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独孤卫特立独行，成为人群中的异数。他似堂·吉诃德一般，手持“锈矛”，大战“风车”，抵挡世俗的功名利禄；也和堂·吉诃德一样，有自己想象中的城堡、桑丘和姑娘。对于一些人，人生要么撞碎，要么后悔；更多的人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它们共同构成文学叙述的无量空间。

你有家庭吗？

没有。

有固定住址吗？

没有。

有工作吗？

没有。

身份证呢？

我是诗人，不需要身份证。

诗人也是人。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称为诗人。

呃，出过诗集吗？

没有。

你好像什么都没有。

现在我只需要一阵风。

这里，风也没有……

他伸出手指，代替画笔，在墙上画了一扇无形的窗子。风来了，他嘟着嘴唇，发出呼呼的声音。

1980年，一首诗与拳头相遇

是的，就在这一年早春的某个黄昏，他爬上了一棵苹果树，抽了一支烟，下来，然后向邮递员阿伟宣布：他已成为一名诗人。诗人独孤卫的第一首诗是献给李安娜家屋顶的太阳，第二首诗是献给照过李安娜脸庞的月亮，第三首诗是献给她家门口那只独眼的公鸡，其余的诗无非是历数李安娜抚摸过的猫呀、狗呀、小鸟的翅膀呀，等等，似乎也不排斥她家后院的鸡屎和猪粪。在独孤卫的诗中，李安娜对万物充满了仁爱之心，蒙受她祝福的家畜、家禽似乎都会健康长寿，于是，读过那些诗的人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迷恋的是神话故事中那种长睫毛的仙女。而事实上，她不过是乡村铁匠的女儿：年过十九，还带着婴儿肥，肩膀是圆的，手上的肉涡是圆的，屁股是圆的，脚趾是圆的，脸是圆的，眼睛是圆的，眉毛弯弯，脸上还点缀着几颗星星般的雀斑和一个月牙般的胎记。诗人，一个热衷于幻想的乡村青年，受到了某种默示，认为自己必须干点什么了。某个凉爽的傍晚，他向李安娜发出了邀约。李安娜果然如约过来，在村后一片树林深处与他会面。那里有一口池塘，四周有草、有花，一片半明半暗的杂木林，在夕阳的映照下宛如梦境。诗人说自己此刻不知道是刚从梦中走出来，还是一头跌进梦中。他给她朗诵了一首诗。在诗中，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只靠吃玫瑰生活的蚜虫，最后它死了，就以玫瑰为坟墓。李安娜感动得热泪盈眶。诗人沉默的时候，他的手却开始在暗中寻找一种适宜的表达方式。他费了很大劲才让自己的手指勾住李安娜的手指。她没有拒绝，这使他的胆子更加大起来。他的手企图鲁莽行事时，却被李安娜阻止了。但她接着就把脑袋靠在他的肩头，只允许颈部以上的精神交流。诗人告诉她，每次在深夜默念她的名字就感觉舌尖绽开了一朵花，现在他要让她看看这朵花是怎样渴望露水的滋润。当诗人再次大着胆子搂住对方的腰，强行索吻，李安娜竟在仓皇间一口咬破了他的舌头。她迅速退到一米开外的地方，告诉诗人，她有三个哥哥，而且每个人都有一对粗大的拳头。巧合的是，李家三兄弟仿佛按照剧本出演一样，说来就来了。大哥李大龙叉着手对诗人说，你滚远一点。诗人果然退出了十米以外的地方，但他仍以深情的目光凝视着李安娜。二哥李小虎对他说，你再滚远一点，我不想看见你。他又退后了几百步，差不多要走出李安娜的视线了。李大龙让李三豹过去告诉他，有多远就滚多远。诗人说，我不走了，我再也不会移动一步。李大龙听了传话，就对李三豹说，你瞧他的架子拿得挺大的，难道非要我亲自过去不可？李大龙大踏步过去，挥了挥拳头，诗人就迅速消失在暮色中。

