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先生是位多才多艺、阅历丰富、有传奇色彩的名作家，近年来推出的一系列自传作品格外引人瞩目。本作系冯先生回忆青少年时代（1942－1966）在天津五大道租界生活的最新自传，行文质朴儒雅，又暗藏机锋，如涓涓清流般娓娓道来，于平和中见往事，于无声处听惊雷。
序诗
一
人愈老
童年的印象反而会愈清晰
就像春天留在草地里的脚印
在寒冬的雪地里神奇地显现出来
这就是
生命的记忆或者记忆中的生命
二
江行万里
在将入大海的一瞬
忽然掀起一个排天大浪
并回首
深情地遥望它
万里之外
依然发光
的
源头
三
没有人能够回到昨天
文字却能记住昨天
并把昨天的风景带给明天
一个人只有经历是属于自己的
如果我自己不写
谁会帮助我记住这些事情？
一、祖居不在天津
我的出生地是在渤海边的天津，老家却在很远很远的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宁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1924）我爷爷带着十岁的父亲离开宁波，迁至天津，那时很多地方还不通火车，要多次换车，还要乘轮渡，宁波是大运河起始的南端，天津在大运河北部的尾端；由宁波来天津非常折腾。爷爷到天津后就再没回去过。父亲也没回去过，我自小脑袋里对宁波的印象全是一些虚幻的五光十色的碎片。比如，在爷爷屋里听到的老乡们嘴里叽里咕噜的宁波话，比如每逢过年必吃黏黏的喷香的炒年糕，比如父亲说他小时候蹲在宁波老家竹林里屙屎，时间一长，会叫新长出来的笋尖扎到屁股。再比如自小填写简历的籍贯一栏中，都要写上“浙江慈溪五马桥花园冯家”几个字，慈溪是哪儿，五马桥在哪儿？还有老家的一副对联，家家悬挂，我家过年时也挂，叫做“大树将军后，凌云学士家”，这对联说的是什么就更摸不着头脑了。单凭这些碎片形不成任何印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懂的事多了，对家庭的了解便多了起来。我最先知道的一位祖先，便是冯氏历史中鼎鼎大名的人物叫冯异，他就是老家那副对联中的“大树将军”：汉朝人，曾辅佐刘秀打下天下，建立了东汉。我这位祖先骁勇善战，但为人谦和退让，逢到军中评功论赏时，他就独自躲到一棵大树下歇憩。人们钦佩他建功却不争功，给他一个美称，叫“大树将军”。这位祖先叫我对老家那边隐隐地心生敬畏。我还依照想象给他画过一张像呢；一身铠甲，披着披风，挎剑拿刀，倚着一棵大树坐着。大家看了都笑，爷爷却说冯异就是我画的这样！
后来爷爷告诉我，冯家最早的祖先并不是冯异，而是更早的西周时期齐宣公的少子齐通，由于受封于冯城，子孙便姓了冯。由此，我知道我家姓“冯”的由来。
到了汉代的建安时期，冯异的六世孙忠贞公（名冕），官做到朝散大夫，因为厌恶董卓在朝廷飞扬跋扈，请求外职，被派到浙东的句章做县令。句章是宁波的前身，历史非常久远；唐代开元年间改称为慈溪，我老家慈城是慈溪的县城，故而慈城的冯氏一族就把冯冕称做“始祖”。冯异之所以名气更大，是由于他人品贤德，受到后代敬仰，实际上他是我们冯家的“精神领袖”。古人敬祖中，都含有一种“家族的价值观”。
我老家古联中的上联“大树将军后”，便是表示以冯异为荣。下联“凌云学士家”，是说冯氏在慈城由唐末而今一千多年间，相传了三十九代，中间出了不少显赫的人物，单是进士就有五十六名。古代崇尚读书做官，冯氏出了这么多进士，当然被视为家族的荣耀，引为自豪。现在慈城还保留着写着一行行冯氏进士姓名与朝代的“进士牌”。
慈城的冯氏有点特别，很少有人务农，大多都在两方面使劲：一是读书，考取功名，入仕途；一是经商，做买卖。冯氏在这两方面都很成功，进士多，经商致富的人更多。冯家人很倾心自己的家园，有了实力便在慈城建房盖屋。当年慈溪县城慈城中有一半的房子是冯姓的，所以慈城民间又有“钱家谷，冯家屋”和“冯半城”之说。
1992年我第一次在宁波办画展，初入慈城，立刻被震撼了。完全没想到我老家的历史保存得如此完好、完整，好像由古至今一直原封没动。一些老屋老墙保持着明韵乃至宋风；站在街口巷口往里一看，全是通往过往岁月的时光隧道；还有那些寺庙、藏书楼、官家大院、商铺，以及牌坊、老树、地面磨光的石板，叫我轻易地走进了家族的历史和历史的家族。我见到了父亲出生的房子，爷爷的客厅，世世代代饮水用的古井，远房的亲戚、家谱……一位族姐名叫冯一敏，还把她家珍藏的四幅明代绘制的祖先像送给了我。其中两幅画像是慈城冯氏第二十五世（明代嘉靖）冯燮及夫人。画工水准极高，连人物的性情与神态都画出来了。上端还有冯燮侄孙冯若愚的题赞；冯若愚是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工诗善书，书体端庄，笔墨厚重，名极一时。在慈城有很高知名度。这画像叫我清清楚楚看到几位先人的模样，特别是一幅女先人画像，与我姐姐很像，使我很惊讶。
在离祖居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我找到父亲曾说的小时候蹲着屙屎叫笋尖顶屁股那片竹林。这片竹林婆婆娑娑，葱绿可爱，由于头天夜里下了一场雨，竹林里到处都是尖尖的嫩白鲜亮的青笋尖。我还在祖居东南墙外找到了“五马桥”的遗址。据说当年慈城大多的街道都是“半街半河”，一半街道，一半河道；街道走人，河道行船。逢到街口，道路相交时，河水也相交。阮仪三先生对我说这是典型的江南古建中的“双棋盘格局”，逢到河水相交，必有一道小小的石桥；水陆交错，小桥横斜，那时的慈城一定十分独特好看。
我家所在的民主路上大户人家多，故石桥宽一些，据说可以五匹马并行，故称“五马桥”。桥上曾经还有一座精美的石坊。慈城桂花树十分多，年年金秋满城桂花盛开，绿叶黄花与白墙灰瓦相互掩映，处处如画；待到落花时节，人们把落在地上的花瓣用竹帚扫到河道中，花瓣顺流而下，流入城南的骢马河中，使得一条大河铺满金黄色，十分壮丽夺目。可惜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改善交通”，把所有河道都填平，石桥和石坊都堆进河道里。古镇的风光不再，只留下了一些空空的地名。历史是无法复原的。失去的便永远失去，这是历史的无奈，也是历史的哀伤。
尽管我第一次回到老家，我不曾在这里生活过。一切一切都不曾见过，但奇怪的是我没有任何陌生感，一景一物后边仿佛都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亲切、一种温馨，是不是因为它们曾与父亲爷爷在一起？爷爷曾经从祖居这扇老门进进出出吧；父亲肯定是喝这口老井里的水长大的；横在院中的粗铁丝，一定晾晒过他们的衣衫；房间里略略有点湿凉的空气里分明还有爷爷和父亲的气息呢，我从别的地方还能找到这种沁人的熟稔的气息吗？当我乘坐的汽车从一个街口拐过时，一个站在街旁、五六岁的男孩调皮地冲我的车子尿尿。我忽然想到父亲小时候也会是这样子吧？这惹起了我一阵感动。我感觉在这遥远而生疏的老家里肯定有我生命的基因，通过血缘一代代神秘莫测地传递到我的身上，与我相关与相牵。于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故乡的情怀无限柔和地来到我的身上。这次回家之后，便情不自禁地画了一幅画叫做《雨竹图》，上边还题了一首诗：
疏疏密密雨，
轻轻重重声，
浓浓淡淡意，
深深浅浅情，
远远近近事，
都在此幅中。
后来我把这幅画送给老家，据说他们挂在了祖居的正厅“怀先堂”迎面的大墙上。
这次我还真动了感情，卖掉了画展上的五幅画《老夫老妻》《深睡》等，得款二十万元，这笔钱在当时还是不小的数目，我用这钱捐修了月湖边上的贺知章祠堂。祠堂过于残破，无钱修缮，城市改造计划中要拆除，但我老家怎么能失掉这么珍贵的古迹？这样，祠堂保下来，我和遥远的老家也拉近了。
二、姥姥
母亲一家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来到天津的，也属于“新移民”。新移民这事我后边再说。
我对母亲家世，不像父亲家世，有点说不清楚。对父亲家，不管知多知少，还能说个来龙去脉，对母亲家则如烟雾，一片朦胧。我所知道的母亲家的事，都是从姥姥嘴里听来的。但姥姥没有成本大套地给我讲过，只是说闲话时偶尔凤毛麟角般带口提过几句，听起来像传奇。
母亲戈长復（1917—2023）出生于山东的济宁，父亲冯昌照（1914—1989）出生于浙江宁波，两人的老家正好一南一北。有趣的是，父母两家刚好是“一文一武”。父系从文，读书做官经商；母系从武，姥姥说外祖父的父亲就是行伍之人，四个儿子也都在军中做事。外祖父是一员武将，清代末期曾在张勋手下供职，由于征战有功，做了少将。当时的少将是多大的官不知道。但外祖父在济宁城中邵家街的家可是一个特大的“深宅大院”，不比宁波慈城的“冯家屋”差。家中有个极大的后花园，守在城内一角，母亲小时候站在院中，天天早上能远远看见士兵站在城墙上吹“起床号”。这个花园被称作“戈家花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陪母亲去济宁寻访故里时，还有人知道“戈家花园”，我们找到那里，但早已经风光不再，盖满了高高矮矮一片新楼。我们只在“戈家花园”原址后边找到一段未拆除的残存的老街，依然还叫“邵家街”。令人惊奇的是，从这老街上的一户人家走出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翁，他大概耳朵背，说话声音很大，叫着“是戈家二小姐回来了吗？”这老翁姓张，是当年母亲家的邻居。他说儿时与母亲一起玩过，他和母亲交谈起往事，令人惋愕、叹息、伤心，两人不禁都流下泪来。
外祖父1882年（光绪八年）生人，名戈奭，字子良，人称他戈子良。我少年时见过外祖父的照片，四方脸，浓眉大眼，肌沉肉重，身大力强，典型的山东大汉。他做官的时间不太长，大清灭亡不久，便辞掉了公职，“解甲归田”，在后花园中辟出一块田地，种菜种瓜；我见过他的另一张照片，头戴竹笠，荷锄而立，旁边还有家丁，也打扮成农夫的模样，这显然是在做“归田秀”。从他的神气看，好像不供公职，反倒更适合他的性情。在姥姥嘴里，他是个开朗、随性、热情、活跃、喜欢交际的人，整天迎来送往忙个不停。我家还有一张照片，是他代表山东名流去济南车站迎接泰戈尔时的留影，泰戈尔个子挺高，外祖父膀大腰粗，一点不输给贵客，站在泰戈尔一旁神情饱满，兴致勃勃。他家业大，出手也大，热心公益，兴办教育，闹灾荒时开粥厂救济灾民。据说他的粥厂人很挤，因为他家的粥稠。济宁地处黄淮的交汇区，常年被水患困扰，故而外祖父对济宁浚通与兴修河道十分卖力气，史料上留下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后来他兴办林厂，也是因为大地上的植被和森林受到破坏，造成土壤流失，洪水一来便泛滥成灾，只有植树造林，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水患。为此，他把林厂从济宁一直建到了济南，买山（金牛山、四里山等）养树，由于济南的事多，在济南魏公庄买了房子，连家也搬到了济南。
外祖父最要好的朋友要算康有为。他和康有为是在张勋那里相识的，由于性情相投，成了要好的朋友。实际上两人岁数相差不少，差不多是忘年交。康有为多次来到济宁和济南看望外祖父。外祖父家中有许多康有为给他写的字。其中一副是外祖父住在济南魏公庄时，请康有为来家中赏菊，康有为提笔写的。对联的内容十分奇异，直到现在也不十分明白。上联“将军思大树”，下联“壮士爱菊花”。上联的“将军”指的是谁？为什么“思大树”？是指外祖父植树造林吗？可是“将军思大树”明显用的是“大树将军”的典故。这个典故可是来自我父亲的祖先冯异啊！康有为题写这副对联时是1926年，那年母亲不到十岁，人还在山东，距离与父亲相识还差得远呢！那么这句“将军思大树”又是从何而来？里边是否暗藏着父母姻缘的一个玄机？这个事在我心里至今是个谜。
还有下联“壮士爱菊花”中的“壮士”明摆着是指外祖父，为什么称外祖父为“壮士”？再有，康有为还给外祖父另写过一副对联“种菜英雄老，买山心事长”。居然称外祖父是“英雄”了，为什么？这就谁也说不清了；姥姥也说不清，那时代，男人在外边做事，女人是不问的。特别是外祖父后来为什么举家迁到天津，就更没人能说清了。
记得我小时候，家中的老相册里还有一张挺大的银盐照片。几个中年男人坐在山间古松下几块大石头上，很威风。正中一位穿着袍子马褂的是康有为；旁边一位正襟危坐的是外祖父；还有二人是当地的要人，不然不会和康有为并排而坐。姥姥坐在一旁就显得挺弱小；姥姥身边一个小女孩倚傍而立，娇小可爱，大约四五岁吧，正是我的母亲。姥姥说外祖父多次陪康有为游泰山，这一次是在经石峪一带。姥姥还说康有为特别喜欢刻在经石峪的《金刚经》，字体宏大，古穆沉静，博宽舒放，应是北齐高僧安道一所书。康有为称它为“大字鼻祖”。据说康有为曾在峪谷旁从山民手里买了几间屋，要做为书房，但买了之后一直闲在那里没有用，屋顶上都长满绿草。
然而，那时我年龄太小，根本不知道康有为是谁，只是从大人们的口气中感到这个人不一般。心中更钦佩的还是外祖父，像小人书中一员威风凛凛的武将，还有他的乐善好施，疏财仗义，热心公益，喜欢把这些别人不做的事揽到自己的身上来。我心里崇拜这位未曾谋面、胸怀一股豪气的外祖父。
姥姥名叫傅芷棠，1890年生人，身材瘦小，体轻，小脚，戴着一个细金丝边的眼镜，头发总梳得整齐光亮，说话不多，语调很轻，清雅文静，有一种江南人的气质。曾经听说她是苏州人，嫁到山东来的。这是讹传。其实她是地道的济宁人，姥姥的父亲做邮政，据说因为喜欢外祖父的性格与能力，把女儿许给了外祖父。从外表看，外祖父与姥姥不般配。姥姥太文弱，但她骨子里却有一种山东人的倔强。外祖父1928年到天津，1935年过世。那时她才四十多岁，便把家扛起来。舅父收入微薄，三个孙女便由她拉扯着。姥姥不工作，运筹这个家庭之难之苦可想而知。但表面看不出半点窘迫；她始终穿一件素雅的偏襟长袍，从不戴耳饰，矮小的身子腰板挺直，不多说话，脸上静得好似一潭秋水。
沉默寡言的人不一定不想说话。她偶尔间也要说说话，譬如和我。别人都说姥姥只和我有话说。大概我喜欢听她说话。我爱听姥姥用别有韵味的济宁的口音，讲她老家和外祖父的事，再有便是讲一些历史小说和泰山了。她讲的内容全都闻所未闻，别人讲不出来。姥姥肯定看过大量的老小说，这些小说全像印在她的肚子里。只要她一张口，书中的故事和人物全都活蹦乱跳地出来了。我是从她的嘴里知道《三国演义》《说唐》《说岳》《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杨家将演义》的。姥姥记性真好，书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说的话，全都一清二楚；她讲的一些故事我有小人书。我把这些故事和小人书一对照，全活了。关公、吕布、蒋干、罗成、李元霸、八大锤、雄阔海、杨七郎、穆桂英等等在我心里全是活人。后来，我慢慢认字多了，找来原小说一读，愈发钦佩姥姥的记性，她怎么记得一字不差？人说，心里干净的人记性好。姥姥肯定是这种人。
