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倡导者失去进步派听众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开始谈论经济的供给侧、激励机制的重要性以及过度监管的危险，因为这些观点传统上都与保守派议程相关。而埃兹拉·克莱因和德里克·汤普森的新书《富足》则旨在改变这一切。

正如两人所指出的那样，左派传统上侧重于需求侧的补救措施。美国的“新政”和欧洲社会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为确保充分就业而实施的凯恩斯式总需求管理；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进行公共转移支付，以减轻失业、健康不佳和衰老的影响。

克莱因和汤普森正确地强调了“供应的改善”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广泛繁荣的来源。但他们也认为，美国经济建造东西的能力，正越来越受到环境、安全、劳工和其他法规，以及复杂耗时的地方许可规则的阻碍。例如，加州的高速铁路进度落后数年，大大超出预算，长度也大幅缩减。又如，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承诺在全国范围内建设50万个电动汽车充电站，但在计划实施的头两年只建成了7个。

的确，凯恩斯式的社会民主体制，无法再为劳工们所经历的萎靡不振状况提供一个合格的答案。但克莱因和汤普森对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生产肉类、太空工厂等进步愿景的描绘，只是反映了一种最终仍停留在消费主义上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