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使用的频繁程度和重要性， 中国人将“锅”放在了厨房用具的首位，如习语“锅碗瓢盆”。因为在生活中极为常见和普遍，与锅相关的表达也有很多。在汉语里，人们用“背锅”“顶锅”表示替罪羊，用“甩锅”表示推卸责任，用“砸锅卖铁”“等米下锅”“揭不开锅”表示生活拮据，用“热锅上的蚂蚁”表示焦急，等等。

在西方语言中，与锅相关的习语也有很多，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荷兰语中都有“potcalling the kettle black”的类似表达，直译就是“锅说水壶黑”，意思接近于汉语的“五十步笑百步”。

东方与西方的烹饪哲学差异也显著地体现在锅具的形态设计上。自夏商开始，中国的烹饪器具便呈现出曲线形的底部结构。这种设计赋予了锅具较大的容量，使其能够适应蒸、煮、烹、炸等多种烹饪要求，以满足大家庭的饮食需求，也反映了东方农业社会在食材处理方面的智慧。相对而言，西方的烹饪器具则偏好平底设计，无论是pot 还是pan，只有锅沿高度的差异，锅底均为平面。这种设计保留了早期烧烤的痕迹，反映了畜牧业文明在食物烹饪方式上的传统延续。

后勤补给条件和技术的限制， 使古人在进行长距离的军事、商贸及宗教等活动时， 都需要携带锅具出行， 客观上推动了锅的旅行。如《马可·波罗游记》中就曾记录远征的蒙古士兵“各携一小帐，一革囊盛乳，一锅，随身行李皆备于是”。自宋代起，铸铁锅逐渐在汉族地区普及。与陶锅、铜锅相比，铁锅结实、轻便、受热快等优势明显，因此也迅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热销海外。明代中期，中国的铁锅通过朝贡赐予、贸易、走私等途径旅行至琉球、日本及东南亚多地。至清代，广州、佛山生产的铁锅因其卓越的品质而深受欧洲市场青睐。由于粤语中“锅”字的发音为“镬”，西方世界特地创制了“wok”一词，用以指代源自中国的铁锅。总体上看，铁锅成为继丝绸、瓷器、茶叶之后又一个影响世界的中国器物。

换换换，铁锅的中国旅行

对于锅在中国的起源问题，古史考曰：“黄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就矣。”历史上，炊煮类器物种类与名称繁多，如鼎、釜、鬲、甗、甑、鬶等。到宋元时期，锅逐渐成为煮饭器皿的最主要称呼。明清两代，当江南的穷酸文人都可以用铁锅煎茶听雨时，北疆的游牧汉子却因得不到这“黑家伙”而望眼欲穿。从秦淮河畔到白山黑水，这口圆底铁器愣是走出了比丝绸之路还魔幻的南北通途，上演了一场跨越600 年的“南锅北上”。

明永乐年间的朝堂上，官员们为铁锅是否“出口”蒙古吵得唾沫横飞。户部尚书拍案怒吼：“给鞑子铁锅就是资敌！”兵部侍郎翻着白眼怼回去：“不给锅他们就来抢，您老去守长城？”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铁锅辩论赛”，终于在景泰元年（ 1450年）被代宗皇帝一锤定音—“许（鞑靼人）买铜汤瓶、锅、红缨、鞍辔、剪子等物”，但必须得是广东特供的生铁锅。这招堪称一箭双雕，既能赚银子，又能防着游牧民族熔锅造箭，堪称古代版技术封锁。据《明会典》中记载，广锅入市后，辽东马市简直成了“锅碗瓢盆博览会”，蒙古汉子们牵着牛羊换锅的场面热闹非凡。

明代中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自己的札记里赞扬了大明的铸铁技术：“他们（中国人）用熔化的铁可以塑造比我们更多的物品，比如大锅、壶、钟、锣、钵、栅门、熔炉、武器、刑具和很多别的东西，手艺和我们的金属工艺差不多。”这句大明铁锅制造水平比肩欧洲的称赞要是让明朝边关守将听见，估计他们得拍着城墙垛子苦笑—因为早年间蒙古骑兵攻城略地时，第一个抢的就是汉地铁锅，那劲头比抢亲还积极。明代《皇明经世文编》中记载着这样的战场奇观：蒙古骑兵马背上驮着抢来的破锅，叮叮当当好似移动的打击乐团。实在抢不到的时候，蒙古使者只能拿满身豁口的铁锅求换新锅，活脱脱古代版的“以旧换新”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