姥姥还常讲泰山，一半是因为我爱听，一半是姥姥自己想说。我从她嘴里知道中天门、快活三里、五大夫松、百丈泉、十八盘和极顶。知道在斗母宫可以一边吃素面一边听山涧里的泉水声，知道天街上的人怎么生活，知道经石峪石头上的字和猪八戒有关；知道泰山有八千多道台阶；姥姥还说去到山顶的碧霞祠烧香拜佛的老婆婆们在石碑上怎样把硬币的花边磨掉，再打个眼儿，穿一根红绳挂在孙儿的脖子上，祈求“长寿无边”。姥姥特意对我说，登山路上必要经过一个地方叫廻马岭，岭前有一个石牌坊，牌坊上就刻着“廻马岭”三个字。将来如果我上泰山到了这里，必须赶紧穿过牌坊一直往上爬，因为我属马，属马的人避讳“廻马”二字。外祖父属马，当年到廻马岭前说累了，返身下山，结果早早地没了。
后来我还真这样做了，登岱一半看到廻马岭，赶紧一大步跨过去，并接着一口气往上跑了几百米。
在姥姥心里，泰山可不只是一座山，更不是一片风景。后来知道，泰山对那边的人，可绝不仅仅是一座大山，而是一种崇拜一种敬畏一种信仰。他们把泰山的顶天立地和阳刚正气奉为偶像，相信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泰山老奶奶）能够护佑众生，才从方圆几百里、四面八方外来朝山拜佛。姥姥讲泰山的故事时，不经意把这种对泰山的敬畏与信仰植入我的心中。这恐怕是我后来一次次登岱，画泰山、写泰山、写“挑山工”的最深在的根由吧。
多少年后，去到了济宁，发现济宁也是个非凡之地。
这里居然既是孔子和孟子的老家——孔子的老家是曲阜，孟子的老家是邹城；它还是水泊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造反和聚义的地方——梁山，它们都在我姥姥家济宁。曲阜在济宁东边，梁山在济宁西边，人称济宁“东文西武”。但我很难把孔门七十二贤人和梁山一百零八将放在一起，我却看到在外祖父身上两种东西全有。儒家正统的东西是他的为官之本；可是他骨子里那种仗义疏财、济困扶危，不也是这块土地里特有的一种侠义之气吗？
当然，孔孟之乡的儒家传统更强大。比如姥姥的故事里从来没有讲过《水浒》。水浒不就是济宁的事吗？她怎么从来没讲过？还有同样是山东人写的《聊斋》，多么绝妙的故事，姥姥也只字未提过。我不明白。家里人笑道：“老太太是正经人家，不能说那些怪力乱神！”有一次我拿一本《夜雨秋灯录》问姥姥是什么书，姥姥脸一板说：“哪来的？快扔了去！”
姥姥一直跟舅舅生活，偶尔也会到我家小住些天。对我们兄弟姐妹都很疼爱。记得一年天凉时她给我织了一顶毛线帽，织好了拿给我试，走在楼梯上滑了一跤，她瘦，骨头撞在楼梯的木头上特别响，还好，她没摔伤，但现在想起她跌倒的声音来仍觉得疼。姥姥晚年害病卧床，消瘦得厉害，医生却始终说不出是什么病。她靠着一种天生的韧性苦熬多年，直到1962年故去，从舅舅家抬出她时，瘦得像一束枯枝，叫我难受极了。那一阵子我想来就落泪。她前半生陪了我外祖父，后半生默默承担着生活与家庭，与社会无关；她将她全部生命的汁液浇灌着家庭这盆小小的花盆中。她用影响了她的那块土地的人文和气质，有意无意地影响她的下一代。这是那个时代很多女人的一生。
我手里一直留着姥姥的两三件纪念物。一件是她用过的一个青花梅瓶，瓶底写着成化年制，是件民窑的制品，虽然瓶底碰出缺口，却在几十年里给姥姥的手摩擦得润厚油光，益发珍贵；另一件是她的一块闲章，白寿山石，朱文篆字，印文“一片冰心在玉壶”是她的心爱；再一件是她抱着我的周岁照。足够了。姥姥给我的已经太多了。
三、大理道115号
有一条街曾经串联着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我会把多少故事留在这条老街上？
这条街名叫大理道。
它现在已经是驰名全国的天津五大道地区的一条“历史名街”了。但我家搬入这条街时，它刚刚开始建造二十年。对于六百多岁的老天津，这条街太年轻，但为什么叫做“历史名街”？
原因是它的短暂的历史太不寻常。
自1860年天津开埠，英国人率先建立租界。租界顾名思义是租借土地，英国人却视为占领区，版图逐年扩大；1903年他们进而从清政府手里获得了租界西南端的一大片土地。这片地当时是野水纵横的沼泽地。英国人动作很快，1926年便开始用“海河清淤”的泥土在这里填坑修路，建房盖屋，辟为街区。但是洋人们自己很少来这里居住，他们大多还是聚居在租界的要道——被称作“东方华尔街”的中街（今解放路）的两侧，直到达文波路（今建设路）。来到五大道筑房盖屋的大都是来自全国的一些政要、被废黜的高官，乃至皇室遗民，再有便是做洋务、贸易、实业的商人。住进了洋楼洋房，就不大受官方的管辖，还可以享受到舒适又时髦的西式生活。这情况有点像八九十年代的深圳，于是短短二十年一个风光独异的五大道街区就立起来了。使得天津这个城市变得与众不同。
我们把这些从全国四面八方来天津干洋务和做生意的人，叫做“新移民”。天津自古是水陆码头，居民本来就是五方杂处，带着移民的性质。移民性造就了这里居民和人文的特点，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然而，二十世纪以来这次“新移民”与传统的移民不同，一是与洋务有关；二是有实力，无论做买卖还是建厂都不会空着手来；三，心大，有开拓的想法；四，短短时间，一拥而入。所以我说是一次“新移民潮”。一股汹涌而斑斓的潮水涌入了天津。
我的父母就是在这次大潮中一南一北来到天津的，是名副其实的新移民。爷爷携家从宁波来到天津是1924年；母亲随外祖父来到天津是1925年，前后时间差不多。他们来到天津时，还没有五大道。那时外来的人很少住进老城。老城本来就很拥挤，没空地建房，庚子之乱（1900）又叫洋人炸得一塌糊涂。外来的新移民便住在租界。那时各国租界都盖了许多公寓房和小楼，以应来自全国各地源源不绝的新移民之需。外祖父在英租界租了一座小楼；爷爷一家住进了法租界西端滨江道的兆丰路。那时父亲和母亲都十岁左右。两家互不相识。他们在各自的家庭里渐渐长大。后来上中学时，母亲在圣功女子学校上学，父亲在南开职业学校上学。由于都喜欢刚刚由教会传进来的篮球，在球场上认识了，一起打球。我家曾经有两张母亲穿着球衣打球的照片，那可是“非常的时髦”。
后来他们相爱、结婚，住在爷爷兆丰路的房子里，和爷爷一大家住在一起。在我出生之前已经有两个姐姐。母亲二十五岁时在英租界牛津道——今新华路一座名叫邓志恩的私人产院生下了我。那天是1942年农历二月初九。母亲说我生在辰时。当时一个人家生一个男孩是件大事。据说我出生那天，兆丰路楼上楼下站满了贺喜的人。我爷爷一整天笑不拢嘴。
我出生后在邓志恩医院住了几天，可是这几天里就遇到一件险事。一天深夜，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来势凶猛。医院房高窗大，但窗扇单薄，一下子被大风推开，我睡在窗前小床上，眼瞅着裹着急雨的窗子要落在我身上，母亲跳下床，不顾一切张开双臂，用身体去挡风雨和飘忽的窗子。幸亏医院抢救及时，把我们转移出去。后来母亲多次提及此事，话语中还带着当时的惊险，同时她也为自己的勇敢而骄傲。
我的父亲来自千里之外的浙东，母亲来自鲁西南。如果不是天津突然出现这个崭新的城市机遇，他们仍在各自的家乡生活，何曾有我？他们的姻缘完全根由于天津这座城市，而我是他们姻缘之树结下的果。那么我出生于天津，到底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
在现实中看是一种偶然，过后看便是一种必然。
那时候，天津城市发展真是神速，五大道更是不可思议。1926年启动兴建时，这里还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沼泽与苇荡，仅仅十多年过去，一个像模像样的街区便奇迹般呈现于世。然而，1944年我父亲和母亲领着我到五大道来看房时，我竟然没有一点印象。这因为我太小。我那年两岁。我的人生记忆是从五大道开始的。
我家选中的房子位于五大道的正中的大理道，门牌115号。
五大道是东西向的五六条平行的街道，大理道居中，最初的街名是新加坡道。由于五大道是英国人开发的，最初的地名大多与英国有关，如伦敦道（今成都道）、科伦坡道（今常德道）、爱丁堡道（今重庆道）、香港路（今睦南道）等等。我刚刚住进五大道时街道用的还都是洋名字。
英国人建设街区有一套十分成熟的理念、格式、规范；他们用这套理念和规范来建设五大道，本地人自然见所未见。光亮而乌黑的柏油马路，两边有两米宽行人走路的边道，马路边有下水道口，下雨不会积雨水，每间隔五十米竖一根木杆，上端是路灯……这些老城那边是没有的。当然，最新鲜的还是各式各样短墙内稀奇古怪的小洋楼。那时洋人刚刚把西方各种先进的城市设备搬到中国，五大道正巧全用上了：自来水、暖气、卫生间、电灯、邮箱、电话等等，一应俱全。这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有人误以为五大道聚居着很多洋人，其实洋人很少住在五大道上。洋人聚居的地方肯定要建教堂，五大道中心地区却一座也没有。这里的住户都是中国人，却哪里的口音都有，有的是安徽口音，有的是山西口音，我家就两种口音：宁波口音和济宁口音。邻居的口音就更不同了。五大道的住户都是新搬进来的新移民，互相都不认识，很像八十年代的深圳。
五大道是一个纯住宅的社区，没有商铺，没有饭店，全是住家，生活购物的去处有两个，都在外围。一个是北边的黄家花园，一个是东边的小白楼地区。这两个地方都是购物设施齐全的商业社区，黄家花园偏于本土，小白楼洋气十足。小白楼原是美租界，但美国人自从划了租界，官方一直没有介入，由英国人代管，这里居住的人很杂，有很多十月革命后从俄国逃亡而来的“白俄”，也有不少流离失所的犹太人，他们在这一带盖会堂、开店、成立希伯来协会，使这里成了一个小小的人种驳杂的很特别的社区，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黄色卷发、蓝眼睛的洋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国家的人。那时的中国人分不出他们的国籍，不管他们说哪个国家的话也全听不懂。有一家西餐厅名叫起士林，菜品是俄式的。这家餐厅有许多好吃的东西。比如俄式炸鱼、罐焖牛肉、黄油鸡卷和红菜汤；还有天天下午茶时都会摆出来的黄油三角饼、咖啡糖、奶油蛋糕和冰激凌。这些东西都很勾我们的馋虫。
小白楼主要是两条小街，有西式理发店、药店、小吃店、车行，还有许多洋贸店，售卖各种舶来品。我母亲屋里各种各样西洋的精美的小摆饰，大多是从这里买的。此外还有天津最早的一座电影院——平安电影院（1910），母亲有时带着我和姐姐们来看电影，但看过的片子只记住了卓别林。
于是，这里成了五大道人家热衷的逛街、娱乐、社交的地方。每逢新年，五大道的人家都要到起士林参加迎新晚餐。当日两层楼摆满圆形的小餐桌，每家一桌，玻璃桌面下铺着五颜六色的电光纸，桌上立着一个小桌牌，牌子上写着桌号。新年钟声敲响时，一楼舞池要举行摇号活动，中奖者会得到一件漂亮的新年礼物。一次我家幸运中奖，母亲叫姐姐和我到舞池中央领奖，只见到处亮光闪闪，周围全是穿戴光鲜、笑意盈盈的男男女女拍手鼓掌，其中不少达官显贵，叫我紧张得迈不开腿，脚上穿着底子光溜溜的新皮鞋，哧溜一下差点滑倒，引起一阵惊呼。至迟四十年代末，在五大道非常短暂的历史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崭新的社会阶层。但这个阶层很脆弱，到了五十代初，社会变了，这阶层便自动散了。
小白楼与五大道之间虽然距离很近，气氛全然不同。小白楼是商业区，人愈多、愈热闹愈好；五大道是住宅区，求静。特别是这里不少居住者身份特殊和显赫，自持高贵，不准喧闹；再有便是下野的官僚们思隐的心理，以及富人们的求安的心理，致使这个街区有一种异样和刻意的静谧。恰好，在小白楼与五大道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把这两个地区隔开了。这条河叫墙子河，是当年僧格林沁为增强老城防备修建濠墙时取土留下的。这条垂柳夹峙的依依漾漾的小河，把充满烟火气的小白楼拒之门外，让五大道独守着一种带有隐私性的僻静与无法言说的深奥。
虽说五大道的楼房都是洋房，一些洋房还是欧洲名建筑师的作品，但是由于住户们权大财大，颐指气使，不少房屋则顺从他们的性情与偏爱而随意改造。某位大佬喜欢罗马柱，就把几根罗马柱装在他家二楼的阳台上；某位高官偏爱本地的砖刻，就把一排龙凤砖雕镶在洋房的外墙上。五大道的一些房子只有五大道上有。上海租界——比如武康路没有这种房子。上海的洋房就是纯粹的洋房，天津的洋帽往往戴一个中式的帽翅。比如大理道桂林路口北洋军阀陈光远家的洋楼顶上盖了一个琉璃瓦的八角凉亭。
我家在大理道上的房子是新造的。那时五大道空地多，很多营造商来建房卖房。因此里弄式的房子很多。五大道上的里弄式的联排建筑多是商品房。四十年代流行折中主义风格。这种建筑没有太多装饰，不好看，但简约实用，里边的现代设备一样不缺。我父亲选的就是这样的建筑，四座四四方方的楼房田字形地连成一体，像个小城堡。外边两所分开，一左一右，中间一条走道，里边是两所连成一座很大的三层楼。我儿时的印象是大得跑不过来。我至今也不知道它有多少房间。一次我在楼里迷路，大人还是寻着哭声找到我的。可是等到我长大，回去再看，房主早已换了几拨，感觉房子并不那么大，当然也不算小。有一个问题至今未解，父亲当时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财力买这么多房子？
我爷爷名友苓，字家屿，1890年生于浙江宁波慈城，三十岁后北上到天津和东北一带做茶叶生意，后来落脚天津，并经由浙江同乡会介绍在劝业场一带的福禄林饭店做经理，做得不大出色，经济一般般，一家人一直挤在兆丰路那座小楼里。由于人口愈来愈多，房子显得愈来愈小。父亲很年轻时便失去母亲，爷爷照看不到他，继母也不管他，这样反叫他放开手脚，由着自己的想法生活。父亲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受到熏染，喜欢经商，他很有活力，很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我虽然对经商一点兴趣也没有，却钦佩父亲白手起家。他二十多岁时在东马路一家私立银行——大中银行做职员，开始时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点钞员，但他勤奋肯学，很快练成一员点钞高手，全行第一。记得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时，他手执一叠发还的纸币，可能出于兴奋，两只手如同扇动的鸟翅膀一般飞快舞动，一叠纸币瞬间叫他点过，一清二楚，绝对不逊于点钞机。他的能力与肯干很快得到总经理的赏识，职位一路晋升，不到三十岁已然做了天津分行的经理，他抓住这个机会，利用“经理”这个职位，把银行做大，自己也赚到许多钱，携家住进了风头正劲的五大道。
父亲买下这房子后，前边一座给舅舅家住，一座出租，后边一座的首层爷爷住，其余住我一大家人。
