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能够生存发展多久，触达何种价值高度，做出多大贡献，取决于其生命力和软实力。董事会是企业的“商业大脑”，卓越的董事会文化是决定组织生命力的“基因密码”，能够将治理优势转化为战略胜势，引领企业穿越经济周期

公司治理的完善不是简单地搭起个组织框架、出台一些制度、完善几个流程，就能浑然天成并取得满意的效能，它不仅需要精密的框架制度设计，更需要人文精神的滋养。

董事会文化是董事会运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关董事会使命、目标、理念、哲学、道德伦理、行为规范、制度安排及其价值取向的集合。董事会作为公司中一个“特殊”工作团队，拥有法律和股东赋予的公司最高决策权和决定权，卓越的董事会文化，推动董事会及其他治理主体实现从“治理工具”到“组织生命体”的蝶变。这种蝶变不仅体现在企业决策效能的提升，体现在企业当期资产负债表等“三张表”上，更是企业跨越和赢得经济周期变化不可缺少的软实力，决定着企业最终能够抵达的价值高度。而卓越董事会文化的塑造，则需要长周期、多维度持续发力，不可能一蹴而就。

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公司治理理念的融合

今天某种意义上作为国学（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体的儒家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性的一部分，对国人的行为模式以及信仰、习俗，对法律法规、社会秩序的构建以及企业的操作规程等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对我国现代公司治理以及董事会文化也必然产生重要影响。

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一些长期形成的行为习惯，与现代公司治理理念和董事会文化是相契合的；然而，有的也可能给董事会以及其他治理主体顺畅运作、发挥效能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冲突。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曾长期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封建王权思想影响了许多人，“一个人说了算”的思维定式早已成为人们的习惯。在传统文化讲究的自我克制、容忍别人，以及以人情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潜规则的影响下，一些人不习惯直面问题、不愿意甚至不敢求真，一些人善于随机应变，“抄近路”“打折扣”“搞变通”，遵循制度法律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艺术性”。这些认识和行为习惯，与现代公司治理理念和董事会文化就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儒家文化在适应社会和时代变迁中随时进行着自我调整，是一个趋时更新、兼收并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并未绝对化，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得益于适应时代的文化继承和发展。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而后来的儒家学说推崇者对其不断加以完善，依照时代变迁对儒家学说做了补充与修正，对孔子学说的原意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甚至改变，儒家后学明显突破了孔子学说，有的还成了法家的鼻祖。在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的实践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不能简单归咎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果非要归结于传统文化，那也是需要改革掉的不良“习惯”。例如，有的经理层避重就轻汇报情况，对董事一味附和而缺乏参与议案深入讨论的积极性，希望董事会承担责任并获得董事的支持、鼓励，同时又反感董事的质疑，等等；在需要董事充分展示才华、勇于表达异见、平等参与决策的董事会中，有些董事出于情面等方面考虑，往往表扬、附和的多，即使有不同意见，表达时也非常含蓄，点到为止，不痛不痒，无法起到明确制止的作用；有的董事对于一些专业问题不予深究，为规避责任和风险，对于讨论的议题不做深入的分析判断就投否决票或弃权票，因为现行法律法规只对错误决策投反对票、弃权票的情形免责，而对正确决策投了反对票、弃权票的责任没有规定，以至于有的董事滥用弃权票、反对票。

几千年传承至今，传统文化强调的“和而不同”理念，与董事会集体决策机制具有基因级的契合；儒家文化“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智慧，在现代公司治理实践中可转化为治理主体动态平衡的艺术，做事情和谐而不丧失原则，杜绝出现过与不及两个极端；传统文化在群己价值观上形成的利他主义与整体主义价值导向，与发挥董事会团队领导力的治理理念并无不同；等等。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公司治理理念是契合的，不能把所有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于传统文化。今天，公司治理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卓越董事会文化的塑造，要求我们对传统文化既不能简单嫁接，更不能全盘否定，而是要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公司治理文化的深度融合，构建适应新时代公司发展要求的卓越董事会文化。这种文化是公司治理主体顺畅、高效运行的软规则，是董事会领导企业走向卓越的基石。

提升对现代公司治理理念和董事会文化的认知

卓越董事会文化的基石和内核，是董事会这个“团队”在使命、目标、理念及价值取向等方面达成的共识，以及在这一核心观念指引下建立的各种制度和规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董事会要实现从“有形”到“有神”的跨越以及“势能”的提升，文化既是重要基础也是重要前提，董事会成员拥有共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将有力推动战略目标转化为公司上下的文化共识和行动指南，凸显公司治理和文化的强大“势能”。

实现认知的跨越需要摆脱传统公司治理思想的束缚，建立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治理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