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男导演怎样拍好女性题材？

2023年，秦天的首部长片作品《但愿人长久》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主竞赛单元获得最佳剧情长片的荣誉。之后，不少人对导演、编剧秦天有这样的好奇。

2025年6月，《但愿人长久》在院线上映，南风窗跟秦天有过一次采访。跟之前的设想大为相悖，这并不是一个聚焦于女性主义的采访，但这跟秦天的想法却一致。他从未想到从女性主义出发来创作，他只想讲述城市化进程里真实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历史，只不过他选择的是女性视角。

故事从一个叫夏婵的女性出发。她出生在一个知青家庭，有个妹妹叫夏娟。贫困年代里，她不得不早早辍学挣钱，供妹妹读书，这造成她多年委屈。电影开始时，她先后遭遇诈骗、失业，怀着身孕而不知道人生该往何处。多年后，她在夜总会陪酒挣来自己在成都立身的资本，努力争取给女儿尔思更好的生活。这时，她的外甥女小芒从老家来到成都投奔她，打破了她的平衡，但也给了她一个机会与过去和解。

采访那天，我们提到，与秦天的创作同时期，另一位青年导演祝紫嫣也拍了一部名叫《但愿人长久》的电影。更加巧合的是，这两部电影都在讲代际和亲情。采访那天，我跟秦天说，我觉得这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到了一个时代的节点，在相似的感受下我们会有一个共同的动作，就是去回望我的祖辈和父辈，它像是一种时代情绪。这个撞名的巧合，反而在电影之外给这两部作品带来更复杂更丰富的意味，它本身就是创作者跟时代连接的产物。

导演秦天如同在抢救一代人的历史，重现着一代人的心结。快速变化的时代里，人抓住有限的东西活下去，人与人之间结下密密麻麻的疙瘩，然而正因如此，我们被绑得更近。

以下是秦天的讲述。

迁徙的人

最开始，我并不是想要拍一部女性电影。这部电影，主题是迁徙的人。

上中学之前，我的生活都处在一个非常固化的环境里。我出生在成都，长大在成都。少年时期的我，曾一度以为自己非常了解世界，上大学之后认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我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

我在成都的一所大学学经济，那是2003年，我的很多同学来学习这个专业，是抱着改变命运的想法。2007年毕业，之后的六七年时间里，他们完成了资源和财富的积累，在城市里落了脚，成了家。

与城市化进程步调一致的个人奋斗故事，提醒了我：有那么多不一样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生活之外。这时候我心中有一点默默的自惭形秽，过去的十几年我在干吗？我好像只是一直顺着一个被规定好的路径走，封闭的环境把我改造得一点毛边都没有。

所以毕业之后，我拒绝了进入金融机构工作的机会。我大概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一种强大的、模式化的、反复的、准确的工作，它会支配我，异化我，给我一种优渥但是被规定好的生活，作为我服从这个体系的许诺。

我对人性—至少是对我自己的那部分人性，有充分的了解。如果我轻松拿到这样的薪水，让我天天坐在透明的柜台后面做同样的工作，我想我可能就“出不来”了。

不相信我能出来，我就先不要进去。人是很容易被控制的，我想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自由”。

但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所以在此后的十年里，我做了很多零散的工作。

它们的共性是门槛很低，很容易申请。比如医疗销售，电脑销售，少儿机构的托管老师，小区游泳池的救生员，网球陪练。我还帮人经营烧烤店，自己开过“野的”，这是成都的说法，就是黑车司机。有阵我还来到北京，在中关村混迹了一些时日。

我主动让自己经历着这种短距离的迁徙，在一种人为的漂泊当中，我确实在一点点离粗粝和真实更近，它们隐形、失声，但却大量、广泛。其实我才属于这个社会的少数，当然，对社会的了解让我知道，还有比我更“少数”的人存在。

有那么多不一样的故事发生在我的生活之外。这时候我心中有一点默默的自惭形秽，过去的十几年我在干吗？我好像只是一直顺着一个被规定好的路径走，封闭的环境把我改造得一点毛边都没有。

做这些工作，给我带来了不可计量的生命经验。开“野的”时，有次我送一个大学生去双流机场，返程是空车，觉得有点亏。出机场不远我路过一个公交车站，看到一个穿校服的中学生拎着箱子孤零零地等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