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帝登凌云台望火，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长孙稚将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泪而去。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每当有人问及师徒四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唐僧总会程式化地答道：“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西游记》的故事脱胎于唐代高僧玄奘西行赴天竺取经的真实历史。在古代中国人心中，天竺似乎与“十万八千里”之外的“西天”“极乐世界”等同。我们今天自然知道，天竺其实并没有十万八千里那么远，更不是最远的“西方”。

这个神秘的西方被汉代人称作“天竺”或者“身毒”，玄奘则在《大唐西域记》中根据其梵语“Sindhu”正音将其译作“印度”。

中国古代文化第一次受到来自外域的重大影响，当数佛教文化的传入：佛教由印度本土沿丝绸之路经中亚、西域进入中原地区，一路东来，恰与玄奘西行的方向相反。比玄奘远赴印度学习佛法、取得佛教经典并倾尽毕生精力翻译佛经更早发生的，是佛教及其文化、艺术一路东渐，特别是佛教建筑诸如佛塔、佛寺、石窟，在中国各地渐次传播，落地生根。一如佛教高僧对佛经之翻译，源于印度的佛教建筑、雕刻与绘画等诸般造型艺术，也被中国古代匠师“翻译”成为中国佛教艺术自己的语言。其中，除了木结构的山门、佛殿、廊庑、僧舍等建筑群更多地受到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影响之外，佛塔与石窟则深深打上了印度佛教建筑的烙印。

佛教早在东汉即传入中原，然而佛塔与石窟这类印度建筑真正在中华大地上长足发展，却是在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魏晋南北朝常常被视作汉与唐两个建筑高峰之间的过渡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木构建筑与汉代一样荡然无存，因而我们对其主要建筑面貌的认识依旧模糊不清。所幸有佛教东来，随之产生了佛塔与石窟寺两大重要建筑类型，南北朝时期又是此二类佛教建筑最重要的开创时代，在很多方面甚至一举达到了顶峰，尤其是北魏洛阳永宁寺塔的建造，以及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的开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