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录后序》的书写与漱玉词

当尝试去描述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十三年青州屏居生活时，只能先从李清照自己的《金石录后序》里找相关材料，还有就是她存世数量甚少的诗词。而宋以后的文人笔记关于李清照的描述，其可信程度或新鲜程度都是较低的，有些纯属小说家言。

然而，必须应当承认的是，由于李清照写作《金石录后序》时，赵明诚已去世，甚至宋朝的天下、李清照自身也屡经重大变故、波折。在这特定的情况下，李清照对自己和赵明诚的婚姻生活之追述，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和特殊需要—当时李清照需要重新得到赵氏家族的认可（或许还有谅解等），因此她的记述就如同对待《金石录》其他部分的“笔削”一样，绝对是经过了自己有意识、有目的的裁减和“美化”的。至少出现在她一些诗词中明确的负面情绪，就绝不可能体现在《金石录后序》中。这无疑给我们重构二人这段历史，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但不论怎么说，《金石录后序》仍是研究李清照的最重要材料和基础材料之一。李清照还着力描绘了一幅夫妻间极其和谐的生活画面，后来清朝词人纳兰容若谓“赌书消得泼茶香”，说的便是李清照、赵明诚之典故。《金石录后序》中的描绘，不难见出确有相当高的真实记录和夫妇俩甜蜜的情感在其中，但这绝不是婚姻生活的全部。李清照选择具有高度“艺术典型”的画面，来描述她和赵明诚自大观元年以后的婚姻生活，实则恐怕是为了勾勒出一个童话般的“二人世界”，以便向当时之人乃至后世之人表明，她和赵明诚之间的夫妻情感始终是近乎完美的。屏居青州的十三年和赵明诚“连守两郡”的五六年间—这两段光阴，被李清照混合在一块，呈现出的只有他们的“快乐”。对这段十数年的生活，李清照有一句总结，“乐在声色狗马之上”。假如联系后来的一些蛛丝马迹，这句话就似乎有另一层隐藏颇深的意味。

政和三年（1113）李清照三十岁。此时期有一首易安居士的作品对于我们理解她的那些闺怨色彩浓重的词作，可能会提供不一样的路径。即《分得知字》：

学语三十年，缄口不求知。谁遣好奇士，相逢说项斯？

“三十”固然可能只是取整之数，但作于政和三年或其前后应没有什么大问题。整首诗非常好理解，“项斯”是晚唐诗人，因此“谁遣好奇士，相逢说项斯”是自傲、自许的意味，认为“人之不吾知”，期盼着有名公巨擘宣扬、称道自己的文采。这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大致在清照三十岁左右，她还没有享有后来的那种诗词盛名。

其原因何在呢？实际上就在前两句里：“学语三十年，缄口不求知。”原来，恐怕李清照囿于当时作为宰臣之家儿媳的身份，不太方便将自己的诗词作品公然流传于外，尽管她内心充满了“叛逆”和自傲的想法，希望与历代词人一争高下（李清照对诸多名家批评的《词论》也是这一时期所作。或许她正是怀着“缄口不求知”的“怨气”“不甘”，来创作《词论》，因而才把称雄于词林的野心，化作对历代词家名辈的抨击、批判）。所以她只能违心地说“不求知”，实则不是“不求”，而是“不能”。一则因为其是赵明诚之妻子，而赵氏家族为宰辅之家，于当时礼法，女子诗词流布于外，大非所宜；二则此前长期经历党籍之禁，作为李格非的女儿，李清照更须低调，不给父亲和赵氏家族添加麻烦。

那么后人看到的李清照词是如何流传的呢？

大约和绝大多数女性词人一样，易安词最初应该只在亲朋好友的小范围内流传，这属于礼法尚可以“模糊”和“权宜”的灰色地带，不至于被人过于说三道四。到南宋，至迟在高宗皇帝绍兴十六年（1146），清照六十三岁时，其易安词已流传颇广（这可能和其表妹夫秦桧独相以后的“照顾”有关），时人曾慥所编的《乐府雅词》便是在这一年成书，已收录易安词二十余首。这说明在此之前，李清照已获得了公开自己词作的“权力”，其词作的流布，不再会被视为不合礼法。

然而，在她年仅三十岁左右时，这种“权力”是她所不具备的，她也无法预料到，等自己天命、耳顺之年，将逐渐成为世所公认的一代词家宗师，其“女性”身份的不便将不再阻碍其诗词文章的公开雕版刊印。

在这一层逻辑下，我们可以推测出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李清照的许多闺怨词里，恐怕也就必然包含了一部分确以她作为叙事主角，以其与赵明诚的情感为叙事内容的真实记录—因为她不曾想到，有一天这些词会流传在“合适的亲友圈”之外，成为城市文化大众的诗词读物。这些闺怨、闺情之诗词，当然有一部分应是李清照“闺体幻境”的文学虚构，但不能否认，也有一部分具备相当高的真实性，甚至可以作为后人研究李清照个人生活的依凭。

若隐若现的“天台之遇”谜题

现在我们要进入到李清照研究里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也是其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谜团，即她和赵明诚的婚姻感情是否发生过重大矛盾、裂痕，赵明诚是否曾纳妾，或者说有过类似纳妾的“天台之遇”？

赵明诚“天台之遇”的疑问是从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这首词中所来：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