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4年深秋，我应《福建文学》之邀，前往厦门鼓浪屿参加笔会。我到得早，因我同时还接到《北京文学》的邀请，两个笔会时间有重叠，贪心的我决定前几天在闽地，后几天赴北京。第一晚，到的人很少，有位《青年文学》来的小伙子，就是今日的马爷。《青年文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影响很大。听说《青年文学》的几位名编辑，热情能干，有姓牛、马、朱、杨等，不知确否，闻者都不禁莞尔一笑，欢腾的“动物世界”。老编辑牛志强，我在北京见过，厚道真诚。小马则是第一回见，高瘦挺拔。晚饭后主编、编辑们先陪我们客人到海边转悠，第一次聆听海浪声“哗——哗——”，才知何谓“惊涛拍岸”。四面是海的鼓浪屿只有鸟语花香，没有汽车喧嚣，天然的植物园。后我们回到屋里，因时间尚早，就在编辑们的大屋里闲聊，其实，整场就是小马一人主讲！叫我们领教了什么是北京人的“侃大山”。在他的舌尖上，主题从容不迫地不停变换，听众笑得前俯后仰，我这辈子从没这么被逗笑过。大家调侃他应该去说相声。他说：“而今的相声，那笑是把你强摁倒，而后挠你的胳肢窝，使你不得不笑。”他那时可能还没去过景德镇，就略略向我问了下景德镇。许多年后，小马成了收藏界的大咖。我阅读他的人生轨迹，发现，他有可能是笔会后去了景德镇，而且见到了遐迩闻名的刘新园先生。

笔会组织者一时购不到去北京的火车票，但《厦门日报》一位中年男记者热心相助，拿到了厦门到杭州的火车票，同时还给了我一封信，让我找到杭州一位女企业家的家里，保准翌日能上火车去北京。但我到女企业家家里时，她在外公干，联系不上。她的婆母却极热情，留我吃了晚饭，可见记者和女企业家助人为乐是常态。等到深夜她才回，又热情留我在她们家住了一宿，翌日清晨再将我送到火车站。这样我才赶到了北京香山下的一家宾馆。当时，主办方安排我和铁凝住一间房，但铁凝有事提早离开。我对铁凝的《哦，香雪》喜欢得不得了，没能见着，自是遗憾。直到1995年世妇会上，才有了第一次见面。笔会期间，方方和我同屋，她是江西湖口人，大家族出身。参加笔会的还有浙江海盐的余华、湖北武汉的胡发云、安徽泾县的严啸健等。我们一起爬香山，我竟穿着高跟鞋，生生地将鞋跟爬掉了，亏得安徽老乡啸健兄拽着推着才上到山顶。大家还留有一张合影，我正叉腰喝着汽水。

余华是《北京文学》的编委周雁如发现的，听说周主编1941年就参加了革命，也是作家。她有眼光，很欣赏余华，连着发表余华的文章，余华的《星星》还获得了北京文学奖，余华也确实是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那时的他稚气、率真、不敷衍。有人笑说，《星星》主编要把他招为女婿。当然是瞎开玩笑，主编有没有女儿都不知道呢。笔会结束后，余华写信给我，说我是这次笔会中最好的人。我回信说，因为在你眼里，我就是个纯朴的中学老师。1996年作代会召开时，我们都住京西宾馆，于是有缘再次见面，他那时名气已如日中天。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这是千古真谛。平台比什么都重要。不过，那时候的人与人之间，还真是纯真简单，谁都无意识圈朋友圈，一切随缘。

话说回来，自从与小马鼓浪屿一别，再无关联。但他火起来后，我觉得这么个大智者当是水到渠成，为他高兴的同时也觉得自己不够努力。天时地利人和咱也占着，起码应对古陶瓷加深研究吧，拣点古瓷碎片日积月累也好，但就是没做，始终只是小半桶水，怨不得别人。这回看他的两个视频，对马爷更是钦佩。《因为阅读，所以写作》，很值得一看，尤其是要给晚辈看。季老说：世间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唐诗宋词是前人留给后人的精神养料。用张爱玲的话说，有些诗句，那是使人千载之下感激震动。老马则说：每个中国人都和我一样，文学启蒙的开始是唐诗，随后是宋词。

让我更感激震动的是《怀念两文友》的视频。马爷毕竟是文学编辑出身，选材精当，要言不烦，加上天生好口才，不打一个顿；又注意控制情感，哽咽而能语。他的两文友，一是文学友史铁生，一是文物友秦公。文学、文物也是马爷的两个业务专长。后者我不认识，前者有缘，史铁生与我同是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获得者，“同科状元”。那回总共有二十篇作品获奖，但获奖者有二十二位。有两篇是双作者：一篇是《除夕夜》，作者是夫妻作家达理（即马大京与陈渝庆），两人皆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篇是朝鲜族作者林元春和女译者清玉的《亲戚之间》。史铁生的《我那遥远的清平湾》排名很前，第二。我则是倒数第二。倒数第三是上海工人作家陈继光的《旋转的世界》，写法蛮前卫。倒数第一是湖南刘舰平的《船过青浪滩》，我以为他写得比我好。这小伙子是电视台的，长得帅。周扬接见时与我们一一握手，我与小刘“近邻”，当周老握到小刘的手时，小刘不忘大声说了句：“周扬老师，我是湖南的。”亲不亲，家乡人。那次还有湖南的彭见明，写了了不起的《那山那人那狗》。我大学毕业时分配到山里兴田公社教小学时，小学生小李的父亲老李，就是个用双脚走路到各山坞坞里送信送邮包的邮递员，我咋就从没想过以老李为原型进行创作呢？可见差距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