对于我，爷爷住的那边是另一个世界。虽然爷爷对我说的是普通话（那时叫国语），如果他的老朋友来了，便立刻换了另一种话，一种叽里咕噜很怪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有时，爷爷和父亲说话时也说这种话。难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不愿意叫我听到的内容吗？爷爷说这是老家宁波人说的话。遥远的宁波一定很怪吧。他们除去说话，吃的东西与我家也完全不一样。什么雪菜黄鱼啊、炝蟹啊、烧河鳗啊、苔条果仁啊、年糕啊等等。有的很难吃，有的腥咸，有的刺多，好几次在爷爷那里吃东西卡了嗓子。但爷爷吃这些东西时的神气却美若天仙。我最爱看他吃水煮螺蛳，小小的又滑又硬的螺蛳怎么能吃到它的肉呢？爷爷的本领真是超人，他用一个小瓷调匙舀一勺十几个螺蛳放在口中，然后完全凭靠嘴里的功夫，把这些螺蛳在口中转了一会儿，再吐出来，竟然全是螺壳，而且个个像工艺品那样又光又亮又干净。光看爷爷吃螺蛳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有时爷爷怕我看馋了，就从桌上的小瓷罐里抓一把海米（小虾干）给我嚼着玩。爷爷和父亲闲坐时，都喜欢吃海米喝热茶。这是宁波人的生活吗？
我家这边的饭桌上，就是另一种饭菜了。由于运河的关系，天津的饭菜与鲁菜相近。母亲又是山东人，我家的饭菜多是大盆大碗，味厚口重。在老宅子里，吃饭的规矩很大。一个大圆桌，周围一圈椅子，每人有固定的座位。父亲没来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各自的座椅后边站着，父亲来了落座，我们才能坐下；父亲拿起筷子夹菜，我们才能用筷子夹菜。吃西瓜时，大人切瓜，我们要唱《西瓜歌》。我只记得开头两句“天上飞着乌鸦，地上滚着西瓜……”后边的歌词不记得了，因为眼睛都盯在切开的红红的水灵灵的西瓜上了。
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上边两个姐姐、下边两个妹妹，那时弟弟还没出生。本来我还有一个哥哥，但哥哥小产了，紧接着我就来了。如果有哥哥就没有我了。有人说，是我命硬，把哥哥挤走了；也有人说，有谁没谁，天有定数，都是顺由天然。我还是相信后边这种说法——生命由天。
我家搬入新居时，称得上是父亲的全盛时代。我说过，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快速登上财富高峰的，就像八十年代很多人转眼就变成富翁。我能知道的原因是他脑袋十分灵光，做事有极强的进取心，当然还需要机遇和紧紧抓住机遇的能力。机遇人人有，但有人看得到，有人看不到；有人抓得住，有人抓不住。父亲的机遇一定离不开银行，还有一个超能干的帮手是母亲。母亲比父亲小三岁，不单美丽，在智慧上也不输父亲，而且在人际交往上更胜一筹，说话总能恰到好处。逢到生意应酬的场合，父亲必须有落落大方、应付自如的母亲来帮衬。至于我家整个生活的运转也都听由母亲操办。母亲终日忙于家里家外，根本顾不上我们，我们几个孩子便交给保姆，各有各的保姆照看着，都住在三楼上，每人一个单间，每个房间粉刷一种颜色，墙上印着各种图案和花。我的房间是淡绿，旁边四妹的房间是淡紫，五妹的房间是淡褐。逢到年关，母亲亲自到谦祥益，扯几十尺阴丹士林的蓝布，给保姆们全换上一色崭新的偏襟小袄，前襟插上一块花手帕。男性的厨师、听差、车夫一律青衣皂裤。家里用的、穿的、吃的，以及陈设、购物、迎来送往……一切细节，一切次序，一切规矩，处处全有母亲的用心，但母亲的眼睛总是亮亮的，说话的声音更亮，能力和精力依然富富有余。
我的童年是在父母亲努力创造的世界里，无忧无虑，但我有自己小小的一己的天地。里边全是自己的喜好，自己珍爱的“小宝贝”，还有无穷无尽的想象。我在自己的天地里很快活。以至解放战争时美国飞机在屋顶上边轰然而过，炮弹震得地面颤动，美国人支持陈长捷部队空投的饼干和肉罐头的降落伞还挂在我家二楼窗外的苇帘架上。这一切我都觉得好玩。我甚至非常喜欢那时的生活，楼上楼下所有窗户一律贴上米字样的布条；家人为求安全，都躲在一楼的大餐桌和乒乓球桌案下边，桌上铺着小山一般高的厚厚的棉被，叫我钻到桌下最里边，我喜欢在这黑黑的角落里一种被保护又神秘的感觉。以至天津战役结束了，我还不肯出来。那年我七岁。这时候，我的记忆愈来愈清晰了。
我对童年生活印象最深的是过年放炮、比母亲还宠爱我的保姆、良友画报、爷爷堆杂物的后院，还有去到我家斜对面的民园体育场去疯跑。民园体育场是五大道的中心，一个典型的英国式的社区体育场；木头搭的看台，中间一个标准的足球场，球场外边一圈跑道，还有跳远用的沙坑、双杠、拳击台，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洋人水兵在台上打拳。这些东西对于当时的中国人全是见所未见的。体育场外一圈高高的大杨树，风一吹，绿色的大杨树叶哗哗响，像成千上万人在鼓掌。
我家东边是一条小胡同，胡同尽头是一个花木葱茏的小院，一幢尖顶的英式小楼，住着一个在五大道中极少能见到的洋人，据说是一个美国领事。从我家三楼大阳台东边的一侧，可以俯瞰这个洋人的整个院落。但是从上往下看，看不见洋人的面孔，只能看见他挺亮的谢顶；他养一只很大的三花狗，挺凶，使我非常感兴趣。我和妹妹从阳台往洋人的院中丢石子儿，狗一听动静就叫，狗一叫，那个谢顶的洋人就从楼里跑出来。他东看西看，就是想不到楼顶上的我们。我和妹妹就躲在阳台短墙后边捂着嘴，偷偷地笑。
那时的父亲可不像后来一脸严肃。他经常拿着一只气枪跑到三楼大阳台上来。我家南边是很大一片空地，有不少野树，很多鸟。父亲用气枪打鸟，每次他说打中了，我们都信他打中了，很钦佩他。唯有母亲不信，母亲叫他去到空地把打中的鸟儿捡回来，他不肯去，却执意说打中了。后来我和妹妹也将信将疑了。只要他说打中了，我们就和母亲一起笑。这样的生活多快活！
七岁时我上小学。入学的学校是芙蓉街（今河北路）上的浙江小学。浙江小学是浙江同乡办的学校。那时，全国各地的人都来天津求发展，由于码头上没有归属感，纷纷成立各自的同乡会。同乡会办学也是为了加强新移民们各自心理上的依靠。
我只在浙江小学上了两年，对在学校的事情很模糊。人的记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四岁以前，能记住的东西很少。第二阶段是四岁以后，记忆渐渐多起来，也愈来愈清晰，但是这阶段的记忆多是点状的、片段的、彼此不连贯的，像珠子一样串不起来。第三阶段是十岁以后，记忆逐渐变成一条线了。当然，每个人的记忆不同，有的人两岁的事都能记住，有的人七八岁的事也糊里糊涂。但是，只要记忆成为线性的，人生的路也就渐渐看清了。
四、过年
儿时最快乐的日子就是过年了。
不同的人生境遇有不同的过年的滋味。苦难的人在过年中自寻安慰，幸运的人过年可以看到幸运的现实。一般的人，儿时的年总还能无忧无虑，因为生活的愁苦都被大人藏在自己身上了。
天津这里的年是从喝到又黏又稠、带着亮晶晶枣儿的腊八粥就开始了，尽管离着大年三十还有不少天，已经能够感受到一种熟悉的很大的快乐快要来临。虽然二十三那天在给灶王摆供时大人特意给了我两个小糖瓜，我还是更喜欢趁大人们不注意时，从灶王爷身前的碟子里偷一个糖瓜。尝一尝“偷吃禁果”的快乐。偷吃禁果是一种人性。
祭灶过后，便是好戏一样样实实在在地开始。
大人们用被单和旧报纸蒙盖屋中所有的家具，用头巾或一块布蒙住自己的脑袋，将鸡毛掸子或扫帚绑在竹竿前端，在屋顶上划来划去，清除边边角角的蜘蛛网和灰尘；跟着把所有窗子都擦得几乎看不见玻璃，好像伸手就能摸到窗外的景物。身居租界地的五大道的住户大多是四处迁来的移民，各地的风俗不同，有的地方不贴门神，而贴吊钱只是天津本地盛行的年俗，所以五大道人家很少用门神吊钱。然而，家家户户的屋内却都贴上花花绿绿的年画。我小时候家里已经不贴杨柳青木版印制的年画了，都贴石印或胶印的年画。新式年画颜色更多，形象更立体；我最喜欢三国故事的年画，比如《三英战吕布》《草船借箭》《辕门射戟》等等。这喜好肯定与姥姥讲的故事紧密相关。
最叫我兴奋的烟花爆竹，这也是每个男孩子的最爱。由于鞭炮只能过年时放，一年又只这几天，便爱之犹切。逢到年根，家里就从老城娘娘宫前的鞭炮市用三轮车拉来满满一车花炮，搬进一楼那间小小的茶室里，叫我的心儿激动得怦怦跳，好像有个小人儿在胸脯里跳。在各种诱人的鞭炮和烟花中，最刺激人的是三种：一种是“足数万头”的钢鞭，长长的一包立在那儿，快和我一样高，响起来必须捂耳朵；还有一种烟火盒子，只要点起来，各种烟花一连十多分钟，一会儿窜花，一会儿打灯，一会儿喷火，花样翻新，连绵不绝，叫人不肯眨眼；再一种是大金人，黄泥做的寿星老，很重很重，大人们一趟只能搬一个，我绝对搬不动，泥人外边刷一道金，里边装满火药，头顶上贴着一块菱形的红纸块，纸块下边是药捻子，点着后，从寿星头顶向上猛烈“呲花”，愈呲愈高，最高可以呲过楼顶，要上天了！
每到过年，娘娘宫有一条街是“鞭炮市”，红红地摆满鞭炮烟花，像站满大兵，现在居然搬到我家里来！然而，大人们却把这小茶室的门锁得严严；我认为是防我，其实是不准任何人进去，那时男人们大多吸烟，怕把火星儿带进去。
这些花炮是在大年三十夜里放的。但每年大人都会给我一些特别的恩惠，几挂小鞭、黄烟带炮、地老鼠、呲花之类，允许我在院里放一放。我太调皮，总要想些点子，弄出一些恶作剧，比如把点着的几头鞭扔到鸡窝里，或者拴在猫尾巴上，有一年就把家中的老虎猫吓跑了再也没回来。我一直为我儿时有过虐猫的劣迹感到耻辱。
对于孩子们，过年还有一件平时连想也不敢想的美事，就是无论怎么喊怎么叫怎么闹，大人也不管。不会训斥你，更不会打你。过年是神仙当家的特殊的日子，连父亲平日的一脸正经也给夺走了。过年只准笑、不准哭，不能吓唬孩子，更不能打孩子，所以这几天可以放开手脚地胡闹。我的奶妈对我说：“你要闹过头了，小心过了年跟你算总账！”果然，一年的初二，我在客厅耍一把木头做的“青龙偃月刀”，耍过了劲儿，“啪”地把一个贵重的百蝶瓶打碎。父亲脸色都青了，但他居然忍下来没说我一句。可是过了年，赶到我调皮惹祸的当口，把我狠打一顿，我感到最狠的几下是与百蝶瓶有关。
过年虽然放纵孩子开心，大人们对自己却管得很严。无论谁都不准耷拉脸蛋子，满脸堆笑，嘴上总挂着各种吉祥话，碰到与丧气的字同音的话必须绕开说；白颜色的东西不能放在表面，窗户上只能贴红窗花；不能扫地，过年那几天地上尽是果皮果壳；尤其三十晚上，所有屋里的灯全要开着，一直开到初一天亮。有时忘了关，初一白天还亮着。
年夜饭必定要最丰盛，年夜饭是互不相同的，各家有各家的传统。我家的餐桌上一定要摆上宁波老家传统的“冯家鸭”，还有年糕汤、雪菜黄鱼、苔条花生、红膏炝蟹，但这些都没让我流下口水，整整一天我都焦急地等着饭后那场爆竹烟花的“盛宴”。可是放花炮要等到子午交时，从下午到午夜是我一年中感觉最漫长的时间，一次我悄悄站到椅子上，去拨快壁炉上座钟的表针。大人们笑道：拨到十二时也没用，太阳还在天上呢！
燃放花炮是天津本地最疯狂的一项年俗。天津这里是码头，码头上争强好胜，无论人和事都是硬碰硬，天津人放炮要相互比拼，看谁放的炮大，谁放的多，谁放得胆大。这一较劲，鞭炮就疯了。五大道上的人家虽然是外地移民，但非官即商，官商都讲究排场，闹得愈大愈牛，而且官商都有钱，不怕花钱买好炮，这一来五大道的花炮放得反而比老城那边还凶。
临近午夜时，随着外边的鞭炮声愈来愈响，大人们开始把花炮从茶室搬到后院，那场面有点像大战将临。当大人们一人抱着一个死重的大金人，排成队往后院运，我兴奋得跟在后边从楼里跑进跑出，完全不管外边寒风刺骨。急得我的奶妈使劲把我往屋里拽，等到把长长的鞭炮在竹竿上拴牢，烟火盒子和大金人都搬上墙头，我和全家都趴在窗台上，一片比梦还灿烂的烟花世界呈现在眼前。我和姐姐妹妹们所有欢叫和惊叫都淹没在震耳欲聋的鞭炮的炸裂声中了。我现在还记得一家人被闪动的火光照亮的每一张带表情的脸。母亲似乎更关心我们脸上的表情。更叫我激动的是，我家的鞭炮声已经淹没在整个城市鞭炮惊天动地的轰响中。一个有关“年”的概念不知怎么深深嵌入我的心里，这概念便是——普天同庆。我不知什么时候记住这个词儿，什么时候懂得其中的含义，反正现在明白了年的真正的最大的理想。不能往下再说了，再说就离开童年和五大道了。
每年年夜里，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入睡的。反正一定是困得不行，用火柴棍儿也支不住眼皮时，便歪在哪儿，叫奶妈把我背回屋，脱了衣服盖上被，呼呼大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睁开眼，一准一个红通通发亮的大苹果放在枕边。这是母亲放的。母亲年年夜里都会提着一小篮子苹果到我们兄弟姐妹屋里转一圈，每人枕边放一个大苹果，预示来年平平安安。
我的孩提时代还有一件幸福的事，是我有两个妈妈。一个自然是我的母亲，我的生母；另一个是我的奶妈。我和弟弟妹妹都不是母亲奶大的，母亲没奶，我们都是吃奶妈的奶。南方叫奶娘，北方叫奶妈。当年，母亲坐着胶皮车到老城那边侯家后的老妈店找奶妈，一眼相中我这个奶妈。我奶妈姓张，据说是河北廊坊人，家里很穷，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放在家，出来当奶妈赚钱养家。她长得结实，大胳膊大腿，像男人，皮肤黑又亮，刚生了孩子，奶水很足。母亲就把她带回来给我做奶妈。我家人不知她叫什么，我小名叫“大弟”，都叫她“大弟妈”。她高兴这个称呼。因为我是我家第一个男孩儿，在那个时代，她似乎比我姐妹的保姆位高一等。
然而，我两个姐姐——大姐和二姐都漂亮可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我这个“长子”的地位，也只有到了过年时候才显露出来。每年的年夜饭前，家里都要举行祭祖的仪式。这仪式在一楼一间方方正正的屋里进行。提早布置好的神佛像、祖先像、灵牌、香烛、供品、绣幛等等构成一种异样、神秘和肃穆的气氛。走进这祭祖房间的规矩极其严格，爷爷走在最前边，父亲排在第二，我居然第三；男先女后，母亲竟在我后边。而且我要事先换上必备的行头，小小的特制长袍马褂，脖挂银锁，头顶帽翅，帽正中是一块绿松石，帽顶是锡制的瑞兽。在别人眼里我大概很可笑，可是祭祖时一定要神情肃穆不能笑，想笑也得憋着。我倒觉得自己此时有点“非同小可”，大弟妈更觉得非同小可，她的眼睛兴奋得闪闪发亮。
大弟妈粗胳膊长腿，大手大脚，头发不多，总用篦子篦得又平又光，脑袋后边梳一个扁扁的卷儿，用丝网套着。奶奶梳头用桂花油，大弟妈篦发用刨花油，这两种气味非常分明，都特别好闻。大弟妈喜欢喝醋，吃饭时菜多少没关系，必喝一大碗醋。夏天太热，她不开电扇，怕风吹着我，光着膀子，穿一个花兜兜，倚在床板上，用大蒲扇给我扇风。有时扇着扇着她自己犯困，身子一歪，蒲扇把我拍醒，她忙着给我揉肩，一边说“不疼不疼”，一边接着扇。不一会儿愈扇愈慢，又要困着了……
她对我的爱有过于我的母亲，是不是与我吃她的奶有关？反正后来我长得个子大，骨头结实，据说与她的奶有关。有时我想找母亲要的东西不好说，就对她说，只要一说，她立刻想办法给我弄到手。比如过年时的大炮——两响，这种炮孩子是不能放的。炮分上下两截，立在地上点燃炮捻，下半截先在地上炸开，上半截飞到空中再炸。这种炮很危险，点燃要手稳，躲闪要及时，不然就会被炸着。大人从不给我这种炮。她却给我悄悄弄来一个，但不叫我摸。这炮属于我，却放在她的小柜门里，替我“藏”着，有时拿给我看看，但不准我告诉别人。这是我和她一个共同又快乐的秘密。
