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人对纳粹主义的痴迷 |

我家里的长辈全是纳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继父、叔父，所有人都是二战期间的纳粹骨干。战后呢？没有一个改变信仰，或者说为纳粹犯下的罪行忏悔。相反，他们会矢口否认这些罪行，或为其辩护，其中就包括他们了解甚至亲身参与的大屠杀。我们家并非个例，德国和奥地利许多家庭都有着同样的过去。

战后的官方口径将奥地利描述成希特勒扩张政策的首个受害者，同盟国也认可这种说法。有人认为，这让奥地利摆脱了纳粹同谋者的身份。但真相是，并非所有奥地利人都这么想。多数奥地利人依旧非常推崇纳粹主义，这是一种融合了大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拒绝将奥地利视作拥有自己历史和精神的独立国家，并且还具有强烈的反犹太和反斯拉夫色彩。我家里的长辈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一直到死都信希特勒和第三帝国那一套。“我们不是奥地利人，我们是德国人，我们永远以此为豪。”这是我从小被灌输的信条。

我出生于1944年，也就是二战结束的前一年。我跟母亲还有继父一家住在林茨，我还经常到阿姆施泰滕，我的纳粹爷爷奶奶住在那儿。十岁那年，我被送到寄宿学校，离两处都很远。我的家人为何把我送到那么远的地方上学？这对我依旧是个谜。他们不知道的是，那所学校相当开明，没有一位老师当过纳粹，这在50年代的奥地利实属难得。

1930年，母亲嫁给了年长她20岁的汉斯·波利亚克。从没有人跟我说过他不是我的生父，但我渐渐察觉出来了。我定期会被送到阿姆施泰滕，和爷爷奶奶生活，我的生父格哈德是他们的儿子，他们每次都很欢迎我。可我住在林茨的哥哥和姐姐从未去过阿姆施泰滕。

我依稀记得母亲头一次告诉我生父身份的情景，他叫格哈德·巴斯特，是一名党卫军军官，还在盖世太保（意为“国家秘密警察”）当过领导。那时我已经14岁，足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母亲没有告诉我他战时做过什么，或许她自己也不知道。他死于1947年。这些突如其来的信息令我震惊，我完全陷入迷茫，不知如何回应。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哪怕是同学也不行，他们会同情我，但无法真正理解我的处境。因此，我只能自己想办法消化这可怕的一切，我花了很久才做到这一点，重新过起了所谓的正常生活。

60年代中期，身在维也纳求学的我早已不再和家人联系，但有一天，叔父突然找上我，说奶奶不行了，让我尽快赶回去。从维也纳乘火车出发，到阿姆施泰滕需要一个半小时，为了见她最后一面，我紧忙动身。她是天底下最好的奶奶，宠我爱我，但同时也是一位固执难缠的人，一个骨子里的纳粹。我叔父在门口迎接我。他说：“她直面死亡，对得起她德意志女性的身份。”那一刻我意识到，家里人一丁点都没变，未来也不会变。

| 从曾祖父到父亲的“传承”|

要想解释清楚我家人对纳粹主义的痴迷并不容易。毫无疑问，这和他们成长的时代背景有密切联系。一战结束，奥匈帝国瓦解，他们此前一直都和斯拉夫人生活在现斯洛文尼亚的领土上。像我曾祖父那样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对哈布斯堡王朝是不满的，他们觉得，哈布斯堡王朝将他们厌恶的斯拉夫人视作朋友。

19世纪末，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敌意和冲突成了常态。我爷爷和他的两个兄弟都被送到格拉茨求学。早就认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他们在那儿加入了德国大学生兄弟会，这个组织在当时有着强烈的反犹太和反斯拉夫情结，是激进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温床。兄弟会的学生很是推崇我们今天所说的“有毒的男子气概”，决斗、酗酒和闹事是他们的日常。

一战结束，我家人的恐惧进一步加深，他们担心人口占优势的斯拉夫人会夺取德意志人的权力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