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和《宋论》，都是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于晚年写成的史论名著，但又不止于纯粹地探讨历史—王夫之生于明朝，心中对明朝的归属感，是无法撼动的，所以，他对明亡怀有深痛感触。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去读史论史，最为关心的问题，自然就是朝代盛衰兴替背后的深层原因。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王朝兴起之时，初创者无不怀着千秋万代长盛不衰的期待，抱持理想，去规划，去设计，去执行，但，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哪些关键人物出了问题，是哪些关键步骤行差踏错，使得局面日益败坏？

今天我们或许会借用物理学的“熵增”概念，去理解传统王朝政治的积重难返、运维失序；而作为思想家，王夫之则试图将目光聚焦于关键人物的重大动作，去发现导致大厦崩塌的隐秘前兆与转折时刻。

于是，他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以及依据，常有惊人之论，但细细看来，完全符合他据兴衰以臧否人物的逻辑。

比如，宋代最大的奸臣是谁？王夫之在《宋论》乃至《读通鉴论》中，反复提及一人：秦桧—这是公认的大奸巨恶。

和秦桧能够相提并论的有谁？您可能会想到贾似道、史弥远……

王夫之的结论却惊世骇俗。

秦桧：心怀不轨，自坏长城

如果随机采访一位路人：“你认为宋朝最大的奸臣是谁？”相信有98%的人会脱口而出：“秦桧！”

因为杀害岳飞以求议和这件事，秦桧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是最顶端的那段，地位牢不可撼。

关于这一点，王夫之也持赞同态度。

在《宋论》中，他对秦桧的批判可谓毫不留情，斥其“其机深，其力鸷，其情不可测，其愿欲日进而无所讫止”，意思是说，此人心机深，力量凶狠，心思不可测知，欲望日益膨胀而无限度，勾勒出一个阴险狡诈、权欲无穷的野心家形象。

秦桧的奸邪，不仅表现在众所周知的杀害岳飞这件事上，更体现在其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而对宋朝国本造成深层次、长时间的危害。

秦桧遍置党羽，诛逐异己，手段狠辣无情，不只是出于私人报复的目的，他最终的目的，是让皇帝身边留不下一个可靠的大臣—当时高宗年已老迈，普安郡王赵眘（即后来的宋孝宗）刚刚被选拔上来，还没有正式立为太子，一旦高宗死在他前头，那么，秦桧就会另择幼童暂时继位，然后自己再取而代之。此时，外有女真为援引，内有群奸为佐命，篡夺天下，对秦桧来说就易如反掌，这野心再明显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