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小说家就是讲故事的人。这恐怕是一种文学的历史虚无主义，把从“神话”到“小说”的叙事演变给取消掉了。按照文学史家伊恩·瓦特的说法，“小说”是近代才出现的一种文体。“故事”则可以追溯到神话盛行的古老岁月。对于讲故事的人，一个好故事就是讲述的全部“目的”，他是叙事作坊里的工匠。对于小说家，故事则主要是他的一种“手段”。仅仅写出一个漂亮的故事，小说家的使命并没有完成。他必须要做出更多的工作，就像简·奥斯汀、笛福、巴尔扎克这些小说艺术大师当年所做的那样：借助一个生动的故事，去处理最新出现的、十分紧要的当代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物质的还是观念的，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前提条件都必须是“当代的”。

“当代性”，这一核心的、规定性的要求，将小说家钉在了他所处的时代上。小说家是一群以故事处理当代问题的语言工作者——这是否应该成为一种职业共识，至少是小说家们的自觉？否则，小说家这一特定称谓就失去了必要性与权威性，小说就会与“故事会”混为一谈。具有这种自觉的小说家，在讲故事时就像背负着十字架一样背负着当代。追踪当代、表现当代、解释当代、反思当代，变成了他不可推却的艺术责任。在这种责任的强烈驱使下，小说家往往会胀破文学外壳，长出思想与观念的翅膀，蝶变为具有提问能力和解答能力的当代思想者。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昆德拉、库切，既是杰出的小说家，也是他们所处时代最优秀的头脑。

石一枫正是这样一个以故事处理当代问题的小说家。在《小姚护士和她的病号》这篇最新的中篇小说中，他再次展现了他为当代生活、当代观念、当代人物赋形的天赋。他在小说中，重新处理了他始终高度关注的三个当代问题：上与下的阶层问题、真与假的存在问题、生与死的哲学问题。

一、 上与下的阶层问题

读石一枫，我时常会想起黑格尔对小说这一文体狭义的定义：小说是近代市民阶层的史诗。这个定义，放在近现代西方语境下不难理解，放在近现代中国的语境中，就不是很妥帖。鲁迅是现代中文小说的先行者，他的乡土题材小说与寓言风格小说，与中国城市以及新兴的市民阶层没有太多关系。因为他的小说不是“原生性”的，而是沾染着新文化运动时期“拿来主义”观念的产物——“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真正书写市民阶层的小说，大概要到老舍、施蛰存、张爱玲的时代才出现。

施蛰存、张爱玲能写市民阶层，是因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