诗人独孤卫的一首诗没法子抵挡李家三兄弟的拳头。他带着羞辱离开了小镇，再也没有回来。

邮递员阿伟仍然记得，诗人谈到“诗人在这个时代如何面对拳头的恐吓”时很无奈地摊开双手说，先知和诗人在故乡总是不受尊敬。在异乡漂泊期间，诗人依旧坚持不懈地给李安娜写信，诉说思念之苦、异乡的艰难生活以及作为一名诗人的雄心；在信尾，他总是忘不了请李安娜代向她家那些没名没姓的家畜问候一声。

两个月后的某天下午，邮递员阿伟在通往邮局的大街上，遇到了在腋下夹着一本书的诗人独孤卫。他仍旧是一副颓废模样：蓝色卡其衣服松垮垮、皱巴巴的，几根瘦骨好不容易才把它撑起来；一条灯芯绒裤子已经褪了色，皮鞋的鞋跟也快磨成了平底；整张脸上布满了倦意，眼皮下垂，眼袋里面仿佛永远饱含着泪水。用阿伟的话来描述：他脸上还有几分叶赛宁式的忧郁。

卫军。

不要叫我卫军。卫军这个名字已经埋在老家后山的泥土里了，以后就叫我独孤卫。

诗人寒暄几句就迫不及待地把话题转向诗歌。他的身后是一条跟他的憔悴形象颇为吻合的老街，房屋东倒西歪，布满了烟炱、油垢，给人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临街的包子铺里有人正在生煤炉，白烟从他身后滚滚而来，扑进了阿伟的鼻孔，他忍不住咳嗽了几声，但诗人依然近乎固执地背着烟雾站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好像烟雾都是从他张大的嘴里吐出来的。诗人不喜欢跟人谈论诗歌以外的话题，那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废话。诗人就是最讨厌说废话的人。而邮递员阿伟恰好是一个善于聆听的人，尽管不懂诗歌，却喜欢听人谈诗。诗人一谈起诗来就没完没了。如果有人问他：除了诗你就不能谈些别的？他就会这样反驳道：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谈诗更有意思的事？在诗人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话题值得一谈。阿伟记住了他所提及的每位诗人的名字，仿佛每个名字都是一张面孔，他会在某条大街或乡间小路上与他们相遇。

因为激动，阿伟第一次跟诗人谈诗显得有些结巴。在话语中断的地方，他不得不伸出手来，做一个含义不明的手势，好像要在上一句话与下一句话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诗人没有嘲笑他，相反，他还鼓励他说，写诗其实很简单，就像你刚才说话一样，有些话可以突然中断、省略、跳跃。诗歌写得面面俱到，有章有法，那就成了散文。大多数人是用散文的句式交谈，而你不同，你是用诗歌的句式，用那种与生俱来的直觉说话，因此我认为你很有写诗的天赋。

我……阿伟指着自己的鼻子，有些不敢相信诗人所说的那一番话。

不要再犹豫了，写诗吧。

我从小到大，连一行诗都没写过。

你记过账？

当然记过。

记账的时候你给数字分行，就好比写诗的时候你给文字分行，就这么简单。

这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简单。在我看来，写诗的人起码要掌握很多专业知识、认得很多字吧，而我现在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一本小字典上少说也有大半的字认不得。

知识会磨灭一个诗人的灵性，诗人不需要认识太多的字。在我看来，诗人常用的字不会超过五百个，一个初学者如果能把这五百个字玩得溜，就能成为一名了不起的诗人。

真的就这么简单？

是的，不要把写诗想象成一件复杂的事。你把我们今天的对话记下来，再作分行，也许就是诗。从前的诗人热衷于给诗押韵，今天的诗人热衷于给诗分行。对，分行，就这么干。

邮递员阿伟仍然没有忘记，1980年那个与诗人独孤卫邂逅的下午正是他诗歌生涯的一个开端。以后的日子里，阿伟就骑着自行车在恍惚中漫游了。当然，独孤卫就是阿伟这一生中遇见的第一位诗人，也是第一个鼓励他写诗的人。他摸过阿伟的天灵盖，认为他的囟门尚未完全闭合，还有成为一名诗人的可能性。

