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上行囊，独自上路，从长沙出发，杨潇沿着长沙临时大学的足迹，徒步穿越湖南、贵州、云南的二十多个县市，历经一千六百多公里，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做这样的事情？

坊间书写“西南联大”的作品很多，较有影响力的是易社强《战争和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鹿桥《未央歌》等，其中交织着汪曾祺、许渊冲、何兆武诸多联大学子的青春记忆，以及后世诸君的推波助澜。“西南联大”不但成了热门话题（与之对应的“西北联大”几乎少有人提及），渐渐被推上民国教育神坛，各类标注着“西南联大”的教材、讲义也都出现在各大书店的书架上。

在众多讲述“西南联大”的书中，杨潇的书别具一格，正因为他的“重走”。八十年前那场从长沙到昆明的徒步，被后世称为一次“文化长征”，相关资料已然翔实，但是用脚一步一步去触摸这段历史，杨潇是第一次。

杨潇，湖南人，资深记者，走南闯北，关注现实。在此前的《子弟》一书中，他重访灾后的北川中学，追踪“北漂一族”的生存状态，关注“公知”的前世今生，其“问题意识”颇具新闻人的味道，对转型中的社会现实格外敏锐。《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以下简称《重走》）之后，杨潇带着对远方的向往，前往美国、埃及、缅甸、德国等十多个国家旅行、访学、短居，去现场观察、采访，真实地记录自己的所得与思考。2024年，他推出了新作《可能的世界》，推荐语中有这样的话：“一个年轻记者的新闻实践，带着当时当地的困惑与问题进入事件现场，接近陌生的人群，在思考与写作中还原复杂的时空脉络，寻找可能的答案——‘在线性的时间观里，世界是加速前进的，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往车窗外扔东西，扔掉被这个时代认为过时的东西，以免落伍——我未必相信圆形的时间观，也不打算为“过时”辩护，我只是觉得许多事情都缺乏检视和辩论。’”

“国家转型”是他一直关注的大问题，或许正是这样的问题，驱动着他不停地去行走，去寻找。走到贵州安顺的关岭时，他有这样的思考：

八十年前行走在这条路上的年轻学子或许早有类似体验，“一清早爬起来，吃过早餐之后，就只盘算着那天的途程。出发之后眼看着路旁那矮小的路碑的号码增加或者减少，心里面也渐渐地加多了喜悦，像是快完成了每天的任务”。如果说，战争提供了一揽子解决某些宏大问题的契机，那么徒步本身大约也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解决方案吧，在一个迷惘的时代，它用方向感明晰、富有节奏的线性前进，推开了胡思乱想与随波逐流，提供了乱世中尤为可贵的惯性，借着这惯性，许多小小的存在主义危机得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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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的，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年轻人总是要证明自己的，”易社强对我说，“我如何证明自己是一个人，是一个男人？如何证明我的价值？如何建立我的认同？你可以在文学上一直追溯到中世纪那些出去冒险的年轻骑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