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媒体融合发展，相继出台多项关于媒体融合的指导文件，不断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从2014年提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到2020年明确“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再到2024年首次提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顶层设计要求，媒体融合战略经历了融合发展期、深度融合期、系统性变革期三阶段跃升，形成从局部突破到整体重构的演进脉络。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特征与深化逻辑

主流媒体融合发展以“渠道整合一体系建构一生态重构”为演进主轴，对不同阶段改革重心、实施路径和战略目标进行不断迭代、创新、升级，反映了对媒体融合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从“渠道观”到“系统观”的跃迁。媒体融合强调渠道整合，主要是通过建设自主可控平台，以在平台开设新媒体账号的方式，来扩大传播覆盖面。深度融合期要求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推动市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并强调通过“新闻 + 政务服务商务”模式深度嵌入社会运行，赋能经济社会发展。随着生成式AI的爆发式应用，单纯依赖渠道整合已无法解决结构性矛盾，必须通过重塑组织架构、技术底座和话语体系等全局性统筹谋划，实现资源优化与效能提升。

从“增量改革”到“存量重构”的转变。媒体融合的早期实践多以增量改革为主，主要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粗放叠加的模式，这容易导致资源分散、效率低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则聚焦存量重构，通过组织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重置与生产流程再造，实现“ 1+1>2 ”的集约化发展。例如，澎湃新闻将13个采编中心缩减至6个，一次性关停20个栏目，通过结构性调整实现内容生产体系的提质增效。再如，江西广播电视台通过同业相融，整合成立都市现场融媒体中心与五色融媒体中心，减少频道频率间重复建设、低效投入和无序竞争，实现存量资源的价值重构效应。

从“技术赋能”到“制度创新”的突破。媒体融合初期技术赋能主要体现为工具支持，例如，“中央厨房”模式通过统一采编平台提升内容生产效率。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单纯技术升级难以解决结构性矛盾，生产虽集中化，但科层制架构仍阻碍协作。产量虽提升，但传统考核制约创新。因此亟须制度创新，建立新型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再如，浙江广电集团通过机构调整形成大屏小屏协同模式：大屏集群整合《浙江新闻联播》《新闻深一度》等核心栏目，实现内容共享；小屏集群设7个战队，竞聘战队长激发活力，双效提升内容生产效率与质量。

从“单向传播”到“价值共生”的重构。早期媒体融合本质上是传统传播模式的数字化延伸，未能重构传受关系，媒体与用户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随着四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传播范式发生了根本性重构。全程媒体打破时空界限，开辟无界传播新场域；全息媒体融合文字、影像、VR多模态数据，打造多维立体的价值共振场；全员媒体激活政府、机构、公众等多元主体，构建价值共创新网络；全效媒体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内容供需的精准匹配，催生资源共生、价值倍增的新型媒介生态。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核心要求

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关键阶段，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在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的同时，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既要守好传统媒体主阵地，掌握话语主导权，又要深刻理解数字时代的媒体运营逻辑和用户思维，建设更具实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基于政策导向与实践探索，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重点把握五大核心要求。

导向性：政治属性与价值引领的双重坚守。主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其系统性变革的目的是牢牢掌握信息化条件下的舆论主导权，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因此，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主流媒体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积极传播主流价值。例如，2024年国庆期间，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指导，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江西广播电视台（集团）等单位承办的“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红色文化传播全媒体行动”，联动33家广电媒体，接力直播11天，传播量达5.3亿次，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营造热烈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