原本说我断奶之后她就回廊坊了，谁知断奶后她仍守在我家。是她舍不得我，还是母亲把我交给她才放心？
大概我四岁那年的年前，她忽然接到老家那边来信，说她母亲闹眼病要瞎，要她马上赶回去。她匆匆忙忙收拾东西，走之前带我去一趟老城那边的娘娘宫，在年集上给我买了好多好玩意儿，鱼灯啊、纸气球呀、花脸呀……每样东西我都喜欢得要命。
回到家中，她先把一小纸包替我存着的“压岁钱”给了我，然后拿起一个蓝布小包袱就要起程了。这时我就一直紧紧抓着她衣襟。走到院中，她抹着泪对我说：“大弟啊，妈妈不能陪你过年了，不过正月十五前我准回来、准回来……”她怕我哭，忽然从怀里摸出那个为我“藏”着的两响。她说：“妈妈为你崩崩邪气。”说着把炮立在地上，划着火柴，但院里风大，没把炮点着就被吹灭；她凑上前再去点，没想到这炮药捻子太急，一点就炸了。在响声和火光中，只见她双手捂着脸，大家都以为她的脸被炸了，待她松开手，满脸污黑，我吓哭了。她忙说没事，叫我别怕，掏出手帕把脸擦净，朝我咧嘴笑，脑门上却明显鼓出一个又大又亮的包。
她就带着这个鼓鼓的包走了。
过了年正月十五，她没有回来；转了一年也没回来，大家都认为她不再回来了，而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又一年大年三十夜里，家里人忽叫我到院里看一件东西。我打着灯笼去看，挨着墙根放着一个荆条编的小箩筐，筐上蒙着薄薄一层刚刚下过的白雪。家里人告诉我，这是我奶妈托人从乡下捎给我的。我听了，心儿陡然地跳快了，忙打开筐盖，用灯一照，竟然一个又大又白又肥的东西，再看是个大猪头，两扇大耳，粗粗的鼻子，两个很大的鼻孔直对着我；雪白的脑门上点了一个枣儿大的红点儿，肥肥的脸上似乎有点笑意，可爱极了……我不觉抬起头来，仰望着在万家花炮的辉映中反而显得黯淡了的寒空，心儿好像一下子从身上飞走，飞啊，飞啊，飞到我那遥远的乡下的老妈妈的身边，扑在她那温暖的怀中，叫着她：“妈妈，妈妈，你真的不再来了吗——”
这是我童年过年最深刻的记忆了。
五、大理道105号
我家在大理道老宅子住了八年，离开了老宅子却没离开大理道。老宅子老号是115号，新居新号是105号，其间距离差不多五六百米，还隔着一条小街叫桂林路。
英国人对五大道地区的建设和开发是自东向西，我家的新居靠西。五十年代初，这边还是地广人稀，到处可以看到野草丛生的空地。只有一些富人为寻僻静在这边建了一些大房子。比如湖北督军王占元一连三座豪宅，还有光绪帝师孙家鼐的大名鼎鼎的后人们建造的两座深宅大院，单是这几座宅院就占了很长的一段路。所以这一带相当安静。
从这里再往西就是一片片亮晃晃的野水了，人称这里为“大堰”。夏天有人来钓鱼摸蟹，冬天有人来溜冰和滑冰床。再往西有几个摆着石人石马石桥石亭子挺讲究的墓地，还有一片很洋气的房子是英国人的赛马场，英国人称它为“英国乡谊俱乐部”，占地很广，砖木构的建筑都很宽大，赛马场周围是些红顶的养马房，一些高个子的洋人和穿半长裤的中国人在那里喂马、养马、遛马。
我家新居是一幢临街的小楼，大门朝北，五大道称这种坐南朝北的建筑叫“倒座”。建筑风格依然是折中主义，平顶三层，但比起我家老宅子就像一只小雏鸡了。这表明我的家境发生了变化，正在直线下落，只是当时我还小，完全不懂。我在老宅子里住了长长的八年，里边还有一些空间从来没有进去过；然而在新居这个小楼里，上上下下跑两圈就一清二楚了，只是后来有几个房间给母亲锁上了，变得有点神秘。
搬入新居后，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全然不同了。爷爷不再跟着我们住了，迁到在营口道一幢临街两层的小楼独自生活；舅舅一家也搬到不远一处与人伙居的房子里。老宅子里那些男男女女的佣人们都去哪儿了呢？我和妹妹都没有保姆了，只一个原先给二姐和我做过保姆的刘妈留下来照看弟弟。父亲那两辆汽车更是不见踪影。
我纳闷过——老宅子那些大餐桌、球桌、各式各样的柜子、许许多多好玩好看的东西呢？好像不知不觉地从身边消失。家庭发生了怎样的变故才使得生活的风景幡然大变？家庭的困难从来都是父母扛着，不叫孩子知道。我自己的小小世界却依然如故。唯一的变化是上学的学校变了。改到邻街常德道的四友小学。这座私立小学很小，使用的是一座狭小的民居小楼，由于它位居五大道中心，很多人家为了离家路近把孩子送到这里来，渐渐使它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富家子弟小学。这学校总共七八间屋，每间屋子一个班，一班二十来人。很小一个院子被各个班级轮流使用做课间操；上体育课就跑到东边不远的一块极开阔的空地去。我在这块空地爱上了踢球。
在我的经验里，小学同学比初中高中同学的交情要深，几个要好的小学同学到了长大之后还一直交往着，中学同学反如群鸟，分开之后，各自飞去，断了联系。我想，这一定缘于儿时的单纯；人之初是不设防的。两位老师给我的印象也最深，一位是班主任曹老师，不知名字只知道她的姓；黑瘦的一张脸，皱纹如沟壑，她很少笑，却莫名地给我一种亲切感；偶然一笑，竟如太阳一般灿烂。我觉得她挺喜欢我，虽然我不是个死啃书本的孩子，学习成绩也不好，一直到小学毕业也没加入少先队，她为什么会喜欢我，我不知道。再一位老师是美术老师，姓何。他叫我们趴在院中小池塘的池沿上，画池中的景物。我画好了交给他看。他看过后判了一个“0”分，我问他为什么给我“0”分，他问我水里的飞鸟是哪来的？我说我看到的。他过去一看，原来是水中照见的天上的飞鸟，他当即给我在“0”的前边加了一个“10”，变成“100”分。他含笑地对我说：“记住，只要有理由，就画出来。”没想到，这句话叫我受用终生。特别是在以后的写作上。
从我家到学校，如果跑，只要五分钟，实际上我从没有好好走过，一直在跑、在跳。我是个天天被各种有趣的事物吸引着的人，也是被自己的各种兴趣争夺的人。从我家到邻街的学校，只是要围着两座宅院绕一圈就到了。这两座宅院都是孙家鼐后人的。一是孙多钰，一位来自长江一带（安徽寿州）以盐务致富、富甲一方的孙氏家族的干将。他的房子与我家的新居斜对门。一座典型的英式乡村别墅，尖顶木构，绿藤缠绕，院内铺着粗粝的石丁，古色古香，幽深宁静。另一位孙氏后人是孙震方，他是孙多钰的侄子，他父亲是中国银行首任总裁孙多森。他的住房与孙多钰的英式楼房仅仅一墙之隔，是五大道上占地最大的宅院，宅院的另三面围墙分别面临着大理道、云南路和常德道。从我家出来，绕过孙家这两个院子便是四友小学了。
孙震方的房子是一座具有浓郁的西班牙风情的建筑，米黄色拉毛的墙面，红色瓦楞铁的屋顶，所有黑黑的铁质的构件都是手工锤打出来的，十分古朴。南向和西向的外墙中间有两座门楼，很像古代城堡的岗楼，我总感觉里边有高大的穿戴盔甲的武士，手持长戟，骑着马忽然从里面走出来。这院内花树繁茂，中间一条长廊式的枝繁叶茂的紫藤花架贯穿东西。一座小小的游泳池半隐在枝叶深处。院子有许多很特别的悦耳的鸟叫声。
孙氏的家业很大，中国首家面粉厂——阜丰面粉厂、中孚银行等等都是孙氏创办的。孙多森早殁，原本孙家有意叫孙震方承袭家族大业，但孙震方是个纨绔子弟，无心实业，只思享乐，这建筑完全依照他的意愿所建。但我怎么也想不到后来他是我妻子的外公，而我妻子就在这大宅子里度过她的童年。难道在我围着她家院墙呼呼跑着上学下学的时候，她正在院中安安静静地玩吗？
我不知道那时她是什么模样，她却说大理道上有一群“野孩子”；她后来骑车走过大理道时，这群野孩子向她丢石子。她听说其中一个长腿高个子的男孩是“冯家的”——这男孩肯定就是我。
从童年到少年，我是一个精力过剩、调皮捣蛋的孩子。我已经不习惯进大门从楼梯上楼。喜欢从后院，攀墙上房，涉险从一个很窄的窗台走过——像岩羊那样——然后跨进我的房间。一次上房时掉下来，摔伤了腰，硌破了肾，尿血，吓坏了大人，老老实实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结果养得超胖，母亲说我很少这么胖过，给我拍了一张“肥头大耳”的照片。还有一次去捅爷爷后院的大马蜂窝，眉心被蜇了一个包，据说我从此被破了相，再不是“大眼睛高鼻梁”了。当然这可能是大人吓唬我。渐渐的，我的兴趣跑到家庭之外。大理道西边有大大小小许多草木丛生的空地，给了我无限乐趣。尤其是夏天里，粘蜻蜓、捉蝴蝶、捕蚂蚱、抓扁担勾和螳螂、挖蚯蚓、戏弄刺猬；秋天夜里捉蟋蟀好玩之极。那时男孩子的夏天是和昆虫们在一起的。当然，最快乐的事是下学不回家，和一群球友找一块平地，将书包扔在地上摆一个“大门”，踢球一直踢到天黑看不见球。
我的伙伴都在我这条街上，常在一起玩的总共六七个孩子，有的是别人家佣人的孩子，有的不知道他家是干什么的；其中三个很特别，是一个疯女人的孩子，老大比我大，老二老三小。住在我家东边一条胡同深处的独屋里。这疯女人是谁，怎么疯的，谁养活这家人，我全不知道，也不会问。有一次去找他们，跑到胡同深处他们家那个独屋，一眼看到了疯女人。她蓬头散发转过身面对着我的一瞬，把我吓呆了。这张脸不知几次在梦中把我吓醒。
不知什么缘故，我和疯女人这三个孩子玩得来，是因为我们兴趣相投，还是他们很愿意叫我领头，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我经常把我喜欢的小人书借给他们看，把糖果和窖冰拿给他们吃，我看他们吃得香心里很高兴。我还会和他们谋划一些恶作剧，比如按某大户人家的门铃，然后急忙藏起来，这些大户人家院子都很大，等他们的家人从楼里出来穿过院子，开开大门却看不见人，白跑一趟，我们很快活。由于疯女人这三个孩子都穿得十分破旧，褂子没扣儿，敞着又瘦又脏的胸脯，裤子的膝盖处磨出两个洞……所以人称我们是野孩子。
那时，虽然大户人家有汽车，但街上很少跑汽车。五十年代后，渐渐没有私人汽车了。而且，五大道上没有商店与公事部门，都是住户，行人也很少。一条街固定有两三处停着几辆人力三轮。这种三轮多坐单人，夏天敞篷，下雨时有胶布雨篷，冬天有棉篷，座位前面的篷帘中间有一个镶着透明的赛璐璐片的小方窗，向外看一眼便知道车子行驶在哪里。平时这种三轮车懒洋洋停在路边，有人叫车，招手即来，有点儿像现在的出租车。我家没有汽车之后，母亲出门就坐这种三轮车。我常在街上玩，和这些三轮车夫都很熟，有时还和他们坐在便道边，找块石头在地上划个棋盘玩“老虎吃人”。
我喜欢五大道那时的宁静。宁静中透得一种温馨。特别是大理道和睦南道，街两边种着国槐。五大道始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了五六十年代，这些国槐都长得茂盛粗壮，大概与原先这里是沼泽水土肥沃有关。五大道的路不宽，两边的一些枝叶已经伸到街心上空交叉起来。每到初夏，槐花盛开，大片大片白色的花穗悬在头上，浓郁的清香凝而不散，还没有哪一种香味能够如此“入木三分”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还喜欢雨时的大理道。特别是夜雨，撑着伞在街上走，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一忽儿伞上一片沙沙的雨声，一忽儿一点声音也没有；伞上无声缘是槐树繁茂，遮住了雨水；伞上有声则是头上没有枝叶遮挡，雨落伞上。这种感受十分美妙。如果晴天，树叶遮翳下的街道是一片荫影，而露天之处则是一块阳光。当然，这些感受是我上初中时，开始迷上唐诗宋词时才有的。诗叫我们学会了感受生活；那就是用审美的情感去感受事物与人。
我在大理道度过了童年、少年，并进入青年。
从童年到少年有界限吗？有，有三个：一是少年的我已经是一个大男孩儿了，母亲把我安排在一楼半一间狭长的小屋里。此前我和妹妹们同住一间大房间。这一来，我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我开始在墙上挂自己喜欢的画，甚至挂自己画的画。我还像母亲那样，用各种各样好看的东西布置房间。独立的空间促使我独立和长大。二是读物的不同。我童年时代的读物是良友绘本，比如《迷路的松鼠》《黑猫的假期》等等；少年时代的读物是“小人书”（连环画），我对小人书的痴迷近似疯狂，我把母亲给我的所有零花钱全攒起来买小人书。我对小人书的最有名气的画家崇拜若神。一些小人书名作都是我的“宝藏”；一度我在自己小屋的门外挂一个纸板，写上“和平图书馆”。和平是五十年代最美好的热词。然而小人书对于我，可不仅仅是一个爱好，它们给了我无边的知识和想象。我最喜欢三大套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和《聊斋故事》，后来它们成了我阅读这些名著的桥梁。在那个时代，一个孩子的课外“学问”，一半以上是小人书给的。
第三个是我有了一个奇妙的心理，不愿意和姐姐妹妹一起出门了。为什么，不知道，这期间我在镜子里发觉自己唇上生出一些淡褐色、很细的软髭。
我悄悄用父亲的剃胡刀把这些讨厌的软髭剃掉，谁知给厨师老杨发觉了，问我是否刮胡子了？我说是。他笑道：“你这傻孩子知道吗，你脸上这些还不是真胡子，不能刮，愈刮愈硬，长得愈快，再刮下去，真要满脸大胡子了。”
我想到小人书里的张飞，吓坏了，赶紧住手。
现在知道了，此时的我已进入了少年。
还有一个从童年到少年的界限，这个界限每个人都有——就是从小学进入中学。我十三岁上初中，学校是第四十一中，在马场道上，也在五大道地区。有趣的是，我直到初中二年级才戴上红领巾。由于我太顽皮捣蛋，少先队一直不要我，如果再不加入（少先队员的年龄上限是14周岁），我这辈子就没戴过红领巾，那将是一个小小的“耻辱”。所以我戴上红领巾后，家里人赶紧叫我去照了一张相片。不过，此时的我，个子超高，大约1米75，比我般般大的同学高半个脑袋，戴上红领巾，像把一条红布挂在杆子上。有人以为我是少先队的辅导员呢！
六、父母的家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两个家庭，两个巢。一个是父亲和母亲搭建的；后一个由我们自己构筑。父母的家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家。我们都是在父母的家庭里出生，学吃学喝，三翻六坐，蹒跚学步，牙牙学语，一点点通晓世间最朴素的常识，然后一边玩一边长大。父母的家天经地义保护着你，决不会叫你受到外界的任何威胁，为你挡住一切自然的风雨和社会的风雨，但是他们不叫你知道——他们是怎样付出、怎样做到的。他们把各种生活的荆棘都揣在怀里，面对着我们时总是绽露着花开似的笑容。他们从来不需要孩子来分忧；这便是父母的家。
在五大道新移民中最主要的是两种人，一种是拥有各种权力的要人，一种是各地财力雄厚的实力派，这两种人要相互利用和借力，一是以势获财，一是以财取势，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些人来到遍地是机遇的天津，便过得风生水起，非常富足，称心如意。此外还有一种人，他们没有太厚实的资源，却有着强烈的开拓的欲望与想象，全凭着一己的努力，要在此时充满机会的天津踏出一条蓬勃的生活之路，也成就自己。我父母便是其中之一。
父亲和母亲在各自家庭长大。虽然原本都是大家族，但到他们这一代都已没落。在他们结婚时，经济薄弱，没有力量自己成家，便跟着爷爷生活。爷爷在新华路一家名叫“福禄林”的饭店做经理，一直经营不善，日子过得稀松平常，其中一些故事我写到《俗世奇人》的《冯五爷》中。
