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最不高兴被尊称为“梁老”的梁衡先生，不知不觉已迈入“80后”序列。

此前梁先生一定会反问：“我有那么老吗？！”在他那里，被人称“老”，意味退出历史舞台，行将就木。

从去年开始，梁先生的节奏明显缓了下来。

见到他时，他会感叹几句：“唉，老了，跑不动了，也写不动了！”可自称“写不动”的梁先生仍在写，还于线上、线下讲课。夫人在一旁直摇头：“劝不住！劝不动！”

我知道，一直没有停下脚步的梁先生不服老。可世上谁能不老呢？从1982年他的《晋祠》第一次入选课本，算起来，时间已过去四十三年了，他的文章还在课本里，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而梁先生已经八十岁了。

身为记者、作家、学者、官员的梁先生，在我印象里，一直都是那个不怕吃苦、愈挫愈勇、不断求新的上进青年，永远兴致勃勃。

一、铁狮子胡同

梁先生是农家子弟。1946年5月5日，梁先生生于山西南部霍州下马洼村的一个窑洞里。此地因唐太宗曾在此下马而得名。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霍县第三任县长，母亲是农村主妇。父亲忙于公务，母亲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却从不抱怨，家里来人，就说上炕，吃饭。

村里有两座庙，东边是岳飞庙，西边是关帝庙。小学设在岳飞庙里。村里人土炕上生，土窑里长，土堆里爬。家家院里有一个神龛供着土地爷。梁先生能认字时就记住了这副对联：“土能生万物，地可载山川”。

后来因父亲工作调动，举家迁至太原。受父亲影响，他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小学时开始背古诗，最早读的是《千家诗》。接触的第一篇古文是姐姐高中课本里苏轼的《赤壁赋》。中学时，他是语文课代表，给同学们的印象是对语文十分痴迷，读起书来旁若无人，沉醉其中。

1963年夏天，十七岁的梁衡中学毕业，正在菜场打工卖菜时，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全班只他一人考到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志愿是学中文，却进了历史档案系，一个对出身要求很高的机要专业。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分城内、西郊两个校区。新闻系、语文系和档案系一年级新生总共加起来也就七十来人。这三个系在城内铁狮子胡同的旧址。

铁狮子胡同的校园，曾是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也是鲁迅所写的刘和珍君牺牲的地方。春天里，丁香花和木槿花在校园里绽放，芬芳四溢。

全班二十四人，只有三个女生，年纪最大的同学比他大六岁。这个班后来出了三个部级干部。在中国人民大学，梁先生感受到了浓浓的政治氛围。新生入学后，每人都领到一个马扎，开会、听报告时，把马扎一放，整齐而坐，各班唱歌、拉歌。食堂没有凳子，大家吃饭全都站着。学校没有大礼堂，食堂的饭桌推到一边，马扎一坐，就开会。那阵势完全是部队作风，当年陕北公学的传统犹在。

在东四六条38号的校部里（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大学，1949年进京后，有多年办学经验的成仿吾深知校舍的重要性，第一时间在东城区接管了大批房屋，最主要的两处：铁狮子胡同1号原段祺瑞执政府和崇礼故居。后者成为华北大学校部），还保留着战争年代的传统，不分办公区和生活区。出了办公室，便能看到锅碗瓢盆和晾晒的衣服，这样的场景在北大、清华是看不到的。

开学典礼上，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南昌起义的吴玉章校长说：“同学们，我年纪大了，精力不行了，我向中央请求，派一个年轻的干部来。”早年曾从事地下工作的郭影秋副校长随即抱拳出来。他诗词造诣很深，是明史专家，著有《李定国纪年》……其革命者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使这所学校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关注社会与政治，注重实践，注重对学生政治思想觉悟和品德的培养。

拍合影时，同学们一低头，看到了前排八十多岁的校长肩膀上还打着补丁，顿时肃然起敬。成为像他们那样为文为政皆有建树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者，清正朴素，成了梁先生努力的方向。

大学期间，他最爱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历史课，课堂上发言，虽在全班年纪最小，可见地不凡。他还喜欢吹笛子，去王府井书店花几分钱买一张笛子曲谱练习。周日，则学雷锋到学校周围的工地义务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