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夏天，我在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耳鼻喉科病房值第一个夜班。凌晨三点，一位老人因鼻腔大出血紧急抢救，我握着前鼻镜，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止血钳。带教老师按住我的肩膀：“别慌，医生的手要稳，心要热。”

19 年后，当我在广西民族大学的法语培训班背到“maladie palustre（疟疾）”这个单词时，又想起了那个夏夜的冷汗，但这一次，我心中多了一份笃定。

正是在医院公共栏里看到援非医疗队的选拔通知之后，在响应国家援外医疗事业的召唤之时，我的心底逐渐筑起了一条崭新的医疗之路：或许，医者的“心热”，不该只限于故乡的诊室。

仁心律动越重洋

经过大半年的强化学习后，带着忐忑与使命感，我踏上了尼日尔的土地。尼日尔的阳光有棱有角，像晒干的碎金片扎在皮肤上。抵达马拉迪医院的第一天，我站在诊室门口，看着锈迹斑斑的铁门被热风撞得哐当作响，门后飘来混合着消毒水与尘土的气息，这就是我对非洲大陆最初的嗅觉记忆。此刻距我从广西医科大学毕业已近20 年，从南宁的三甲医院到眼前这座连电动吸引器都没有的非洲诊室，命运的齿轮在“援非医疗队”的召唤里悄然转动。老队员曾说：“那里的蚊子能把人抬走。”但真正让我心悸的，不是疟疾的威胁，而是玻璃柜里那排缺了标签的药瓶和候诊区里无数双望向我的充满期待的眼睛。

银针民谣共愈疾

马拉迪医院的诊室里，阳光永远像熔化的黄金般炽热，而这里的医疗条件，比想象中更艰苦——没有内窥镜，没有电动吸引器，连基础药品都时常短缺。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遇见了来自古巴的同行亚妮拉医生，一段跨越国界的医者合作悄然展开。

那是尼日尔马拉迪医院的一个寻常午后，古巴援尼医疗队内科专家亚妮拉医生带着发热头痛、流脓涕的农民阿卜杜勒来到我的诊室看病。经检查，患者确诊为急性鼻窦炎，左侧上颌窦积脓，而医院设备简陋，仅有基础穿刺针和手动注射器。

“Bonjour docteur……”阿卜杜勒用法语艰难开口，随即被剧烈咳嗽打断。我戴上头灯，轻轻扳动病人的头部检查。当我的手指触碰到患者左侧上颌窦区域时，阿卜杜勒发出一声压抑的痛呼，整个人像虾米一样蜷缩起来。体温 39.4摄氏度，持续高烧三日，左侧上颌窦区触痛剧烈，必须立即穿刺引流。但麻醉剂不足、患者因恐惧和迷信而抗拒治疗，成为摆在我们眼前的难题。

“在古巴的乡村医院，我们经常用最原始的方法解决问题。”亚妮拉的话带着加勒比海的爽朗，却又在蹲下身时变得温柔。她掏出她在古巴医院与康复病人的合影，并用手机画出上颌窦的解剖图，指着安全穿刺区域安抚着阿卜杜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