他的想象力实在太好了，读他的诗你会感觉他身上是有翅膀的。有一次阿伟跟人这样谈论他所崇拜的诗人。

阿伟还曾回忆起诗人那个房间里的一把破椅子。他说，那把破椅子很重要，如果没有它，我也许不会想到坐下来，跟他聊天。我此后的人生之所以产生改变，不仅跟他有关，还跟那把破椅子有关。

1981年，诗人与空椅子

尽管诗人不再隔三岔五给李安娜写信，但依旧会为她写一首情诗。他在一首诗中宣称：他会以诗作为一艘船，在深夜默默地回到她身边。谁也不知道，李安娜是否曾打算站在那一头的岸边接纳他。在长时间地被冷落之后，诗人开始为脑子里一个虚构的女人写诗。

在没有读者的日子里，诗人写完一首诗之后就将那把破椅子摆在面前，对着它，饱含激情地朗诵自己的诗作。空椅子就是想象中的聆听者。那时候，他在一个不到十平米的斗室里听到自己朗诵诗歌的声音就很满足了。朗诵完毕，他会回到那把空椅子前，坐下，使劲鼓掌。

邮递员阿伟出现之后，就代替那把空椅子成为第一个真正的聆听者。

诗人说，你坐着，对，就这样坐着，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听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诗人。他朗诵时，不断地绕着椅子走动。他的声音仿佛变成了绳索，把阿伟一圈圈地捆绕在椅子上。阿伟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走动，只能东看看，西瞧瞧。天花板是用发黄的报纸糊的，仰面可见密密麻麻的铅字，间或粘着一些蚊蝇的尸体，一根电线从天花板上方垂挂下来，同样粘着灰尘和蚊蝇的灯泡——诗人称之为“吊在城楼的玻璃脑袋”——悬在阿伟的头顶。房间里除了一张单人床、一把破椅子，别无陈设。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裸女油画，应该是从画报上裁剪下来的。按照诗人的说法，他喜欢黄金比例的人体，喜欢两个圆和一个倒三角构成的和谐图式。裸女正对着诗人的单人床，眼睛和乳房都是低垂着的，仿佛正沉浸在白日梦里。阿伟瞥了一眼，就把目光转向画框右上方的一条葡萄藤般延伸至门角的裂缝。门敞开着，晚风把稻田的气息吹进来。

当诗人用全身的每一块肌肉朗诵时，他的表演天赋就出来了。那一刻，他仿佛是在扮演一个西方诗人的角色：重要的是腔调和手势，朗诵什么反倒变得次要了。这首诗有点长，阿伟听完后，就像松了绑似的吐一口气，继而吸气，准备回答诗人的提问。但诗人显得有些激动，还没等他开口，就抢先谈起这首诗的创作过程，谈到自己如何在一首诗中彬彬有礼地破坏语法。

阿伟点头说，我不太会说话，更不敢说自己会写诗，但听了你的朗诵，我就觉着，原来写诗就是能说会道的人不打算好好说话。

单凭你这一句话，以后也可以试着写点诗了。

我只是一名来自乡下的小邮递员，从来没有梦想过成为诗人。

作为一名邮递员，你每天都在老城区里跑，但无论怎么跑都在既定的路线里面。你没法跑得更远。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像我一样开始写诗，你的诗就有可能比你的双腿跑得更远。

我的诗可以跑多远？

至少可以跑遍全县。

那么，你的诗能跑多远？

我的诗曾跑过省城，也曾跑过我所不知道的一些地方。这阵子，我收到了一些陌生人的信，他们告诉我，他们读过我的诗，渴望跟我见面。

诗人没有撒谎，在阿伟的记忆中的确有位北方诗人慕名来访。北方诗人带来了一本油印诗集，这是他花了足足两年的心血凝成的。他坐下之后，一口气念了十首诗。念毕，诗人说，稍等。他跑到一条大街上，用粮票换了一盒烟和一瓶酒。那晚，他们一边抽烟喝酒，一边用挑剔的口吻谈论古今中外一些著名诗人的作品。

