、汲黯、窦婴、灌夫等辈,下至闾巷布衣,如朱家、剧孟、郭解之徒,均尚气任侠,闻名天下。然自汉武帝加强专制统治以来,游侠群体便遭到无情的打击,而大侠郭解首当其冲,惨遭族灭。而自郭解死后,侠风稍衰,几无可称道者。

而太史公身处汉武之世,距离游侠兴盛的年代并不遥远,上述许多游侠之事,他耳闻目睹,均有所了解,即所谓“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更何况在他二十岁周游天下之时,便曾了解到不少游侠遗事。如他经过薛地,见“闾里率多暴桀子弟”,问其缘故,得知这是因昔日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所致;游至大梁,又特地求问当年侯嬴看守夷门的情况,得知所谓的夷门,就是大梁城的东门。

总之,太史公凭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及身之所历,敏锐地洞察到游侠为春秋至秦汉时期重要的社会团体,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与异乎寻常的历史价值。故为游侠立传作序,是史官秉笔直书、实录历史的职责所在,充分体现了他的“良史之才”。

为何颂侠:李陵之祸,交游莫救

然而,对于游侠,太史公显然并不满足于客观的记述,而是对其倾注了一片深情。何则?这与他遭遇李陵之祸,而交游莫救密切相关。

天汉二年(前99),将军李陵率五千步卒与匈奴八万铁骑于浚稽山遭遇,随后双方展开了激战。虽汉军转斗千里、殊死力搏,但终因矢尽道穷、救援不至而战败投降。消息很快传至汉廷,武帝听说李陵未死反降,勃然大怒。群臣见状,均望风使舵,纷纷指责李陵之罪。朝堂之上,唯独太史公挺身而出,盛言李陵不过是形势所迫下的伪降,日后必当报效汉朝。然而武帝盛怒之下,认定他是为李陵开脱,并变相指责本次战役的总指挥——也是自己的大舅子贰师将军李广利救援不力,于是将太史公下狱治罪。

当时,武帝连年征伐,国用不足,故允许臣民交钱赎罪,以充实国库。但太史公“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且“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当此厄困之际,虽说他还可以选择自尽以保全尊严(《汉书·贾谊传》:“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但他为了继承父业、完成史著,最终还是选择含垢忍辱,接受宫刑而活下来。

正如唐介轩所说“史公自伤莫救,借题发愤,抑扬顿挫,寓意良深。”(《古文翼》)正因他突遭李陵之祸,所以他对人生充满感慨:“且缓急,人之所有也”,并排比舜、伊尹、傅说、吕尚、管仲、百里奚以及孔子等圣贤遇险遭难的故事,以此说明圣贤尚且难免于厄困,更何况那些“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的普通人?他们的遇害又“何可胜道哉” !也正因他遇祸时交游莫救,所以他才高度赞扬游侠“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以及“为死不顾世”的义行壮举——或许他曾设想过,假如自己结识游侠,那么遇祸时便可委命其人,静待其寻觅生机、存亡死生,一如大侠朱家“阴脱季布将军之厄”,而自己或许就能免受宫刑之辱了。

本文刊登于《月读》2025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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