然而父亲很知努力，尽管只是在银行做一名职员，却全凭勤劳实干养活家人。1939年天津发大水淹没了地势低洼的兆丰路。父亲用一个大澡盆把我的两个姐姐从兆丰路二楼上推了出来，蜗居在地势较高的东亚毛织厂附近的一个小房子里。由于饮水不净，我的一个叫“小珠子”的姐姐闹痢疾丧了命，这一年我还没有出生，我没有见过这个叫“小珠子”的姐姐。此时是我父母人生的低谷。
但父亲的命运很快有了转机。一方面由于银行总经理看中他的才干，提拔了他；一方面赶上一连串赚钱的机遇，人对自己的命运无法预知，他竟然像坐着过山车一下子跃上了人生的顶峰。我无法知道父亲那时对生活的感觉，反正他做了自己的主人。而我恰恰是在这时候出生的。家里人说我是福星。我不认为父亲那时的洪运是我带来的。他的福祸全是他的命。
我家搬进五大道时，父亲将爷爷从兆丰路请过来一起住，我的童年便一直与爱我的爷爷生活在一起。我对奶奶没有印象，大概她去世得早。爷爷身边一直有一位从老家带来的老保姆跟随着他，后来被爷爷纳为妻。老保姆在家里原本没有地位，登堂入室后仍然没有地位。她依然是老样子，缄默少言，实实在在地侍候爷爷，客人来时送上茶后便躲到后房去，似乎客厅里依旧没有她的座位。她曾经生过天花，脸上有许多浅浅的麻子，人们背后称她“麻奶奶”，被爷爷续弦后还是“麻奶奶”。这里边并没有什么褒贬，只是一如既往而已。在爷爷的生活里她只是一个影子，但她却使爷爷一辈子舒舒服服。那时候父亲年轻，在天津这个日趋洋化的城市里，年轻人都跟着时髦走，自然很难与老旧的家庭找到共同语言。父亲喜欢交友，痴迷篮球，常和著名的“南开五虎”一起打球。那时投篮都用双手，后来才有了跳起来“单手跳投”的技术。电影导演谢添是天津人，与我父亲很熟，谢添也喜欢打篮球。他说我父亲上篮时喜欢手腕一拧，让球旋转地“磕板进筐”。因之，父亲在球场上有个外号叫“螺丝”。父亲热爱运动，他买过一个乒乓球桌，并从教会买回一些英国进口的又大又扁的“乒乓盒子”。每个盒子里有一副墨绿色的球网架和球网、四个球拍、两盒乒乓球；球拍是六边形的，贴着软木，我当时个子还小，必须大人抱起来才能打两下。有趣的是，母亲上中学时也喜欢打篮球，这样才有可能与父亲在篮球场上相识。当然相识本身就是一种缘分。只要有缘，怎么都能遇到。父亲认识母亲时，母亲十七岁，会是什么样子？后来我在《北洋画报》里找到母亲那时的一张照片，披着长发、甜美又快乐地坐在一张椅子上。我想，不用猜——父亲一定是母亲疯狂的追求者了。
母亲不光漂亮，还能干。她与父亲虽然都来自没落的世家，手里却没有上一辈留下的任何财产。两个口袋里有多少钱，应该连有几毛零钱心里都很清楚。穷能逼人想办法，逼人能干。所以，他们的家是他们两人由无到有共同创造出来的。
母亲看上去柔和，但并不软弱。她是个强梁的人，不怵任何场面，能应对各种场合，在她表面柔和的后边有一种典型的山东人的气质，有一点倔犟劲儿。我家住在大理道115号的时候，侧面一所房子住了一个日本军官。冬天里日本人烧锅炉要往家中运煤，他家堆煤的院子挨着我家，他们嫌煤脏，不想从他们自己家里穿过，非要从我家过。我家人不干，便争吵起来。这家的日本人大都穿军装，很厉害，张口骂街，声音很凶，母亲给他一巴掌。这一巴掌惹了祸，日本人要抓母亲，全家人都吓坏了，但母亲不怕。父亲赶忙托人说情又送钱，据说送了很多的钱，才了了事。可是这件事却在我家树立起母亲的威信。
天下父母的分工好像都一样。做父亲的在外边奔波、找事做、找食、找钱、找东西，然后盖窝；待盖好了窝，里边一切的事都由母亲承担，生儿育女、柴米油盐、编织缝补，连冬天屋子里的热气儿也全由母亲操心。母亲要用一把菜叶、一盆面粉、一团棉花、一大堆零零碎碎创造出一个踏实又温馨的家来。
我不知道当年父亲撞上怎样一个大财运，做成了几桩怎样离奇的买卖，一下子把家业百倍地发大；眼瞅着父亲大把大把花钱，买房子买车，搬来家中五光十色的一切，雇用了男男女女那么多人；然而，更有本事的是母亲，她那时还不到三十岁，却把父亲突然打开的天地有模有样、有条不紊地撑了起来，而且一边操弄着全家大大小小的事，一边帮着父亲应酬生意上各种各样的关系。但母亲完全能够胜任，好像她天生就能做这些事。
母亲把主要精力用来配合父亲，没有太多的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享受亲情。我们兄弟姐妹总共六人，她有限的与孩子“共度时光”的时间分到每个孩子身上，只有六分之一，而实际上又是不平均的。我的两个姐姐——大姐叫冯箴，二姐叫冯惠，都很漂亮，大姐文静稳重，二姐靓丽伶俐，她们是母亲的骄傲与掌上明珠。母亲要花不少心思打扮两个爱女，而且母亲对女儿的关切一定要比儿子多。而弟弟骧才又比我小五岁，自然更要受母亲分外的呵护。这样一来，我虽然是“长子”，就不那么重要了。至于两个妹妹冯宜和冯瑞就更边缘化。然而，我天生就很自我，再加上我的种种爱好家人们又没兴趣，我便渐渐有点像个“独行侠”了。
我的家是个很松弛的家。一方面父母关切的是外边的事情，对我们没有更多的管束；另一方面我们兄弟姐妹自小都由各自的保姆带着，互相不去关心。这使我的孩提时代是非常宽松而自由；我最初的性格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的。
那么什么是我家庭的中心呢？是我的母亲。凡是以父亲为中心的家庭，大多靠的是父亲的威严；以母亲为中心的家，都具有很强的情感色彩。这种情感缘于生命和血缘，都是一种天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粮食供应紧张，实行“计划供应”，就是每人每月吃粮要按国家的定额。每天母亲蒸好一盆米饭，先要按照我们每人的定量用小刀在米饭上边划线，再用饭铲像切蛋糕一样切开，分给大家。那时每顿饭都吃不饱肚子，分饭就必须严格和公平。每次分饭，母亲都将自己的一份与弟弟的一份挨着，而且要到最后再分。待我们把自己分到的一份饭拿走后，盆中只剩下母亲和弟弟两人的饭。我注意到，她在用饭铲去分她和弟弟的饭食时，先将饭铲依照划好的线准确无误地切下去，但切到一半时饭铲一斜，变成了一多一少，然后把多一点的给了弟弟，少一点的留给自己。天天如此。也就是每顿饭自己都少吃几口，添给弟弟。
弟弟看得出来吗？心里明白吗？这不重要，真正的爱是不管对方知道或不知道的。然而正是这种爱悄无声息地日积月累，才使一个家庭被凝结起来，才自然而然地使母亲成为家庭牢靠的中心。
以母亲为核心的家，自然受母亲影响，身上不觉带着母亲的气息。在我家兄弟姐妹中，身上最带有母亲个性基因的是我和二姐。我们都和母亲一样多愁善感，容易被伤感的事物感动，喜欢好看的东西。母亲喜欢装饰房间，经常不断变换室内的陈设与风景，这直接影响了我。母亲没学过艺术，不懂画，但她有悟性，有感觉，所以她比父亲更能理解和接受我。
对于父母的家庭，在孩子们还小、聚拢在他们身边的时候是黄金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家庭是完整的，成员齐全，一个不少，不论贫富，都拥有人间最迷人的东西——家庭的温馨。那时，每凡家庭集体出动，我们都分外快乐。比方到老中街海河边的大光明影院看电影，一家人先跑到二楼放映厅外照一照哈哈镜。哈哈镜真是太神奇了！站在这个镜子前，看到自己肥胖如猪；站在那个镜子前，看到自己像个葫芦；再看看姐姐妹妹全都奇形怪状，尤其父亲和母亲好像两个滑稽人，父亲好像比汽车还大，母亲的屁股歪向一边。再比方，去到八里台乘坐一种铺着厚厚软垫的小木船，船夫摇着桨儿，慢悠悠驶入一片绿苇遮天、水光照人、十分奇特的世界里，时时可以看到受惊的野雁和水鸟呼啦啦成群飞起。这种野游其乐无穷。但是随着城市的开发，这片浩荡的泽国渐渐消失了，留下来的最后的遗迹便是今天的“水上公园”了。
再有，便是父母带着我们到劝业场的华清池去泡澡。当时天津最大的两个浴池（天津人称作澡堂子），一是南市的龙泉池一是劝业场的华清池，我家人习惯去华清池。当一家人兴致勃勃到达华清池后，就要一分为二，浴池分男女部，母亲带着姐姐妹妹上楼去女部，父亲带我进了一楼男部。一进澡堂子那股子湿劲热劲非此莫有。五大道家家都有热水和浴盆，为什么还要到澡堂子来？主要是澡堂子有搓澡，还配套有理发。来这里一趟，如同脱层皮，改头换面，焕然一新。
我喜欢泡在澡堂子里，紧紧挨着父亲。澡堂子里是公共浴池，很多赤身裸体的人们也都泡在温暖的水里，泡得舒服了，就会大叫一声。我觉得最好玩的是浴池的热气滚滚上升，在屋顶上凝结成一些很大的水珠，掉下来，便砸在浴池里泡澡的人的脖子和肩膀上，水珠很凉很凉，想躲是躲不开的。我看到一滴很大的水珠砸在一个老汉的秃头上，我笑出声。
泡过澡，随着父亲到预订的包间里搓澡，再理发，然后用大毛巾裹着身子躺在榻上。父亲最享受的是喝上一杯浓浓的正兴德的茉莉花茶，服务员会送来一些小吃，如京糕条、青萝卜、芝麻糖；父亲最爱吃的是一种黑黑的软软的酱油瓜子。我最兴奋的事是跑到大厅里敛许多小人书，抱到包间来看，父亲也看。
最后，按照父亲与母亲事先约定的时间，在华清池门口见面。我随父亲走出男部，一推门，叫风一吹，好清爽。这时，那边通往楼上女部的门一开，母亲带着姐姐妹妹说说笑笑走出来，她们给热水泡得脸儿全都通红，好像一群煮熟的螃蟹。大家互相的感觉全都新鲜和兴奋。
然而，父母的家庭最终是要瓦解的。那便是子女们的离开。女孩子出嫁，男孩子出门上学或做事、工作、结婚。一切事物都会代谢兴衰，这很自然。父母的家最后只有父母。这便是人生，也是人间了。
七、小人书
我自上小学就迷上了小人书。因为，小学开始认字；小人书是有文字的图画书。有了图就好认字。谁也没想到，小人书还有一种“看图识字”的学习功能，而且一边看图一边认字很快乐。有了图一目了然，有了文字连说的什么话都知道了。我们那时对小人书的热情可远远高于课本。
五大道地区学校多，学校周围便有一些小人书铺。如果口袋有一点钱——当然是很少一点钱，几分钱，就钻进小人书铺，租小人书看。这种铺子很简陋，几个简易的书架子上放满叫人眼馋的小人书。店主坐在椅子上，收钱、拿书，一分钱看一本，一分钱相当于一块水果糖。书铺的地上用砖块架着一些长长的木板，便是我们看书的“坐席”了。墙上贴满花花绿绿的小人书封面，写着号码。我们按号码从店主手里租到书，然后坐在长木板上看；有时人多，相互挤着，但没人怕挤，每个人的脑袋都扎进小人书里了。
比小人书铺更叫人着迷的是“赁小人书的”。这是一种沿街而过的赁书车，不知老城那边有没有这种赁书车，五大道上都有。书贩手推着车，车上装满小人书。赁书很简单，今天赁，明天还，再看再赁，也是一分钱一本。我父亲也喜欢看小人书，有时听到外边赁小人书的吆喝了，就给我两角钱叫我去赁，这样我就有“大把的钱”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了。
在我家住的大理道上，固定有两个赁小人书的，每天晚饭后八点来钟准到。一先一后差不了半小时。一个摇铃，铃铛不大，声音也不大，但传得很远，据说他这个铃铛是用炮弹壳做的；另一个用嗓子吆喝，只简单喊三个字——“小人书！”，声音低厚深长，像京剧里的“黑头”。吆喝这人连鬓胡子，姓边，人叫他老边。晚间路灯下看不清书，老边用一种挺大的磨电池的手电筒给我们照亮，我们挑书时，他不停地“哗哗”磨着手电。他待人很和气，待我分外好。他知道我喜欢颜梅华、赵宏本、红叶、陈光镒画的小人书，每有这些画家的新书便给我预留着，见到我就笑嘻嘻拿出来塞到我手中。赁来的书，先给父亲看，然后再由我和两个妹妹传着看。如果父亲看着看着睡觉了，就由我去到父亲床前，从他手中巧妙地取下来。
每天晚上不到八点，我便会拿好要还的书坐在便道边，等着老边。只要吆喝声传来，那个迷人的赁书车便远远地在街心出现，心想他会带来怎样的新书呢？这感觉真是很好。现在想起来都很怀念。大理道上不光我一家赁书，在这个时间里，可以看到这一段路上，隔着不远就有一个孩子站在街边，手里都拿着几本小人书，等候赁书车的到来。
然而，这种情景到了六十年代就没有了。
后来才知道，我这一代人正是处在小人书的黄金时代。
小人书历史并不久远。这种巴掌大小的通俗读物最早诞生的一本是192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连环图画三国志》。它的出现得力于高效的西方石印技术的传入。再有，便是小人书有文有画，通俗易懂，大人孩子都爱看，传播力超强，很快就席卷全国。到了五十年代，旅店中、火车上、澡堂子里都备有人小书，给人解闷。所有有趣的名著、神话、传说、戏剧、电影故事，都被改编成小人书；当初姥姥给我讲过的许多历史小说，也都画成了小人书。一时冒出来许多职业的画小人书的名家，他们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由于太迷小人书，我便开始了小人书的收藏。收藏最多的时候，有几百本之多。我把母亲给的各种零花钱和过年的压岁钱，全都用来买小人书，连出门坐公共汽车都改为徒步而行，把车票钱省下来，换取一本又一本心爱的小人书。书多了，便向母亲把一个家中闲置的小橱柜要来当书架。我的快乐是书架上每每又多了一两本好看的小人书。我在墙上也贴了许多小人书流光溢彩的封面，还自编自画过几本“小人书”，封面上歪歪扭扭写上“冯骥才绘”，滥竽充数地立在书架上，并紧挨着大名鼎鼎的颜梅华。我还用父亲当年供职的大中银行硬皮的空白账本来为我的藏书登记造册。这是我后来一大爱好——藏书——稚气的起步吗？
别小看了我的藏书。我的书是按照不同题材和绘画者来分类的。每本书的封面上都用铅笔写了编号；一些特别珍爱的版本专放一处。比如“三国演义”，有堪称小人书鼻祖的《连环图画三国志》，有严绍唐编绘的全本十册的《三国演义》，还有上海人美出版的六十本一套洋洋大观的《三国演义》。这三套书称得上小人书的历史经典，我全有。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版本意识”，我对小人书初始时期的版本特别珍惜。特别是那种早期刚刚从木版插图小说蜕变出来的“上文下图”样式的小人书，比如《火烧红莲寺》《薛仁贵征东》《彭公案》等等。
我的藏书受到家里人的欢迎，妹妹们常找我借书看。我弟弟特别喜欢我按照《敏豪生奇遇记》彩绘的《吹牛大王历险记》。一次父亲居然到我的房间里找书看。我向他推荐赵三岛画的《大侠伍凤楼》，父亲很爱看，问我这类书还有没有，这使我有了借口向母亲“磨”到一点钱买书。买到的新书先送给父亲看，讨父亲高兴，就能有“理由”再向母亲“磨”钱。钱多一点的时候，就去求赁书的老边帮我去买一些难见的书。比如沈曼云的《沈万山巧得巨宝盆》、陈光镒的《风》《雨》《海》《云》《雪》、红叶的《巴山剑客》系列等等。当这些难得的书神气活现地登上我的书架，我真有一种富翁的感觉。
别小看了通俗的小人书，爱看小人书的孩子比不大看小人书的孩子知识面宽得多，而我以后登上文字书的彼岸，正是通过这个多彩多姿的小人书的桥梁。
八、二位先生
少年时代的我，天天被自己的各种兴趣爱好扰得日夜不宁。踢球、小人书、画画，后来又迷上了古诗。那时的记忆好，背诵诗是一种快乐。有时背诵给家人听，有时背诵给街上的小伙伴们听；街上的伙伴听不懂，不感兴趣，这使得我与他们的关系不觉之间渐行渐远。
我喜欢远道步行时，边走路边背诗，一步一个字，五言绝句二十步，七言律诗五十六步，这便记下很多诗来。有时突然卡壳，想不起下一个字，就强使自己像罚站那样停在那里想，直到想起来再一字一步走下去。我最初的一切都是兴之所至。画画更是如此。