北方诗人喜欢诗与哲学，诗人独孤卫称他是“诗人哲学家”。他们聊天的时候，阿伟就站在边上聆听。诗人哲学家说，有些东西你觉得它原本就是有的，但仔细想想，你就感觉神奇了，比如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空气？人为什么会有意识和语言？这些都是谁制造的？为什么地球会转动，太阳和月亮为什么碰巧跟地球凑到了一起？这些问题的根源你用唯物主义那一套理论是没法弄明白的。还有比如诗这东西，为什么东方人和西方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发明它，这跟发明钱币一样，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诗人说，这个比喻不够恰当，钱可以买一斤米，诗却不能。诗人哲学家说，没错，诗不能换来一斤米，但可以换来人们敬重的目光。诗人说，自打我写诗以来，从来没有赢得过别人的敬重。不，不，诗人哲学家说，诗固然不能帮助失明者看见光明，也不能帮助弱者打败敌人，但它可以让贫穷的人获得内心的富足，让柔弱的人获得心灵的慰藉，这就够了。

诗人独孤卫与诗人哲学家喝醉了之后，既没有诗，也没有哲学。屋子里弥漫着浓烈的酒气。他们说话时喉咙里好像掺和了一把沙子，声音干涩，甚至还有点模糊不清。

诗人不是人，这么说可以？诗人独孤卫指着诗人哲学家的鼻子问。

当然可以。诗人哲学家说。

你是怎么理解的？阿伟插嘴问。

诗是文体，人是肉体，文体与肉体不能混为一体。所以，诗人不是人。诗人哲学家就扯这些让阿伟摸不着头脑但又觉得有趣的废话。

到了第二晚，诗人独孤卫与诗人哲学家在酒后继续展开辩论。他们曾为夏天舒服还是冬天舒服发生过争执，也曾为叶赛宁写得好还是马雅可夫斯基写得好险些动起手来。当然，他们醒来之后，很快就忘掉了昨晚争论过的话题，开始心平气和地喝稀粥。就这样，诗人独孤卫与诗人哲学家聊了三天三夜，到了第四天，他渐感体力不支，晕倒在地，据说是熬夜加低血糖造成的。

在此有必要描述一下诗人独孤卫的日常生活：诗人通常是在中午起床，因此，他一天只吃两顿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白天的饭和夜晚的饭”；午后时光，他要么闭门独处，要么外出交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独处就是与书为友，交游就是以友为书”；由于失眠造成的困扰，诗人通常会在深夜外出游荡，直至身心俱疲才会回到屋子里，然后开始蒙头睡觉，一直睡到次日中午，如此循环往复；然而也有例外，比如在周末，会有一群诗人在他这里聚饮，他们喝最烈的酒，讲最粗野的话，之后便是轮流朗诵诗歌，那一刻，人人都仿佛化身为李白、歌德、雪莱、华兹华斯、普希金、兰波、聂鲁达、马雅可夫斯基……

因为诗，诗人开始组建了一个小县城的诗歌圈。阿伟发现，诗人与诗人之间的结识有时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一个诗人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陌生人的腋下夹着一本书，就能随口报出书名，对方则会微微哦一声，停下脚步。他们仅仅对视一眼，就仿佛早已了解彼此。有一阵子，诗人会见诗友的方式就是递上一张皱巴巴的小卡片，上面写着几行诗和他的签名。他有时候会把某个外国诗人介绍到小圈子里，有时会把小圈子里某个诗人的新作拎出来放在那些外国诗人的诗作中谈论。

这一年深秋，邮递员阿伟也被诗人独孤卫介绍给小圈子里的诗友。他给他们送过退稿信，因此开始逐渐了解这些人的大致状况。他们当中有车床工、油漆工、会计、电工、矿工、木匠、补鞋匠、放蜂人、废铜烂铁采购员、信号灯推销员、粮管所磅秤员、税务登记员等。他还了解到，木匠自从迷上了诗，就逐渐荒废了自己的专行技艺；放蜂人除了在花粉传播期忙碌一阵子，其余时间大都在城外闲逛，寻找诗意的生活；会计不仅能把算盘放在头顶拨打，还擅长分行，眼下已写三千六百行诗；补鞋匠并没有像一句谚语里讲的那样整天拿着他的鞋楦，而是一本改了又改的诗稿；税务局一名副科长是这个圈子里地位最为尊显的，诗人独孤卫说，在耶稣时代他也许会是一个人人讨厌的税吏，但如今，写诗让他跟所有的税吏有了区分。阿伟被这个小圈子正式接纳之后，一名手指间仍存油垢的诗人把自己的一册油印本诗集送给他，简历上赫然写明：他是一名钳工。

