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道

光绪三十二年（1906），晚清政府派遣各省提学使赴日考察学务，让公派在日本留学的江庸做“照料员”负责协调联络工作。这一年，江庸在早稻田大学师范部法制经济科学习即将毕业。而此前一年（1905），因范源濂回国任学部主事，江庸继范氏之后经管日本法政大学中国学生速成班学务，兼任翻译和助教—江庸学业优异处事干练，早已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崭露头角。由于他在早稻田大学读的是“师范部”的“法制”专业，又有法政大学中国学生速成班的工作历练，一回国就成了香饽饽。先是有北洋大臣袁世凯直接聘他为北洋法政学堂教务长；还没等他到任，清廷学部就“截胡”调江庸充学部普通司司员兼京师法政学堂教务长。既而修律大臣沈家本又派他去修订法律馆专任纂修，同时兼任法律学堂教习。沈家本是晚清最著名的法学家，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先驱。能让沈家本这样的大学者青眼有加，委以重任，亦可见江庸非同凡俗。1913年，沈家本逝世，大总统袁世凯挽联“法学匡时为国重，高名垂后以书名”，追悼会的主持人就是江庸。

辞官

民国四年（1915），江庸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次长，奉命考察东北三省综合治理情况。回来向大总统袁世凯复命，力陈奉天（今沈阳）、吉林两省政治腐败，军务废弛，只有黑龙江省将军兼省长朱庆澜励精图治，军政、民政皆蔚然可观。鉴于奉天在三省中的地位更为重要，江庸向大总统建议调朱庆澜督奉，而另选贤能管理吉、黑两省。哪知道袁世凯大不以为然，说朱庆澜军事尚娴，奉天政务未必胜任。江庸一回去就写辞呈，而且语颇激切。以致袁世凯不得不温言慰留而才作罢。

民国六年（1917），张勋复辟覆灭之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王士珍组阁，江庸任司法总长。大理院以内乱罪重判张勋复辟核心参与者张镇芳无期徒刑。张通过人脉关系疏通以求保赦，赦令须经司法总长副署才能生效。江庸以为：“时民国方恢复，张勋尚在逃，即赦复辟要犯，何以惩前毖后？”故拒绝副署而辞职。此事在当时影响很大，舆论许为“民国以来负政治责任辞职者，江庸是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