十二岁那年，有人建议母亲，叫我去拜个老师，课余学学画，说不定能成才。母亲托人打听，听说有两位画家在家收徒教画。一周一次，一个月学费五块钱。一位叫陈麐祥，专工界画，界画主要画亭台楼阁，宗法清代的袁江袁耀；一位是严六符，学名仁统，严范孙先生的后代，长于国画山水。我那时画画只是胡涂乱抹，并不懂画，更不懂国画，从来没想要画国画。家里人找来袁江和袁耀的界画一看，都认为刻板枯燥，而且还要学用界尺，不适合我，我也没兴趣，母亲就叫我去严先生家去一趟。严先生住在河东民主道，原奥国租界，临街老洋房的二楼，房间又大又暗，严先生个子高，有点驼背含胸，穿一件蓝布长衫，儒雅又温和。他家里外两间，里屋放床睡觉，外间吃饭、聊天、待客，靠窗一张老式的书案上摆着纸笔墨砚，这些东西离我都很远，我没用过毛笔，感觉却很新鲜。桌子中间一张刚刚画好的小画，用镇尺压着。所画的画面像是古画，十分好看。两个老者在几棵长松大柏下对弈，一个童子静静地站在一旁。棋桌是一块石头；不远处有溪水潺潺流动。“这是您画的吗？”我问严先生。严先生点点头，露出微笑，明显因为我表现出的惊羡而得意。回到家，我就对母亲说我要跟他学画，要画得和他一样。这样，严先生就是我画画的启蒙老师了。
依照严先生的要求，我买了一块胡开文的墨、几支李福寿的叶筋笔和白云笔、一刀帘子纹高丽纸。高丽纸是糊窗纸，但便宜又好用。宣纸太贵，而且洇得厉害，那时初学画都用元书纸或高丽纸。家里人帮助我从杂物间翻出一块过去记账用的砚台。砚心放些水，墨一研，墨香散发出来，一种从来没接触过的生活进入了我的世界。
后来才知道，严先生是教育家严范孙的后代，家学很深，他师叔是工笔大画家刘奎龄，本人师从刘子久、陈少梅二位名家，只是后来没有专事绘画，很少创作。中年后，在家教画为生。但他授课有方，非常善于把各种山水画的技法归纳起来，总结出要领，分出步骤，有章有法地引导学生入门，不走弯路。严先生擅长的技法来自宋代的山水，技术性强，使得我们后来以画谋生，从外贸公司接过仿古画的业务，没费多大劲，轻车熟路地就干上了。
还记得，我最初学画石头，不得其法，把石头画成黑乎乎的煤块，心里着急，可是经严先生一指点，很快就画得有模有样。母亲在一旁笑着说：“好像从纸上鼓起来了。”
每周六下午三时到严先生家上课，不只是我一个人；有时到先生家，先生正在授课，周围站了一圈五六个人，以致看不见先生。学生大多是男生，其中有一个岁数较大，像是有工作的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是和我一起画画的师兄弟。在师兄弟中间，先生并不特别喜欢我，主要是因为我不严格地按照他的画稿画，常常会随兴改变画面，水边多画几株枝叶扶疏的小树，江上添一只船，或在远处上空加了一群飞鸟；先生看到，从来没有夸赞过我，也不说话，似乎不大高兴。一次我拿了自己画的一幅小画请他看，他抬起脸对我说：“还没学好怎么飞，就要上天了。”身边的师兄弟都笑起来，我好尴尬，以后再画了什么得意的画也不敢拿去了。
我在严先生那里学了差不多三年。直到初中毕业后，去到塘沽去念高中，学画便告了一段落。这期间，跟严先生学的大都是笔墨技法，怎么用笔用墨，一招一式，学得很扎实。但是先生自己不创作，从来也不讲与创作相关的结构、构图、方法等等。然而，技法是中国画根基性的东西。由于严先生对宋代北宗山水的笔墨的认识很精到，使我初学时便打下了根底。这个影响直到今天。
我画画另一位启蒙先生，身居北京，是惠孝同先生，（1902—1979）名均；惠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湖社画会的主将之一，号柘湖。他不仅是山水画家，还是大收藏家。惠先生的父亲耆龄，做过内阁学士和内府总管，藏书家。他家在书画方面见识极为深广。
我家与惠先生家是远亲，我的表姐夫惠伊深是惠先生的长子。每至暑期，就跑到北京，住在王府井大甜水胡同惠先生家一间厢房里。这厢房平时空着。惠先生的宅子很大，书房对着一个挺大的有花有树的庭院，临院一面是黑色大漆的木隔扇门窗，房内几面全是顶天立地的楠木书架，放满线装书籍；日照进来，晒得楠木香与书香混在一起，香气沁人，现在任何人的书房都不会再有这种香味了。
住在惠先生家期间，有时先生会在上午叫我去到他的书房，听他谈书论画，说古评今。话中有许多观点许多学问，听起来很过瘾。这些内容在严先生那里是听不到的。他喜欢双手相互搓手掌，待搓热了，再用手掌搓脸，他说这样很舒服。他谈话很即兴，说到高兴时，起身去另一间屋拿来一幅古画，用竿挑着，挂在书架上给我看，边看边讲，此时看得出他心里的欢悦。在他的书房里，我看过他珍藏的宋代王诜的《渔村小雪图》，这幅画堪称国宝；此外还有吕纪的中堂花鸟《四喜图》，饱满丰厚，富丽堂皇。一次，先生拿来一幅二尺余高的小画，放在镜框里，竟是我之最爱——郭熙的《寒林图》。惠先生说，这幅画上没有款识，也无著录，不一定是郭熙所作，但确是郭熙风格，并颇具郭熙神韵。郭熙善以云头皴法画窠石，以蟹爪笔法画寒林，所作冬景刚劲瘦硬，寒气逼人，技艺之高，直追李成。惠先生说罢，拿给我一张与这幅画大小差不多的素绢，叫我对临。还让我用一块明代方于鲁的墨，研出来的墨真如大漆一般浓郁黑亮，透着古墨特有的芳香。这次对临古人原作的体验，敲骨吸髓般地进入了我的笔管。
我从严六符先生那里学到的是宋代北宗的画法，是马夏的斧劈皴、钉头鼠尾皴和刘子久的豆瓣皴；我从惠先生这里所学却是南宗的披麻皴和解索皴，尤其是他擅长的小青绿的染法。宋画分南北宗，我的二位先生一南一北叫我触摸到宋代山水的整体。
惠先生与严先生不同，他一直活跃在画坛，在北京的国画研究会负责“新国画”的研究与探索，主张写生与创作。我住他家时，他叫我到北京的西山、门头沟一带写生，回来便指导我怎样在写生稿上进行提炼与构思。后来，我到各地写生和创作，就是顺着这条道路走下来的。惠先生把我引领到更高的一个山头。
在我的少年时代，幸遇二位先生，把我带进了一个未知而巨大的知识世界与艺术世界里。它充满诱惑，魅力无穷，风光无限，使我不知不觉中已经开始一种有目标的自觉的努力了。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当年拜师学画之前，我并没有深爱国画，甚至都没有接触过国画山水，而后来——它却成了我一生的追求，一种事业。那么，我画国画是源于一种被动还是主动？如果当初人家介绍给我的不是国画教师，是一位教水彩或油画的教师，我是不是也会痴迷于另一种绘画、也会纠缠终生吗？那么决定我艺术道路的竟是如此偶然、如此随机、如此凑巧？每每想到这里，我对人生变幻莫测一片茫然。我还总感觉有一种东西在决定着我，由于我们无法解说，便推给了命运。
九、舅舅家的楼梯间
舅舅对我的魅力是他的收藏，他有些很奇怪的收藏，比如烟标和火花。分别装在两个很古老的手提小皮箱里。一个皮箱方方正正，乌黑、老气和刻板，但铜锁很结实；一个皮箱小巧，圆角，棕红色，提手上挂着一根铜链，链子上挂一把细长而精致的铜钥匙，箱子的外皮上贴着许多好看的、印着外文的箱贴。舅舅对他的藏品关爱备至，以致每一片烟标火花都用玻璃纸精心包装起来，益显珍贵。天津是各国来华洋人的聚集地，因使舅舅有得天独厚的收藏资源，据说他有几件烟标火花举世无双，然他很低调，秘而不宣。他的烟标火花平日藏在哪里，更是不得而知。一次，偶尔他对我说：“哪天有空，我叫你看看楼梯间里的东西。”一下子勾起我心中的馋虫，我知道他家楼梯下边那间紧锁着的小木屋，是他存东西的密室。难道他真有一些举世无双的烟标和火花，想叫我见识见识？
我家和舅舅家从115号老宅子搬出来后，依然都在大理道上，我家105号，舅舅家83号，从我家跑出门，换一口气就跑到他家了。舅舅家在一幢联排洋楼的底层，院里纵横着几棵遮天蔽日的洋槐。舅舅比我母亲大三岁，名字很特别，叫戈幼农。至于此名何来便不可知了，舅舅是外祖父的独子，很受外祖父的宠爱和用心培养，写一笔清秀端庄的字，字如其人，舅父人也清秀端庄，是少有的美男子。但舅父一生没做过什么事，大多时候是靠着变卖外祖父身后留下的财产度日。那时代，不少大户人家都这么活着。不管有没有人说闲话，有钱人不愁，舅父的日子过得不露穷气。
舅舅爱唱京戏，常约几个老票友在院里高高的槐树下边喝茶、聊天，边拉着胡琴，不时各唱一两段过过瘾。有时高高兴兴唱一下午。舅舅唱老生，喜欢马连良、余叔岩，最喜欢唱《失空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尤其爱唱《文昭关》里“一轮明月照窗前”那句。有时唱美了，翻来覆去只唱这一句。都说舅舅唱得韵味十足，唯有我不懂。有时舅父偏偏还要清唱一段给我听，我知道他不是唱给我的，是他自己忽然上了戏瘾；我还知道舅舅喜欢我。家里人都说我长得像舅舅，“外甥像舅公”这是常有的事。那时，舅舅外出应酬常常要带上我。舅舅只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我长得和他像，常被人误以为是他的儿子，他很得意。
一天，我去他家，他指指桌上一册气质别样的书叫我看。那时我上初中，已经在严先生那里学画，因识得这是郎世宁赫赫有名的《骏马图》，而且印刷得太精美和太逼真，真叫人惊掉下巴。舅舅说这是珂罗版印制的，他昨天在楼梯间找东西时翻出来的，《骏马图》是其中一本，还有一本我闻所未闻，名为《王翚山水图册》，也是宣纸本珂罗版印刷，连山间烟岚的湿润气都印出来了。舅舅把这几本画集送给我，叫我一连兴奋多天，因此更加神往于舅舅家的楼梯间，那里一定还有更多宝贝。
我正犯愁无法一窥这宝库的究竟时，一天舅舅家的表姐忽然跑来说舅舅叫我去一趟。我拍马就到，舅舅说要我帮他到楼梯间找一样东西。他微笑着，神气有点特别，似乎有什么东西要使我惊奇。
当楼梯间那扇矮小、紧闭、沉寂的门被打开，里边黑黝黝一点光亮也没有，有如一个山洞，舅舅打开手电筒，钻进去两步就走不动了；从手电晃来晃去的灯光里，可以看到这楼梯间很低、很长、很深，中间堆满大大小小的箱子和杂物，很难走进去。许多扣着铜锁的老箱子怪模怪样，这全是百宝箱吗？在前边摸索着的舅舅忽说：“我记得没有错——找到了！”他叫我先退出窄仄的楼梯间，随后自己也钻了出来，衣袖全蹭了土，却笑嘻嘻地说：“就是这个。”他手里拿着一个挺长的纸包。
舅舅把这纸包打开，里边竟是四幅条屏画，没有装裱，画的是写意花卉。记得其中一幅是梅花，配有峻嶒的山石和墨竹，雄劲泼辣，带着作画时的气势与激情。舅父说这是“指画”。那时，我初学国画，不知何谓“指画”。舅父说就是用手指蘸墨蘸色画的，用的不是毛笔，用手指能画得这么好吗？使我更为惊讶的是舅舅说：“这是你大姨画的，她留下来的只有这四条屏，你存起来吧！”
大姨是谁，我的大姨吗？我怎么没见过，姥姥和母亲都没说过呀！她还画这样一手好画，她在哪里？
舅舅说这位大姨是我妈妈的姐姐，叫戈长立，家中排行老二，是一位非凡的奇女子，人早没了，当年竟是投身革命，被人出卖，像刘胡兰那样被枪决了——
我听得大为惊愕！我母亲家竟然还有这样的故事！
后来，听家里人说，她曾跟随外祖父举家移民天津。在天津有过一段上学、画画、参加一个小有名气的绿蕖画会的历史。但她为什么跑回济宁老家闹革命，投身妇救会，至于是否参加了地下党，就没人知道了。那时很多大户人家就像当时的政局错综复杂。老子是军阀，儿子是革命党，有的人往往在多派政治力量中都有身份。但大姨闹革命的事肯定是不会叫外祖父知道的。外祖父的身份是政府一边的。
那时，济宁的政局阴晴不定。革命军、共产党打进来，她就出头露面闹革命；国民党打回来，她就隐蔽下来。1946年济宁第一次解放，她当上邵家街妇救会会长，很快官兵重新占领济宁，她被人告密抓捕，押到南关太白楼下枪决。史料上记载，同时被枪决的还有二十多位革命者，他们都大义凛然，毫不畏惧，骂不绝口，其中一位名叫马春华的大声唱起京剧《锁五龙》的“他劝某降唐某不爱，情愿一死赴阳台，今生不能把仇报……”。行刑后被一起埋葬，他们的遗骨现在济宁烈士陵园中。
那年1946，她仅仅35岁。一个壮怀激烈的热血女子。我从她这几幅画中放达飞扬的笔墨中就能看到了。但我家中没有她的照片，可能怕受她的“血光之灾”牵连，全扔掉了。在母亲一家，大姨是一个敏感话题，是被禁言的。母亲家有两个人很少提及，一个是被毒死的外祖父，一个是被枪杀的大姨。人们远远避开他们，一是事情太过凶厉，一个是牵涉到变化莫测的政治。
在我的想象中，大姨一定是那个时代最时髦的打扮。梳着中分头的短发，偏襟短袖衫，皮长裤，动作敏捷，有股子男人气，像个女侠……直到二十世纪买了一套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影印的《北洋画报》，这画报上有20世纪三十年代天津许多大户名媛的照片。我从中翻到过两张母亲的照片，后来居然发现一张大姨戈长立的照片。原来一副憨厚和端庄的容貌。这张意外获得的珍贵照片还原了历史的面貌，使我对这位早逝的姨妈悲壮的人生产生另一番动人的想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上吸引我的事愈来愈多，舅舅的楼梯间渐渐淡出我的兴趣。但是没想到，它最终消失在一件令我失望和无奈的事情中。这天，舅舅叫我去帮他做一件事，也是到楼梯间找一些东西。我记不得多久没有钻进这神秘的小屋里来了。这次进来有点异样，小屋变得又深又空，好像隧道，原先成堆的箱子似乎少了一多半，零零散散，地上还有一些打开的老鼠药包，已经完全没有先前那种诱人的“藏宝”的气息了。舅舅猫下腰打开一个长长的箱子，里边竟然全是字画卷轴，我和舅舅把它们搬出来，放在住房中间的地板上，好大一堆。
舅舅没急着打开卷轴，一会儿有人敲门，进来一个胖胖的笑眯眯的中年男人。舅舅说他是艺林阁古玩店的经理，跟着叫我帮他把卷轴一件件打开。这些卷轴没有画，全是书法，有题诗、有对联、有匾额；经舅舅与这位胖经理一说，才知道字轴基本上全是康有为的书法。那时，尽管大家知道康有为的大名，由于他是个“有问题”的历史人物，很少会提到他。舅舅说，外祖父住在山东济宁和济南两地时，康有为都多次来访，这些书法都是康有为即兴题写的。其中有一个长卷是外祖父陪康有为在济南历下游龙洞时写的诗。据说龙洞是大禹治水时捉拿孽龙的地方，奇峰危立，峡谷幽邃，景色奇异，康有为激情勃发，铺纸在石头上，挥毫写诗，写得随性，改词换字，一任自然，长长一卷充满了放纵的气质。胖经理看罢说道：“这些字我就不挑挑拣拣了，剩下的更不好卖，我全拿走吧。”舅舅犹豫片刻，最后还是答应了，谈好价钱，叫了三轮车，帮着把这些字轴一股脑地全搬到车上，并让我跟着车去找到劝业场那边的艺林阁结账。到了艺林阁，进了店，胖经理把字轴收入柜后，给了我一小包钱，带回交给舅舅。
舅舅捏捏这纸包，钱似乎不多，他只说了一句：“这些东西愈放愈不值钱。”但事后，他却总纠结把这笔不当用的“家产”卖掉的事。我那时完全不懂这些钱是多是少。直到八十年代后，舅舅几次叫我留意拍卖市场是否能见到这些东西时，才知道舅舅做了一件多么糟糕的事，一件“自毁江山”的事；并由此知道舅舅一生大多时候都靠着变卖家产度日。外祖父当年有多大的家业，才叫他一生也没有坐吃山空？
不过，他无职无业，平平常常，倒使他避免了一些世间纠纷与社会灾祸。比方“文革”时代，像他这样的旧官僚出身，若有职业，首先在单位会被揪出来，一准成为革命的对象。正是由于他一生不曾入世，为人善良老实，没招惹过人，没争过强，也就没有人把他看在眼里，落得一生的自在与安然。在后来那荒唐的时代里，他把家中的“四旧”堆在院中，主动地一烧了之，使他成为大理道上少有的未被“革命小将”光顾的人家。当然，外祖父家族的历史也就更加空茫，无迹可寻，一片荡然了。