谁都知道诗人独孤卫的房间里只有一把破椅子，每回都供奉着诗人喜欢的一本诗集。所有的诗人都围绕着那把椅子席地而坐，有的搬来外面的砖头，垒叠起来，权当坐具。诗人独孤卫把外衣披在身上，盘腿坐着，目光低垂，是一副佛陀般内省的姿态。跟他并排坐在一起的是一位曾经学过细木活的诗人，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夸夸其谈。那时阿伟就坐在角落里的一块砖头上，低着头，默默倾听着。他身边是一个外壳生锈的搪瓷热水瓶，他的任务就是给每位诗人添水。只有当他们口干舌燥、目光掠过那个热水瓶时，才会在无意间发现热水瓶边上还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阿伟。但在诗人们不需要添水的时候，他和那个热水瓶就被他们遗忘在角落里了。阿伟，你也说两句吧。阿伟一直渴望有人这样对他说，但他们谈论诗歌时并没有给阿伟发表看法的机会。阿伟坐在砖头上，开始疲乏，目光中流露出来的那种淡淡的兴奋也逐渐消失了。

这一次，有人从市区带回了一本蓝油墨印的诗刊，大家传阅之后，就开始讨论如何筹资出一本同仁诗刊。如果在座每人出十块钱，就可以买一套油印机印本诗刊了。这些诗刊卖掉几百多册，又可以继续出刊。如此循环往复地办下去，不仅能收回本钱，还可能略有盈余。但谈到出钱，诗人们就开始叹穷了。

一位靠木工活养家糊口的诗人说，我发表几首诗还要往里贴钱，这岂不是赔本生意吗？更何况，这么做有失诗人的尊严。

一位曾经是油漆工的诗人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翻出卡其工装裤兜的里子，就像一个孩子张开了嘴，表示自己嘴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一位靠放蜂谋生的诗人也翻出了两边的裤兜，好像只有让它们显得对称才足以表明自己的真诚。他接着就裤兜发表了一番高论：当初发明裤兜的人可并不是为了装钱。据他推断，发明它的人应该是一个男人，而且会是一个雄性荷尔蒙分泌过多的男人。

你凭什么这么说？一位电工诗人问道。

这位靠放蜂谋生的诗人这样解释：你低下头来看看，我们的裤兜大都安装在大腿根的位置，这是因为发明者——当然是男人——考虑到自己那根不肯安生的家伙常常会顶出来有碍观瞻，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用手按住实在不太雅观，因此他就思谋着在裤子上开一个口袋，这样人们把手伸进去就神不知鬼不觉了。这个法子很管用，于是就在男人中间推广开来。当女人也效法时，发明裤兜的用意就此改变了。后来人们只知道用裤兜来装钱，用它的空和满来衡量一个人，这实在是一件很可笑的事。

有人冷笑，有人干笑，有人苦笑。

有人问诗人独孤卫，是否还有别的什么法子可以筹资出刊。他环顾四周，摊开双手说，诗让我们成为熟悉的朋友，钱却让我们成了陌生的朋友，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就在他们为筹资困扰的时候，房东推门进来，朝满屋子的人扫视了一圈，目光落在诗人独孤卫身上，向他做了一个捻手指头的动作。可以看得出，房东已把同样的话说过许多遍，现在都不愿多费口舌了。诗人们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他们个个都装作没看见，翻书的继续翻书，交谈的继续交谈。房东见诗人不做声，就挑明了，我已问过你不知多少遍了，你都说明天给明天给，一个月也是明天，一年后也是明天，你总得给我说一个确切的日子吧。

诗人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把房东推到门口，压低声音说，我这么多朋友在场，你总得给我一个面子吧。房东说，我已给足了你面子，是你自己不要。再说了，我也不是特意拣个你朋友都在场的日子找你。我没进来之前哪晓得你朋友在不在？噢，你朋友在我就不能向你催讨了？你这些朋友要是天天来，我不是天天都不能找你了？你让大伙都评评理看，拖欠了三个月的房租费到现在还不交，反倒数落起我的不是了。你们都是文化人，倒是给我评评理看。

