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幺是第一个爬上双桥沟“山尖尖”的本地人。

“这家伙仿佛就是为了岩石而生的。”跟他一起登过山的人都领教过他惊人的攀登天赋和能力。李红学、严冬冬、柳志雄，这些中国自由攀登史上的传奇，与他并肩攀过峰、摔过绳。

经历与他们的生死离别，成了他半生风雪里的断章。

如今，年过半百的徐老幺已经不怎么登山了，他把登山公司交给了子女打理，搬到了200公里外的成都居住。

尽管如此，他却说更习惯做一个“山里人”。

6岁起，他就在山里放牛、挖虫草，那些嶙峋的岩壁仿佛认得他的掌纹。可山外的世界却像雾里的斯古拉神峰，始终隔着一层。

 牛棚里的童年

徐老幺本名徐贵华，在家里7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六，因为是家中最小的男孩，从小被唤作老幺。

徐家是双桥沟里再普通不过的牧民家庭——父母起早贪黑地侍弄着家里的牛羊和地里的庄稼，可生活依然拮据。

6岁那年，徐老幺被父亲带上了海拔4000米的牛棚，负责照看山上的20头牦牛。简单安顿好后，父亲下山，每隔两三天送来一次食物。

山上第一夜，呼啸的风声把徐老幺吓坏了，“就像是有千万只山鬼在挠门一样，怕啊！”徐老幺蜷缩成一团，往火塘里添牛粪，直到晨曦染红冰川才敢合眼。

那些年，每当山风穿透门缝，他便用后背抵着吱呀作响的木门，听着雪粒砸在屋顶的噼啪声入眠。

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上学第一天，他被安排先帮姐姐放羊，然后再去学校上课。等他放完羊，教室里已经开课，他趴在门边怕被老师骂不敢进去，老师朝门外瞟了一眼，他吓得撒腿就跑。

家里始终人手不够，需要他帮着做事，父母满心无奈，说等以后日子好过了，再送他去读书。徐老幺点了点头，便再也没去过学校。

放牛、挖虫草、采药，徐老幺样样都干得得心应手。

他仿佛天生就有翻山越岭的能力。采药人不敢碰的陡坡，他徒手抠着岩缝就往上蹬。

采药季一到，徐老幺就揣着麻袋满 山转悠。他对采药的规矩门儿清：“面子光生的药不值钱！长在阴坡石缝里的，苦得咧嘴，但药贩子抢着收。”卖虫草的钱大部分都上交给母亲补贴家用，但他留了个心眼，攒了些“碎票子”。12岁那年，他用挖虫草攒的零钱换了一台收音机。“电池很金贵，只在挖到拇指粗的虫草时才舍得拧开，北京的、台湾的……调子比山风还利索。”他对着远处的冰川哼起《北京的金山上》，牦牛被惊得直甩尾巴。

雪山下的生活就像被冰封住的河流，单调而静止。徐老幺6岁被送上山，到16岁下山，十年里日复一日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朝出暮归，赶着牦牛在陡峭的山路上迁徙；牛犊出生、老牛离世，可无论岁月如何更迭，牦牛的数量始终维持在20头。

牛群散落在海拔四千七八百米的垭口上埋头吃草。徐老幺常常盯着云层后的雪峰发愣：“要是能爬到山尖尖的地方，是不是就能看到成都、看到北京啦？”

每次攀到高处，徐老幺心里便冒出这个念头。

1994年，徐老幺20岁。他第一次在沟口遇到了山外来的游客——穿冲锋衣的男人递来一块巧克力，包装纸亮得晃眼。“他问我尖山子能不能爬，我说‘岩鹰都歇脚的地界，人咋上？’”游客大笑，又塞给他一包饼干。

那晚，徐老幺攥着饼干睡不着。“包装纸上印着的高楼，好像比双桥沟所有雪峰摞起来还高。”

山外来客

成家后的徐老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他不仅继续放牧，还在虫草季拼命地挖掘虫草。然而，方圆五里的草甸像被篦子梳过一样。“往年能挖30 根虫草的地界，刨半天才见着两根细须，听说挖虫草赚钱，山道上挤满闻风而来的外地人。”面对逐渐减少的收入，徐老幺心里满是焦虑。

涌入四姑娘山的除了挖虫草的外地人，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徐老幺借此机遇买了一辆摩托车，从日隆镇批发镀银手镯、项链等藏饰，转手卖给景区游客。

“来自山神的祝福！”他冲着往来游客眨眼，一枚银手镯进货价不到10 块，他卖100 元；一串“天珠”成本20 元，他敢卖300 元。“卖得越贵，游客越以为是真的，要的人就越多。卖得便宜反而没人要。”他赚得盆满钵满，甚至远超之前卖虫草所得。

望着渐涨的收入，徐老幺内心却泛起波澜。静夜四临，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不停叩问自己：“这钱，赚得妥当吗？”夜复一夜的煎熬，他终于下定决心，出掉手头最后一批货便金盆洗手，从此远离这种让他良心不安的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