十、塘沽短
“塘沽短”是半个世纪以前由天津到塘沽的一班短程火车，由于两地直线相距只有40多公里，俗称“塘沽短”。这种慢车一分钟只能跑一公里，全程42分钟，42公里。我命中注定要坐三年的“塘沽短”，因为我初中毕业考高中填表时，父亲叫我在“是否住校”一栏中填写“住校”。他希望我能受到“集体生活”的磨炼。本市的中学有住校条件的只有塘沽一中，于是我被塘沽一中录取了。
当时我不知塘沽在哪儿，只知道挺远，要坐火车才能去。
我有点慌，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
而且“塘沽短”这种车很糟糕，不只是慢，关键它不是客车车厢，而是货车厢。这种货车厢很像现在的集装箱，上下左右全是大板子，没有窗户，更没有座位，上了车，外边把门哗啦一拉，里边乌黑一片，对面的人也看不见，而且很快就给吸烟人吐出的烟呛得喘不过气。冬天从车厢缝往里边灌冷风，夏天只有散不出的热气，人们叫它“闷罐车”。全程四十多分钟里总有人憋不住尿，车厢的四个角是人们默认的撒尿的地方。尿味骚得叫人更受不了。车一停，人们像逃难一样争着从车厢跳出来。跳不好崴了脚，是常见的事。
尽管如此，我每个星期必须要钻进闷罐车跑回家，周日在家赖上一天，周一天蒙蒙亮坐头班的“塘沽短”去学校。“塘沽短”是定时的，火车到了塘沽新河车站距离学校还有一段路；因为赶车、赶着上课、赶时间，来回全是跑。星期天不能待在塘沽吗？不能，星期天学校校园里空无一人，我人生地不熟，不知找谁玩，不知干什么，而且我骨子里恋家，如果赶上周末学校有事不能回家，滋味可真不好受。我刚到塘沽不久，听人说塘沽距离天津并不远，能够走着回去。我就傻乎乎约上同班一个家在天津市内的同学结伴走回去。我们怕走丢了，沿着铁路走。那时贪玩，一路抓蚂蚱捉鱼，从早晨走到天黑才到军粮城，离天津还有一半的路呢。只好在军粮城车站等火车，等到凌晨才等到一辆由东北过来的“过路车”，买票上车，到了家，父亲正在卫生间刷牙。父亲拿着牙刷吃惊地看我，他不明白我何以凌晨回家。
塘沽一中是老牌的中学，虽然远，但条件不错，有一些水平高、有经验的老教师；还有一座专供化学课使用的实验楼，这在一般中学是很少有的。学生多是渔家、晒盐厂和本地一些化工厂职工的子女，人都很朴实；由于从小喝含碱的水，牙都是黄的。那时塘沽地少人稀，校园里空地很多，踢球是个好地方。可是这一切对于我都十分陌生。当时我十五岁，初次离家在外，我的家人都担心我怎么生活。从小生活起居、吃饭穿衣都由家里人管，现在我一个人怎么应对？塘沽这边只有一个表姐，她有家，工作又忙，平时照看不上我。
然而，很快我就和同学们融合在一起来了。我的班级里，外地学生总共八个人，正好住一间宿舍；方方正正的小屋摆了四张上下铺的小床，每张床靠一面墙，四人上铺，四人下铺。我睡在靠窗的上铺，上铺清净，从窗户还能看到宽阔的校园，只是天天要无数次爬上爬下；但我从小调皮蹿房越脊惯了，反而喜欢蹬上去跳下来。我的室友我全喜欢。一个个子高高而健壮的男孩是从河北石家庄来的，姓韦，家里排行第二，人称“韦老二”，为人热情开朗，爱打篮球，我俩没事就到体育组借个球儿去篮球场玩一会儿。两个姓杨的是亲兄弟，都很矮，四川人，喜欢古诗，我发现用四川方言念古诗非常好听，他俩常和我一起背诗；还有一个唐山人，瘦瘦的，爱吹笛子，可是他从来不在屋里吹，怕吵大家。大家合得来，爱听我讲故事。我书看得杂，记性好，满肚子故事。有从姥姥嘴里听来的、有从小人书里看的、有后来读到的，缺点什么还能信口编圆；我讲故事时，大家听得入神，有坐着、有趴着、有闭眼躺着听我讲，这使我很得意，有时熄灯后，黑着灯大家还要我把故事讲完。还有一个同学姓赵，这个人很怪，他结巴得很厉害，十几个字要费劲说半天；但说外语决不磕巴，说得滚瓜溜滑。我们那时学俄语，他一张口就像是一个苏联人。他是俄语老师的宝贝，外号叫“阿廖沙”。在这同室的同学中，只有一个姓金的同学有点坏毛病。我们八个住校生在食堂同桌吃饭，他总是第一个到，给大家打饭打菜打汤。我们的饭菜放在一种不大不小的搪瓷盆里，一盆菜、一盆汤、一盆馒头或米饭。每次吃饭的时候，大家赶到食堂，三盆饭菜都已香喷喷摆在那里。大家都挺感激姓金的同学，他说自己是班长，这是他应该做的。大家说还是班干部觉悟高，为大家服务。可是不久传言他偷东西吃，打菜的时候只他一个人，有人看见他偷偷从大家的菜盆里把有限的肉夹出两三块，藏在自己的米饭下边。这叫我们对他有点反感，不过大家在一起都挺要好，谁也不会当面把这种事当众说穿。
上了高中，我的学习成绩仍然不行。数理化差，依然如故；但我对美术、文学和体育方面的热爱却显山露水。进入学校大门中间大道两边的黑板报，是我展示自己绘画与美术字能力的地方，每次我绘制黑板报时，都会围着一些同学看。学校油印材料包括考试卷子，都叫我去刻钢板，我的字清晰工整。教美术的沈培炎老师特别喜欢我。他是从印尼回来的华侨，住在校园内一间平房里，晚上常叫我去看他画水彩静物，陪他聊天，他叫我担任学生业余美术组的组长；高二时我身高已经一米九十，双手能扣篮，那时双手能扣篮的人在专业队也没有几个，打了几次全市的中学篮球联赛，有了点名气。高三时文理分科，我上文科，因为我要报考中央美术学院；在文科班上，我比一般同学书看的多，经常在校报上发表一些自己写的古体诗，语文老师叫我做了文科的科代表。
从这些方面看，我在塘沽的生活还算美美的，但一次出了意外。那天，我们校队与永利碱厂的厂队打友谊赛，球场在我们校园里，马上要开球了，韦老二没来，据说在开会，韦老二是主力前锋，我赶紧跑去叫他。跑进教学楼一头闯进教室，看到那位姓金的班长正和五六个同学开会，都是班干部，韦老二也在。我朝韦老二叫：“快开球了，都等你了，快！”韦老二没说话，金班长却说：“你没看见现在正开会吗？”我说：“不行，他必须去！今天的球不好打！”班长像被触犯了尊严，发起火，居然对我很横：“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我当时不冷静，张嘴就说：“你们当个小头就这么凶，将来要当了大头，别人还活吗？”我哪知道这话是犯忌了。
我跑回球场。韦老二始终没露面，我也没兴致，那场球打得很糟，输得挺多，十分丢面子。
转过三天，早晨上课，我一进教室就觉得有些异样。所有同学看我的眼睛全是陌生的，没一个同学与我目光交流，教室里静得出奇。我个子高，一直坐在最后一排，我正往教室后边走，忽听背后传来班主任的声音：“冯骥才，你坐到前边来。”我扭头看，班主任站在黑板前，沉着脸，一种过度的严肃叫我紧张起来，他指一指第一排座位的最左边，那里有一个座位空着。我走过去坐下，才发现坐在第一排的不全是同学，还有两三位老师，有男有女全都不认识，表情都很严肃。为什么叫我坐到第一排，难道今天什么事与我有什么关系？
班主任先讲话。他说班上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便是前几天我和班长冲突的事——原来正是针对我！班主任说我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态度恶劣，但还不是问题所在，关键是我的错误言论，对班干部的成见。这种成见不找找原因，不批评，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我从来没听到过这种话，而且是对我说的，叫我心里挺害怕。
班主任接着说，今天要开一个“批评帮助会”，由班上的同学发言，通过批评，帮助我认识错误。于是就一个个上去发言。他们人人都拿着发言稿，看来是做好准备的。有的批评我的错误言论，有的指出我平日一些不好的表现，有的还说到我轻视数理化。我从小一直在家庭的、自我的、快活的世界里；如果调皮捣蛋过分，会在家里挨打，或在学校被老师训斥甚至罚站，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这场面很可怕。这一年是1958年，看来我与那时的社会生活相当隔绝。
叫我惊讶的是韦老二，他上台后居然“揭发”了我平日的一些言行，比如偷拿食堂饭桌上的馒头去喂野猫，比如我写给自己的一些诗有“悲观情绪”，他竟然把我这样一些诗句背诵出来；再比如我说我家有个指甲刀特别好使，是美国的，他说我有“崇美思想”。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怎么现在会这样对我？
当同学们发言结束，班主任叫我上去谈谈“感想”与认识时，我都不知说的是什么了，我全乱了，崩溃了，我说得一塌糊涂，我的这些话好像不是我说的。
班主任却说这个“批评帮助会”开得好，不仅批评帮助了我，触及了我的“灵魂”，也提高了全班的思想觉悟，促进了团结；还特别表扬了韦老二，说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好朋友不能护短，得敢于揭短。班主任的一句话叫我记得十分深刻：“敢批评才是真帮助。”如果我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将来弄不好真会出现“右倾”。这“右倾”二字我第一次听说，很多年后我才弄明白是什么意思。
当晚我依旧惊魂未定，一夜未合眼。同学们都打鼾了，我一直愣愣地躺着。我当时才十几岁，未经世事，没有经过任何磨难，完全不知如何应对，更不知后边会怎样，只是害怕，孤立无援。窗外乌黑空洞的天空中只有孤零零一轮圆月，我第一次感到月亮不美，没有诗意，冰冷无情，银色月光极亮地照在我的床上、身上、枕头上，这时我有一个强烈又荒唐的想法——逃回家；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家。我甚至想乘着夜深人静，不出声音，马上离开。可是又想，回去后能把这件事告诉父亲母亲吗？我怕他们骂我，怕给他们惹祸。这便使我更加感受到自己的孤立无援。生活已不是那么可爱了！
我一辈子——至今，也没把这件事告诉父母。但从此在学校里我变了一个人。这个变化别人看不出来，我自己知道。经过此事，我好像多了一种本能，就是戒心。当然这还不是一种自觉，所以说是“本能”。我“本能”地不和同学们走得太近，不再想说就说，不把同室的室友们当做一家人。从此，我和班长的语言变成一种无言的客气的微笑，见面一笑，如是而已；我也不恨他，一切只怪自己。至于韦老二，与先前没什么太大不同，一同上课，一桌吃饭，一屋睡觉，甚至还照旧一起打球，只是坐在一起没什么可说的了。有时他像以前那样与我勾肩搭背，我会感觉不舒服，感觉他对我有所亏欠才这么做的。唯一没什么变化的是阿廖沙；他在那次“批评帮助会”上一言不发，事后待我如常，他什么也没做，却叫我渐渐悟出这个人。
到了毕业前的半年，大家都紧张地准备高考。由于文理分班，班长和韦老二都跑到理科那边去了。人全分开了，我又是这边文科的科代表，关于我那个“批评帮助会”，便没什么人记得了。我一心想报考中央美院，所有劲都往这上边使。我听说美院学国画也得考素描，我的素描不行，就找沈老师恶补，那半年沈老师住在校外，就叫我在他小平房的桌上摆一尊石膏像或几件静物，并把房门钥匙给了我，我天天在这小平房里画素描画到半夜，天天夜深时候才回到宿舍，悄悄爬上床睡觉。学校到了快毕业的时刻，人人要各奔前程，往日握着的拳头松开了，互相的感觉好像也变了。塘沽一中报考中央美院的只有我一个。我没有同伴，也没人关心我，最多问我一句“准备得怎么样了？”我说“还行。”仅此而已。我一个人孤军奋战。然而，从今天来看，这段生活经历对我日后的帮助很大。一个孩子要想成长一定要离开家，一定要陷入孤立。
1961年6月以后对于我是一段十分焦灼的日子。绝大多数毕业生都参加了高考。我由于考美院没有参加一般大学本科的高考，可是如果考不上美院，我就要由所在学校——塘沽一中统一分配工作，工作地点是塘沽本地的工厂企业，因为当年我来塘沽上学住校是带着户口来的，从户口所在地的意义上，我已是塘沽人了。我不能迁回天津，因为天津没单位要我。我的未来是与考取美院挂在一起的，如果考上美院，我的户口就会迁到北京。但我对是否能够考上美院完全没有把握，因为美院考什么、标准是什么，我一无所知，也无处去问，我的美院梦跌入了陌生的现实里。
十一、她出现了
我相信，一个人的命运是早被安排好的。只是——谁安排的，我们全然不知。
1961年春天四月份吧，我正准备参加中央美院的初考，那天我从塘沽回到天津，晚饭后，开门走出二楼楼门去拿点东西，忽然从楼下跑上一个人来，脚步极轻快，我扭头一看，幽黯的楼梯拐角处出现一张非常好看、柔和又快活的女孩子的脸，一双大眼睛闪闪发亮，从来没人叫我眼前有“忽然一亮”的感觉。没等我说，她就说：“这儿是姓冯吗？”她的声音清脆。
我有点蒙，只是“嗯、嗯……”便张口结舌。
忽然母亲从身后应声出来。母亲对这女孩子说：“啊，你来了。”然后给我们介绍说，“这就是冯骥才。她是顾同昭，我请来的。她会告诉你美院怎么考。”
她冲我笑着说：“这么高啊！”她笑得快乐、放松、明亮。
我们一同进了我的房间。
原来几天前母亲去滨江道小剧场看越剧，碰到了她的二姨。那时来天津求发展的浙江人多了，越剧是浙江人酷爱的地方戏，便渐渐在天津红起来；天津本地也成立了越剧团。我老家宁波嵊县是越剧的故乡，更是要看。她二姨虽然不是浙江人，却是个铁杆的越剧迷。那天她二姨带着她去小剧场看越剧，遇到了我母亲，交谈中母亲听说她是学画的，去年还考过中央美院，便说：“我儿子今年考美院，正不知怎么考、考些什么呢，能问问你吗？”她听了很爽快地说：“可以啊，您告诉我地址，哪天我去您家里说。”母亲很高兴，给她地址，没想到她今天就来了。可是如果那天我没从塘沽回来呢，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和她认识。所以我说人命运中的大事全是早安排好的。
她挺热情，主动告诉我考些什么，素描画什么，考试卷都是哪类问题，还说考试临到最后一定要画一张命题画，命题画考些什么？她说得挺细，尽其所知全说了；许多一直盘踞我脑袋里的问题，不等我问也全告诉我了。她似乎很喜欢笑，喜欢说好玩的事，而且说完自己先笑，她说和她一起去北京考试的有一个男孩姓岳，家住常德道，耀华中学知名的美术教师李文珍先生的学生。李先生很厉害，他几乎每年都有学生考上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这位姓岳的男孩报考设计专业，命题画是设计一个壁灯。她说这男孩设计得特别好玩。他设计的壁灯居然是一个王八。趴在墙壁上，头顶着灯泡，四个脚上各有一个孔，是往墙上固定的钉子孔；尾巴是个开关；她说这个尾巴向一边翘着，特别有神气，说完她哈哈笑起来；我也觉得这设计很棒，很逗，也笑起来。这一笑，刚才那种拘束立刻没了。我这时才注意到她——她短发素颜，没有任何装饰；简简单单一件合身的“学生蓝”罩褂，干净利落；只在胸前别着一枚五瓣花形的亮丽的小牌牌。我认出来，这是当时正在火热进行的第二十六届世乒赛的纪念章。然而，这种朴素的装束是不是更衬托了她清纯的本色和气质？
那时，我根本不会去认识一个女孩的气质、审美。在见到她之前，我对异性从来没有感觉。我在高中，虽是男女合班，我本能地与女生保持距离。我一直是一个情窦未开的小和尚。
