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和人文科学而言，西方学者普遍有寻找思想渊源的传统。一个人物、一种现象、一段历史，只要作为对象进入研究领域，学者们就会努力去挖掘这些对象背后的理念源头，作为讨论、解释、证明和得出结论的“思想依据”或“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所著《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部以宏大叙事为方法完成的作品，出于自身“逻辑”的考虑，将二十世纪回溯并后延，总共拉长四十年，形成了一部一百四十年的加长版全球世纪经济史。传统惯性使然，德龙在其逻辑背后，寻根了几位重要经济思想家的理论，作为贯穿全书的思想支撑。阅读这部经济史著作，读者的兴奋点可能会有很多，如为什么要加长四十年，德龙的逻辑是否可信，二十世纪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等等。但深入思想层面去理解这个世纪经济史的形成，更是令人兴致勃勃。毕竟这是历史底层性质的事情，或许可称之为“历史之根”。

一

在宏大叙事逻辑的安排下，德龙将1870年和2010年作为二十世纪全球经济史的时间起点和终点。他认为，这个“世纪”的人类全部历史可简要归结为经济的历史，全球经济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发展，人类向理想社会“乌托邦”前行，完成了一次惊天动地的经济大跨越。实现这个大跨越的原因，是北方国家即后称发达经济体的国家中，由技术爆发驱动的工业实验室和层级公司组织的大量涌现，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这里，北方国家、技术、公司和全球化等关键词语，构成了德龙世纪经济史的“北方逻辑”：地域是明确的，技术为发端，经济的强势增长是主线；2010年，发达国家面临经济困境，引领全球发展乏力，经济下行趋势明显，逆全球化开始露头，这个弥漫着悲观情绪的年份成了逻辑的尾声。

应当说，德龙宏大叙事下的“北方逻辑”是有史实基础的。

从技术驱动看，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以电的发明为标志，电力得到广泛运用，发电机和各种电气化设备出现，人类工业生产的动力发生巨变。英国是这次工业革命的领跑者，美国和德国等迅速跟上，并很快成了革命的中心。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半导体、计算机、生物等方面的发明引发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原子能、计算机技术、航天、生物技术等的应用获得重大突破，并迅速实现产业化。这次革命的主体仍然是北方国家，只是美国替代英国成了领头者而已。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突破了人类自身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自然限制，“机器替代人”成了工业革命的直接成果，高效率和低成本下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驱动力形成。

从公司组织看，工业实验室的兴起，技术发明由此开始了向实用产品和服务形态的快速转化；层级公司的大量出现，正好给这种转化提供了高速度、大规模和标准化生产与销售的社会组织体系，产品和服务的供应极大地丰富起来；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历史性的转变，供大于求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出现有部分“生产过剩”的危机问题。由此而来，北方国家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商品、技术和资本等对外输出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全球市场能否进一步有效地扩张，成为北方国家和它们引领的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

一个全新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应声到来。经济全球化，简单地说，就是由经济发达国家商品、技术和资本等的输出带来的全球市场的一体化。显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大航海时代，欧洲一些国家就有过海外扩张和殖民的经历，第二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这些历史遗产演化进入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之中。北方国家主导的这次全球市场一体化，既有旧时掠夺的野蛮遗风，又有新的市场的平等交易原则，汇集成了新的全球经济史最为突出的特征——野蛮遗风体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对外的扩张仍然具有强权性质，二十世纪肮脏和血腥关联的事件并不鲜见；平等交易则反映为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逐渐增多，并具有某种程度的作用。

无须讳言，作为全球化主导的北方国家，无论是从动因还是从结果判断，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始终是第一位的。仅从结果来看，北方国家商品、技术和资本等的输出畅行无碍，引领了全球经济的世纪性发展，但最大的受益者仍是北方国家，它们获得的回报巨大无比，“发达经济体”之说，就是此等的全球化带来的。既然做“老大”能够获得超乎寻常的经济好处，北方国家继续当“全球领袖”的愿望就十分强烈。以此来看，这个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主导者利益优先的全球化，是混杂着巧取豪夺和市场原则的全球化，还是非主导经济体依附主导者或不平等发展的全球化，更是北方国家，特别是“后起之秀”美国希望长久领头的全球化。

2010年，这样的全球化来到了一个历史节点，面临着重大挑战。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发达经济体做了一次世纪性的总清算，这些国家自身承担风险的能力急剧弱化，利用货币和金融工具转嫁危机又遭遇了强烈的抵抗，主导全球经济大有穷途末路之势；另一方面，代表南方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崛起，经济总量取代日本位列世界第二，全球化中这个极为特殊的因素，不仅无情地挤压了北方国家强取豪夺的利益空间，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外发展遵循的市场平等原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发达经济体如果不改弦更张，便无法取信于其他国家再做全球经济的领导者。

在加长版的“北方逻辑”里，德龙交代了北方国家作为引领者的衰落趋势，对于中国经济的异军突起，则只是轻描淡写地作为“例外”一笔带过，尽管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在他的“逻辑”框架之中，中国经济总量和结构强大的优势在这时已经显露无遗。

二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二十世纪有三位思想家的理论学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他们是哈耶克、凯恩斯和波兰尼。前两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世纪性思想家。他们都聚焦于市场经济，但看法严重对立，一个认同完全自发的自由市场体系，另一个坚持政府必须干预的市场经济。这样两种大相径庭的思想认知，政府干预是否需要是二者的关键分歧，它们被分别描述为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理论学说。

波兰尼在西方国家有不低的声誉，但在中国学界的影响看起来并不大，他的思想未得到多少国内学者一定强度的传播。究其缘由，二十世纪以经济为主线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从理论到实践，人们的目光都集聚在“市场”或“市场经济”范围之内——制造理论学说是围绕市场这个中心展开的，从事各类社会交往活动，也是以市场供求和交易原则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影响强化，活生生地将“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催化成了几近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任何非“市场化”的社会认知几乎都被排除在外，或是被纳入“市场”中讨论，或是被边缘化。波兰尼的思想，恰恰是超越市场化从整个社会反过来看“市场”的深层思考，它在某种程度上被冷落是不意外的事情。

波兰尼的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首先是他的经济历史观。在他看来，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就没有出现过所谓纯粹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人类历史以其自身的悠久长度，已经证明了这种经济体系属于天国而遥不可及，不过是人类理想的另一种乌托邦，绝非能够构建为眼前现实的图景。其次，是他对于社会和市场关系的正名。他认为，社会是包括市场在内的体系，市场仅仅是“嵌入”社会中的一个板块，从属于政治、宗教和各种社会关系；如果说，市场可以不与社会关联交互就能够自我、自由和自动地完美运转，完全是天方夜谭，拥有这样的认知是极其肤浅的。

需要重点谈及的是，波兰尼指出了三种特殊的存在物，是不能自由市场化为一般商品的，它们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或者说，它们本来就不是“经验上”的商品，而只是被人们冠以“商品”之名，出现在市场之中，成为市场经济里的某种要素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它们都有超越一般商品的本源规定：劳动力和人的整体是不可分离的，劳动力的使用和人的使用是一回事；土地和大自然也是不可分离的，土地的开发利用和大自然的改变同样是一体化的；货币并非只从属于市场，它还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功能，如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物被贮藏、捐赠等。如果这三种存在物可以被自由市场化为一般商品，那么，它们就将归属并依附于自由市场，成为市场供求规律的奴隶，时被闲置，时被滥用，时被抛弃，人的社会尊严就将消失殆尽，大自然的环境可能惨遭毁坏，货币的价值则必定大起大落，极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