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婆罗门”群体凭借地缘人脉资源，与在城市打拼却难以融入的“精英”形成鲜明反差，这种结构性矛盾，如何加剧了社会心理失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还有9 亿多，其中4 亿多人离土离乡，即便常年生活在城市，仍死死攥紧农村成员权，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土地收益预期与对未来的想象？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小县大城》作者周立，早年深耕金融领域，却因深感这一领域悬浮无根，转而将研究目光投向广袤乡土，进而关注到“小县域、大城关”的县域发展样态。

随着城镇化率突破67%，“乡土中国”的静态图景早已被“城乡中国”的动态格局取代，土地收入在农民家庭账本里也已退居二线。长期被忽视的县域群体，正是发展的主力军。

小县城的大价值

南风窗：你在《小县大城》一书中提出“小县大城”的概念，最初是什么契机使你关注到中国县域发展的独特性？

周立：贪大求全，常常是国人心态。小的，难道没有价值，不够美丽？最初，我主要从“小与大”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考与切入。小人物与小县城的价值常被忽视，城市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人们往往认为城镇化只有“大国大城”一条路径。但近期在重庆的两场演讲，让我深受触动。有一次直播现场，15 万听众中，竟然近90% 的人来自县城或县域，这让我意识到县域群体的普遍性与重要性。

真正促使我深入研究的，是在福建德化的调研发现。我和罗建章博士在德化看到一组惊人数据，其城镇化率与森林覆盖率均达78%，近80% 的人口集中在县城居住工作，这种“人口集聚与生态保护并存”的模式在全国县域中极为少见。更值得关注的是，城镇化虽导致农村人口外流，但人去屋空的背后，是县乡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当地绿化水平同步提升，乡村更让人向往了，这印证了 “小县大城”与“绿水青山”的潜在关联。

南风窗：怎么理解“小县”与“大城”这个看似矛盾的概念？它与“大国大城”的路径又有什么关联？

周立：第一是从狭义的人口角度来看，“小县城、大城关”，意为进入县城人口多，城镇化率随之提高；第二是从广义的发展角度来看，“小县城、大发展”，县城虽小，但能够有类似大城市的发展效率；第三是隐含的线索，即“小县城、大中国”，通过县城能看到中国的面貌，以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可能走向。

“小县大城”并非个案，全国至少十多个省区，如湖南、江西、贵州、广东等南方丘陵山区，已推出类似战略，有的明确提出“小县大城”概念，有的通过“大城关聚集”等制度安排，推动县域发展。从发达国家经验看，美国30%以上人口仍生活在乡村，德国八成以上人口居住在5万人以下的聚落形态中，而中国城镇化率虽然只是67%，但对照已经实现现代化的欧美和日韩，人口已经高度集中。其中常被忽略的县城，作为连接城乡的关键节点，其价值和功能亟待被重新认识—它并非与“大国大城”排斥对立，而是共生互补。

南风窗：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这个过程中，农民与土地和村庄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周立：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三大核心特征—农民生产的土地粘着、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社会生活的终老是乡，这曾是21世纪之前，千年中国社会的典型写照。但当前的情况是，中国城镇人口已超过乡村，“乡土中国” 的静态结构已被打破，进入21世纪的中国，已演变为“城乡中国”。

这种转型可以被拆分成前半程和后半程来理解：前半程以人口离乡为特征，农民通过“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等方式融入城市；后半程则强调城乡对等，如第一代农民工因年龄和家庭因素开始返乡养老，而第二、第三代农民工的去留则取决于在城市的扎根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