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不愿做亡国奴的叶圣陶先生，毅然举家西迁。他全家有七口人，其中包括年逾古稀的老母亲和才满十一周岁的次子，可谓扶老携幼。1937年中秋节过后，叶家即离开家乡苏州，几番迁徙，于1938年1月9日乘船抵达重庆市。此后，叶圣陶又于1938年10月下旬，携家人从重庆乘船到乐山，此时他受聘任教于西迁至此的武汉大学。

四川省是当时我国的大后方。日军攻占四川省的战略企图虽然始终无法得逞，却屡屡派军机空袭四川省各地，重庆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对于日军的空袭意图，叶圣陶在日记和书信中曾多次提及：“敌人出此恐怖手段，意在挫我人之抗战意识，至可痛恨。”“敌人近采恐怖政策，殆将遍扰川中各县市。”“近来敌人以四川各地为训练空军之实习场所，白天空袭，夜间空袭，低空投弹，高空投弹，种种项目都是他们的练习。”

叶圣陶在日记中不仅记述了他在乐山听到的关于1939年5月3—4日两次震惊世界的“重庆大轰炸”的情况，还记述了他亲历的关于日军空袭的许多情况。以下略述三件事。

叶圣陶1939年5月8日日记：“晨四时稍醒，忽闻钟声，是警报也，全家陆续起身。出走亦不易，渡江或出德胜门、瞻峨门、嘉乐门，均须半点钟以上，非我家诸人所任，则静居以待之。继闻紧急警报，路上除壮丁警察外无他人。而机声渐近，心中不免惴惴。及其近而察之，知机仅一架，且非轰炸机，乃释然。机在城空来回一周即去。及七时，遂解除警报。幼卿（引者按，指黄幼卿先生，就职于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闻人言，适之一机乃我国之飞机也。”

叶圣陶一家老小凌晨听闻警报声，却因为住在城内，避走不易，只好待在家中静观其变；等到飞机近了，叶圣陶仔细观察，见不是轰炸机，才放下心来。及至事后听说这是中国飞机，才知虚惊一场。这与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恨别鸟惊心”的心境几无二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