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评评理”，诗人显得很无奈，他像那个曾经是木匠的诗人那样翻出了裤兜的里子。

房东把目光转向人群，问，你为什么不向身边的朋友借一点？

屋子里没有一个人做出要掏钱的样子。

诗人说，我们今天正在筹备出一本文学刊物，等我下月赚了点小钱准会把房租一分不少地付给你。

房东抢白说，依我看，十八个捣臼还画在后山的岩石上呢。

阿伟站在一旁，目睹了诗人的窘况，随即从工资袋里掏出几张崭新的钞票，交到他手中。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阿伟，这位刚才从未谈论过“钱”字的邮递员原来是他们当中最有钱的一位。但他们看他的目光是满含猜疑的，好像是在说，你身上有这么多钱，是不是偷来的？甚至有人用不屑的目光看着他，好像只有把他看成一个有钱的小偷，心里才会觉得平衡一些。

房东拿了钱，临出门时白了一眼诗人，冲屋子里的人说，我奉劝你们一句，千万别跟他一样，整天窝在这儿写呀写什么的，不去干正经活儿。现实点吧，年轻人，天底下没有一个房东会喜欢什么诗人租他的房子。

够了，够了，你一说话总要得罪人。告诉你，明年我决计不会再续租你的房子了。

付了房租费之后，诗人的态度立马变得强硬起来，好像只要他手头还有一点钱，他就能搅得动这个世界。

房东走后，诗人们突然陷入了沉思。诗人独孤卫带着莫名的愤怒说，你们听听，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有时就是从这些貌不惊人的房东口中说出来的。在他的描述中，这个房东简直就是冷血的资本家。他还举例说，有一回，他们并排站在厕所里小便，房东故意把裤门的拉链弄得很响。谁都知道，他新买了一条时髦的喇叭裤，当别人还使用纽扣扣上裤门的时候，他却总是炫耀般地拉动拉链。

他说这话时嘴里还发出一种模仿拉链滑动的吱吱声。

诗人们依然沉默不语。

我仿佛听到了布谷鸟的声音。

是的，我也听到了布谷鸟的声音。

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说。

我的肚子里有一只布谷鸟在咕咕作响。

我的肚子里也有一只布谷鸟在咕咕作响。

布谷鸟在召唤我们回家吃饭了。

于是，他们就在该散的时候散了。

屋子里只剩下诗人独孤卫和邮递员阿伟。门外一片树叶飘落。

今天，我把双手插进口袋，触摸到了最后一枚冰冷的硬币，没错，我已经听到一个人用冰冷的口气对我说：冬天又要来了。

诗人独孤卫说。

1982年，向兰波致敬

诗人喜欢老城区的生活，喜欢它的清晨、黄昏和夜晚，他希望自己可以在这里过着最简单的生活：穿干净的衣裳，吃干净的食物，做干净的人，写点干净的分行文字。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一门技艺：做饭。其理由是，一个人长时间坐在屋子里会感觉阴冷，因此，他要亲自烧饭，享受那种热气腾腾的感觉。遗憾的是，每个租来的房屋还没住暖和，他就要搬家。好在，他的家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这一年初春，诗人被迫搬到西山脚下的一座老房子。这里门没有锁，窗户没有窗帘，床没有四只脚，天花板上布满了蛛网和虫子，四壁分布着雨渍和裂缝。诗人在一块旧木板下摞一叠砖头，权当饭桌兼书桌。老房子就在田地间，在窗边享用晚餐可以看到一片稻田。美中不足的是，夏日夜晚时常会有飞蛾或蠛蠓出没。

某晚，诗人梦见屋子后面原本有一棵被狂风连根拔起的大树。醒来后，他跑到后院验证，发现那里果真有一个被人填埋过的树坑，因此，他打算在屋后补种一棵树。

过了些日子，他从山上挖了一棵树苗，从房东那里借了一把锄头和铁锹。挖坑时，一名上了年纪的邻居走了过来，用脚丈量了一遍。诗人问，有什么事吗？邻居说，我感觉哪里出了问题，但现在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诗人也不多问，就把树种下了。邻居蹲在那里，看了半天，也没吭声。

