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上海徐汇区衡山公园的沈钧儒纪念铜像基座上，镌刻着“沈钧儒先生”五个大字。这五个字取自周恩来致沈钧儒的亲笔信。1938年，为营救在武汉被国民党扣押的李公朴，周恩来和沈钧儒及时互通信函，密切商量。

两人的四封亲笔通信的复印件，一直被沈钧儒的长孙媳周秉德保存着。作为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从12岁起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生活了15年，直到27岁时与沈钧儒的长孙沈人骅结婚。

她嫁入沈家那年，沈钧儒刚刚逝世。如今，沈人骅也已亡故多年。著名画家杨之光所作的沈钧儒素描像，至今挂在周秉德家客厅墙上。两只装着沈钧儒少量旧物的暗红色猪皮箱，依然摆放在她的房间里。

今年是沈钧儒诞辰150周年。沈钧儒是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

曾任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的周秉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中国成立之前，很多党外人士因为认识周恩来而认识了共产党，也因为相信周恩来而相信了共产党，沈钧儒就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

“恩来说了，可以这样办”

沈钧儒与周恩来相识之前，两人神交已久。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沈钧儒任主席。1936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冯雪峰由陕北来到上海，与沈钧儒取得联系。随后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自此，沈钧儒同中共开始有了正式组织上的联系。

1936年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成立，沈钧儒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他和章乃器等人公开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加入救国会成为骨干，救国会的很多活动都与中共密切配合。沈钧儒对潘汉年等人说：“我们与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

这年11月，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名逮捕，史称“七君子”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出释放“七君子”。经各界营救，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七君子”获释。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同时下设国防参议会。国防参议会首批聘任了16位参议员，沈钧儒是其中之一，后又陆续增聘了周恩来等9人。

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于1937年8月中旬在南京中山陵举行，沈钧儒和周恩来都出席了会议。在国民党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举办的茶话会上，沈钧儒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两人相谈甚欢。

南京沦陷前夕，救国会迁至武汉。这一时期，沈钧儒经常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沟通。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几乎每周都到汉口中央银行楼上与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等人见面，向他们介绍国共会谈的情况，听他们对时局的意见。

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和南方局部分机构入驻曾家岩50号“周公馆”。

南方局候补委员、重庆局委员王炳南与沈钧儒合租在良庄，沈钧儒与周恩来联系起来更方便了，经常去“周公馆”拜会。

那时国民党加紧防共反共，沈钧儒总在时局不明时说：“听听共产党朋友的看法。”救国会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沈钧儒有时也苦恼，但过一两天就会豁然开朗：“恩来说了，这件事可以这样办……”

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之间，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重庆与民主党派举行的各种形式聚会，达120次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