阿伟过来，指着那个邻居对诗人说，他这样看着一棵树，好像非要看出什么问题来。诗人不理会，回到房间后，拿出一首跟树有关的诗，念给阿伟听。

第二天上午，诗人出门，看到邻居也从对面的屋内踱出来。邻居说，我现在知道问题在哪里了。邻居指着那棵幼苗的影子说，就在这根细细的投影上。诗人说，我种我的树，跟你有什么关系？邻居说，你种树跟我无关，问题是它的影子现在已经投到我家这个方向，如果再高一点，就能碰到阶沿了。诗人说，影子是虚的，又不占面积。邻居说，话不能这么说，这棵树现在又细又短，但不久后难保不会长高长粗，你想想，那时节影子会遮住我家的大门。诗人说，大树底下好乘凉，这不是好事吗？邻居比画了一下说，这树长高了，长密实了，不但会挡住南风，还会影响我家的采光。诗人说，我只是种了一棵树，你怎么会想到十年、二十年后的事？邻居说，你看到的是眼前的树，我看到的是将来的树。诗人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邻居说，六十刚出头。阿伟说，这棵树要到十年后才能长成大树，那时候你如果还住在这里，就把他砍掉当柴火烧了。邻居似乎觉得他这话不无道理，就拎起小板凳走了。

下午，诗人与阿伟聊起那棵树，也聊到了邻居对这棵树的看法。阿伟问，树能结果子吗？诗人说，不会。阿伟又问，不会结果子的树种在屋后难道仅仅是为了观赏吗？是的，诗人说，我就是喜欢种无用的树，写无用的诗。

这才是我们要过的日子呀，阿伟说，我蹬着脚踏车干邮差活的时候常常会想，哪天我手头有点闲钱了，也找一个清静的所在，打理一点自己真正喜欢的物事。

就怕有一天你钱有了，闲情却没了。

诗人坐在屋前的竹椅上，呷着茶，说着一些闲话。阿伟不能明白，他为什么一点儿都不为眼下的生计担忧，好像他只对写诗、种树、研究神秘主义、留长发或胡子之类的事感兴趣。

知道最近我在迷恋谁的诗？诗人问。

谁？

兰波。我第一次读到兰波的一首诗，就冲出屋外，走到田野中央，我感觉身体里有什么东西突然像麻雀那样飘飞出来。我甚至想敲开你家的门，告诉你那个叫兰波的诗人他妈的到底有多棒。

他说这话时，依旧难掩激动。在阿伟看来，这就是诗人，因为热血常常会回涌到胸口，所以面色总显得那么苍白；因为内在的思想太复杂了，所以动作与表情总显得那么单调。

某个深夜，诗人站在镜子前，发现自己的眼睛在某个瞬间居然变成了灰蓝色。阿伟听了半信半疑。

这是灵魂的颜色。诗人说，我相信灵魂在某个瞬间会改变眼睛的颜色。

自此，邮递员阿伟就发现诗人独孤卫在众多公众场合开始宣称自己是兰波转世。

数月后，阿伟就在那堵斑驳的墙上看到了一幅肖像。早前那幅裸女油画不见了，代之以炭笔画，画的便是诗人的肖像。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将死或已死的老人才有资格在墙上挂这么大的肖像。

过了几天，墙上又有一幅外国诗人的肖像与诗人独孤卫的肖像并排悬挂。

知道他是谁吗？诗人问。

如果我猜得没错，他应该就是法国诗人兰波。阿伟答道。

没错，他就是兰波。

诗人打开兰波诗集，面朝翻滚的稻浪，诵读着兰波的《醉舟》。他告诉阿伟，他现在再也坐不住了，决定去十公里外的地方看看大海。

诗人出生于群山环抱的村庄，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真正的大海。在小学课本上看到“大海”二字，他也只能从起伏的稻浪感受大海的澎湃激情。念中学的时候，他就凭借想象写过一首关于大海的诗。老师问他，你见过大海吗？他点了点头。

事实上，我连一滴海水也没见过。多少年后他这样对阿伟说，一个诗人没有见过大海，就像一匹马没见过草原。

某个礼拜天午后，诗人坐上了阿伟的自行车，来到海滨渔村。大海跟他早年想象的还是有点不一样。海水怎么是浑浊的？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他们从内海港湾绕到海岛的另一头，眼前越发开阔。一缕长云漂移至海岛上空，投下一片巨大的阴影。他们站在高处，手搭凉篷，任由风把他的长发吹成黑色的火焰。海水的颜色由近及远，分出了不同层次，近处是明亮的碧色，再远点是青碧的颜色，更远处则是幽暗的宝蓝色。

他们沿着缓坡，慢慢走到一块布满藤壶的礁石上。海风吹来，他们身上的衣裳像翅膀一样随风飘荡起来。在明亮的大气中，大海如同一块风中的蓝色天鹅绒布，微微抖动着。

诗人指着涌动的波浪说，我能感觉到地球在颤抖。

阿伟说，这一刻，我除了赞叹大海足够大，没有更好的词形容它了。

是啊，诗人说，在大海面前，所有的形容词都已经失效了。

诗人望着大海，紧接着提出了一个奇异的问题：如果把地球上的海洋都提升到半空，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徒步通过渊底走到巴黎？

为什么会想到巴黎？

因为那里有一个名叫兰波的诗人，我想看看兰波生活过的那座城市。

此刻，一个戴着蛤蟆镜、穿着花格子衬衫和喇叭裤的兰波就站在礁石上，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阿伟也顺着他目光朝远处眺望，仿佛那座名叫巴黎的城市就在大海的那一头。

太阳西斜的时候，他们骑着自行车，从海边返回。他们穿过一座又一座村庄，一片又一片稻田，城郊那些远远近近散落着的屋舍和炊烟渐渐进入视野。阿伟把自行车停靠在路边的树下，与诗人并肩坐在田埂上，听着晚风吹拂稻田和树林的声音。诗人感叹，见识过了大海的辽阔，忽然发觉自己生活的这座老县城竟是那么幽暗、局促。阿伟说，我倒是觉着，我们远离大海之后，还会再次爱上人间的柴米油盐。诗人把阿伟的话重复了一遍，说，你把刚才这句话记下来，分成行，就是一句诗。说话间，又一阵晚风吹来，诗人拍拍屁股上的尘土，站起来，张开双臂，像是要拥抱什么。此刻，炊烟已经消散，天空变得越发幽蓝，平原的孤寂让他们无比动容。

诗人回到那座平房，随手拎起一个热水瓶，想给阿伟倒一杯水，忽然又放下了。面对冰冷的炉子，他再次陷入了沉默。阿伟问，最近又揭不开锅了？诗人没有回答，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海螺，摆放在一本诗集的封面上。隔了半晌，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大海拥有一切，我却家徒四壁。阿伟问，你是在念自己的诗，还是在谈论眼下的处境？诗人好像没有听到阿伟的话，又接着补充了一句，不，我恐怕连家都没有。

你没有家，却有一个天地。

天地也不是我的。

诗人说到这里，第一次为大海（也许是为自己）流下了一滴眼泪。

贫穷是打败诗人独孤卫的第一个敌人。

当阿伟拎着一袋米来到诗人家门口时，看到门口的蜂窝煤炉子冷冰冰的，边上堆着煤渣和刨花，铁皮锅的盖子上落满了灰尘，窗台上搁着一盆观音葱和一只用来吃饭、喝水的搪瓷碗，碗是空的。诗人就蹲在窗台下，双手捧着自己的一张脸，好像双手一放，随时会哗啦一下碎裂一地。

还没吃过饭吧？阿伟递给他一支烟。

诗人仅以肚子里的咕咕声作为回答。

阿伟说，这日子如果实在过不下去，你就回老家吧。毕竟，那里还有父母留给你的两间平房、一亩地。

我是不会回去的。诗人说，维吉尔没有回乡，但丁也没有回乡，每一行诗都是他们铺向故乡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