可是今天我所有的感觉突然发生变化。我既想看她一眼，又怕她那美丽而透彻的目光直对着我；我想和她多一些话题，却不知说什么。她所认识的五大道上一些画画的老师和朋友，我都不认识；可是如果话茬接不上，无话可说，她就要告辞了。心里正没办法，母亲忽说：“你把你的画拿给她看看。”这句话救了我，我站起来一伸手便从两米高的大衣柜顶上拿下一卷画来；我这个动作，又惹得她笑。后来她说，她从来没见过一个人抬手就从柜顶把东西拿下来，她觉得有点奇怪，很好玩。她看我的画，不知是不是客气，称赞我的画好。她忽然指着一张画说：“这个画稿我也画过，你从哪来的这个画稿，你跟谁学画？”我说：“严先生，严六符。”她叫道：“我们是一个老师啊，我也跟严先生学画，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再一说，原来是我到塘沽上学后，她才去到严家学画，时间错开了，所以我们没碰见过。然而，同一个老师可就一下子把我们拉在一起了；说起学画，说起画，说起严老师，就有无数话题了。真要是这么无拘无束地聊下去，就会愈聊愈多，愈有兴趣，愈快活。不知道那天聊到几点钟，反正她走的时候已经挺晚了。母亲叫我送她下楼，临到她推车要走时，我有一种想和她再见面的想法，但不知怎么开口，她却说：“我家在睦南道五十八号，你再有什么问题就来问我。”听到她这句话我无比欢欣。我看着她骑上自行车一直消失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
待我回到房间，感觉房间是空的，若有所失。桌上只有一只透明的干净透彻的玻璃杯，杯里半杯清水，我拿起杯子，灯光里可以见到杯口上留下她喝水的唇印，一条十分清晰又奇特的曲线，这是人生最美的一条曲线。不知我哪冒出来的一种极其浪漫的想法，我举起杯，把嘴唇对准杯口这唇印，一口把剩下的半杯水喝进身体里。从我的喉咙到胃里产生了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难道我把她喝进身体里去了？
那一年，天津报考中央美院的学生比较多，中央美院招生办决定在天津设立考场进行初试，初试通过后去北京复试。考场设在河北区天纬路的天津美院。考试那天上午，考生们先在一间又老又暗的大屋子里笔答考卷，考题不难，我都能答得上来；然后全体考生移师到另一间屋考素描。屋子正中放一张桌子，铺着一块蓝色的粗布，上边放高矮两个陶罐，一个玻璃水瓶，两个半熟的苹果一个梨，我在沈老师那里画过类似内容的素描，也不难，感觉画得还不错，但画完素描交卷时，扭头看见一个脸挺黑的考生还在画，他画得十分逼真和深入，登时叫我心里没根了。下午接着考，就是顾同昭说的命题画，题目很简单，一个字：夏。可是没想到这个“夏”字激起我的画意，叫我想到几年前暑假期间在门头沟写生时看到一条雄壮的瀑布，雪白汹涌的泉水让人充满激情，当地人说只有夏天万物蓬勃时才有这种景象。我就画了一幅《夏令营》，绿葱葱的山谷中的飞瀑流泉，一群夏令营的孩子在泉中嬉闹，我画得很动情。我的座位临窗，窗外聚着五六个天津美院的学生看我画画；主考的老师也几次走过来看。我是学山水画的，有基本功，他们肯定看得出来。考试结束后，主考的老师叫住我，问我跟谁学画、自己的志向等等，然后突然问我：“知道李可染老师吗？”我说：“当然，我特别崇拜他。”主考笑了，说：“今年李可染先生要成立工作室了。”他停一下接着说，“下个月要复试，你做好准备吧！”这句话等于告诉我初试通过了，难道当场就通过了？不是大有希望吗？
我跑出天津美院，飞快骑着车，要立即把这大好的消息告诉两个人，一是母亲，一是她。
自从我与她相识，第二天就非常想见到她了。我在睦南道找到了她家的门，但不敢敲，怕被拒绝；回到塘沽后我忍不住写信给她，说我“对素描没有把握，守着一屋子石膏像望洋兴叹”。信寄出后，怕她不理我，心想这封信会不会把自己送上绝路？这时忽然收到她的回信。小小的自制的天蓝色的信封里边，放一张卡片，写着“你回津时就来串门吧！”她真欢迎我去吗？天啊，我终于走进了她的家。
没用太长时间，我见到她已不是难事。主要因为我们聊得来，很多兴趣都相同，都爱艺术，都有悟性，艺术感觉相通，有时真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每次去她家聊天，总会产生一些新的共鸣。我俩都喜欢这种共鸣。
她家里的人员简单，母亲（孙以藻1915—1985）一直操持家庭，父亲（顾以伟1912—2006）淮安人，家在北京，毕业于燕京大学，留学日本，回来后在仁立毛纺厂做一名高级职员。顾同昭是家中老大，下边是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还有一个母亲从老宅子带过来的男仆，50来岁，姓王，专管买菜做饭和收拾房间。他家的住房会是人见人爱的那种，不很大，却舒朗又紧凑。这房子是她外祖父孙震方的产业，与大理道那所巨宅一样也是西班牙风格，一个极大的红色的坡顶下，只四个房间，两间卧室、一间客厅、一间餐厅，餐厅连着后边的厨房、佣人房、储藏室、锅炉房和车房。房前一个大小适中、有花有树的花园。这是一个典型的五大道“小洋房”的配置。西班牙式的房子走廊都宽敞，屋子里有树影，走来走去很舒服。
她喜欢听我说话，无论说什么，或者讲故事；我喜欢她目光闪闪地听我讲故事时那种认真、专注、投入，这会使我讲得更加起劲；我还喜欢她笑，她笑得那么开心与单纯，她的笑能感染同屋的人，能赶出一切烦恼，致使我总去注意一些可笑的事然后告诉她。每次刚从她家出来，跟着就又想去找她了。一次，上午下午都去她家，到了晚上忍不住又去敲门，她一开门见是我，惊奇地说：“你怎么又来了！”跟着笑起来。她不反感我，有时她也去找我。
这样，就使我产生了一个担心，如果我真的考上美院，就要去北京上学，一个月最多回来一次，也就是说一个月才能见到她一次，这怎么行？我一急，给中央美院写了一封信，说我不想参加复试，我要退出。这封信没发出，叫我五妹发现了，告诉母亲，母亲骂我一顿，问我为什么忽然不想去美院。我说不出来。其实我家里人都明白，暗暗笑我。我把信当着母亲的面撕了，这一时的荒谬才过去。
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接到去美院复试的通知，后来听说复试已经结束，怎么会？那天那位主考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准备复试，为什么一直没有消息？即便初试落选也应告诉我。再说塘沽一中也没接到我落选的通知啊。更大而更实际的问题是，我在等待美院消息的过程中，没有参加普通的高考。如果美院不要我，我只剩下一条出路——由户口所在地——塘沽分配工作，我就会永远留在塘沽了。母亲也急了，托人从北京打听到一个比较可靠的消息：我因家庭出身原因没有被录取。这时，我已切实地感受到了一种来自社会的压力与冷峻，还有个人的无力与无奈。原来生活所有美好的事都有可能落空，而且不知什么时候落空。我们是没有力量改变生活的。其实这种感觉自从我离家去塘沽上学就隐隐约约有一些了。没想到，生活是不间断地给人出难题的。
她也为我着急；我们一同着急，也一同无奈。
十二、22号球衣
别以为人生真的会山穷水尽，有时忽然一只小船飘然而至，若有神助。
一天，我从她家出来，由河北路步行拐到大理道上，一路往西回家。我清楚记得当时的心情，前途未卜，无所适从，心中茫然。忽然迎面走过一个个子很高又健壮的青年人，我认出他是市篮球队的中锋大马。他是一名非常被球迷喜爱的球员，他的“三步上篮”有如天马行空。他从罚球弧跃起，穿过对方防守，把球放进篮筐后，两臂像大雁的翅膀一样展开来，舒展又优美，他这个标志性的上篮动作，每次都会叫球迷们兴高采烈。此刻他将与我擦身而过时，忽然停住，扭头问我：“你是不是姓冯，塘沽一中的？”我站住说：“是，我叫冯骥才。”他又问：“你今年高中毕业？考大学了吗？”我说：“刚毕业，没考大学，我……”。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认识我，他却拉着我的手臂说：“走，跟我到民园去一趟，张指导昨天还在打听你呢。”民园体育场就在旁边，他的步子很大，好像没走几步就拉我进了民园体育场。
在民园中间的田径场南边，并排有三个篮球场。一些穿着深红色背心的天津市队的球员正在紧张地练球。中间一个矮个子、戴眼镜、灵活的中年男子站在球场中间，朝着球员们指手画脚地叫喊。大马拉我过去说：“张指导，这就是您要找的塘沽一中那个姓冯的大个子。”我才知道这中年男子是大名鼎鼎的篮球教练张栋材。我父亲年轻时打篮球，很喜欢张栋材；张栋材是新中国成立前天津著名的紫外线球队的控球后卫，机警诡诈，常有出其不意的怪招；投篮又神准。
我站在他面前不知所措。练球的球员们停下球，都围拢过来。张指导手里拍着球，一边问我多高、家在哪儿、将来想干什么、想打球吗？正说着，突然一翻手腕，用手背把球直线传给我；他动作极快、隐蔽、猝不及防，我和他的距离只有三四米，躲闪不及，全凭本能的反映，我一挥手，把球打飞；再看了张教练，他眼镜片一闪一闪微笑地着看我，周围的球员们也都笑呵呵看着我。
转天，天津体委把我叫去，给我做了体能与篮球技能的测验，然后说要调我进天津市体训班篮球队，我如果同意就办手续。
这事突如其来，太意外。但对于处在当时走投无路的我，有如幸运之神由天而降。于是我抓住这个机遇，在塘沽天津之间来回一通跑，不多时间办好手续，入了队，谢天谢地户口也迁回来了，这可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在办理档案调动时，才知道我的档案并没在学校，而在美院。我很奇怪——我没有被美院录取，档案怎么会在美院？是不是当初美院真想要我，调去档案一看，里边有我当年“批评帮助会”的内容，才决定不要我的？何况我还有“家庭出身问题”呢，不管它了！我的未来与画无关了，我已经是一名专业的球员了。人的命运是不是有点奇怪。特别是在你一生关键的时刻，有时必然变成偶然，有时是偶然变成必然。生活不按你的想法出牌。你也不知道生活给你哪张牌。
有趣的是，事后大马对我说起一件事，就是张教练初见我时，冷不防把球传给我。他是想看看我下意识的反应。张教练说：“这么大的个子，如果球砸在他身上，就是傻大个，不能要；但这小子反应够快，把球打飞了。运动员最重要的是下意识的反映。”
我听了，佩服张教练有智慧，还有自己的办法，我喜欢这种人。
记得一次比赛，济南队一个后卫，不知叫什么，球衣是5号，技术超好，组织能力强，但是他“坏招”多。我个子高，他跟我争不下篮板，就用了一招——只要他和我一争篮板，就用食指和中指夹住我的裤腿口，我往上一跳时感觉裤子要下来，稍一迟疑，篮板球就叫他从上边拿走了。他这招动作很隐蔽，裁判看不见，我干吃哑巴亏。但是这样几次，就有球迷给我起哄，以为我争不过他。我这么大个子怎么争不过一个小个子？有人耻笑我，嘘我。张教练叫暂停，把我换下来。我对张教练抱怨说：“他总动小手，拽我裤子。”教练说：“别说为什么，自己想办法去！”完事不再理我。
我坐在板凳上，想了两个办法，却觉得都不好用也不解气。忽然，我灵机一动，用了张教练的思维，想出一个办法挺妙。我找一个球员借了一条弹力的小裤衩穿在里边，外边套上运动短裤，故意把腰绳松开，然后对张教练说：“我有法子治他了。”张教练听了马上把我换上场。
我在与对方这个5号争篮板球时，努力贴近他，好叫他下手，当我感到裤腿口被他的手指夹紧时，使劲往上一跳，荒唐的一幕出现了，我的短裤被一直拉到膝盖以下，只剩下一条黑色弹力的小裤衩，光着两条大腿。我向裁判说明裤子是他拽的。在全场大笑中他被罚下，那场球我们胜了，散场时张教练拍拍我的肩膀，他很欣赏我这个“回击”，然后指指我的脑袋说：“用它打球！”
我在球队里完全是另一种生活。那时，体育界正推广日本排球教练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法”（大运动量训练法），提出“训练要比比赛还累”的口号，每天凌晨五点半天方破晓，我们已经在街上跑步了。那时间街道很静，跑步的脚步声十分清晰。篮球队属天津体训班，住在市体委身后一幢三层的红砖小楼，毗邻成都道上的体育馆，也属五大道街区，离我家不到十分钟的路，但是训练太紧张，没时间回家。
我们每天早上先要围绕体育馆和体委跑十圈，然后进体育馆做操。大运动量训练法就是高密集、高强度、极限式的训练。比如做俯卧撑，每人做五十个，不做完不准起来。我做了十七八个就趴在地上撑不起来了。还有几个人也没做完，像蚂蚱一样趴在地上，傻笑。队长白金贵最先做完，先站起身。张教练问他做了多少俯卧撑，白金贵说当然是五十个啊，张教练怒斥他：“瞎话！你偷懒，你做了四十一个，我给你数着呢！你先补上这九个。再罚你二十个，不做完别起来！再偷懒加倍罚！”然后对我说，“你刚来，十七个可以了，起来吧。”
十分钟后，等到白金贵做完起来时，已经累得龇牙咧嘴了。
这还不算完。各种操练结束后，张教练叫我们把体育馆观众席所有台阶式的走道上上下下全跑一遍。这些走道加起来几千米，上下更吃力。张教练自己不跑，他站在球场中心看着我们跑，我们每个人跑得如何都在他眼里。他不断呼叫我们的名字，给我们压力，直到所有人的体能都弹尽粮绝了，散坐在体育馆各处走道上喘气，训练才告结束，然后到食堂吃早饭；大家一见到馒头油饼，全都是狼吞虎咽，午睡时个个鼾声如雷。我睡不着，可能由于刚刚入队太兴奋。几天过后开始浑身疼，像挨了棍子，但疼也得撑着，我怕张教练用什么法子折腾我。一个月过后身子自己就不再疼了，午睡也倒下就着。这才进入运动员的生活规律。
八十年代，我曾把这时的运动员生活写进一部中篇小说《爱之上》，后来拍成一部电视剧，国家女篮队长宋晓波主演。我写这部小说是为了致敬那一段经历过的运动员生活。它在我的人生中是一种短暂而又极其特殊的经历，绝不仅仅是人生中途换过一辆车而已。在球队时，我还有过成为一名杰出球员的梦想呢。那时，周日回家，故意穿着印有“天津”两个字的球衣，走在街上十分惹眼，也很神气。回到家，父母和姐姐妹妹都感到新鲜；我还穿着球衣去她家，她家里的人明显对我多一份欢迎。但是她不愿意我穿这身打扮与她一同上街，她是不喜欢出风头、不愿意被人注意和羡慕的人。她爱听球队里各种有趣的事。她没有因为我从一个有理想的艺术青年转而成为一个专业运动员，对我有任何改变；她一直跟着我，就像我的妹妹。
在球队的一年后，我进步很快。张教练经常在训练后把我留下来，给我“开小灶”，对我进行针对性训练。他认为我手臂长，重点训练我的勾手投篮，勾手投篮是中锋躲开对方防守而得分的重要武器，当时国家队中锋米宝荣的勾手投篮就很厉害。他对我训练挺奏效，一年前我只是“坐板凳”的替补，现在不时被换上场打一会儿，他鼓舞了我的信心。
然而，我像很多运动员一样，被伤病挡住了“运动之路”。先是和同队伙伴们在宿舍打逗，摔倒时胸骨给床架硌伤，胸部一伸张就疼；后来是比赛时扭伤左腿外侧的半月板。半月板撕裂是很大的麻烦。不做手术会出现绞锁，如果动手术膝盖就不好使了。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是张教练与女篮一个运动员的绯闻。张教练喜欢女孩子本来已不是新闻，但绯闻一出来就什么版本都有，跟着张教练被隔离写检查了，球队由另一位姓孙的教练代理。球队没有张教练，风景全变了。好像一张画没了颜色。
我受伤的半月板绞锁得厉害，骑车都很别扭。有时撕开的半月板卡在膝盖里，腿无法伸直，活动半天“咔”地响一下才能松开，这就无法打球和训练了。天天大家去训练，我在宿舍里看诗看小说。孙教练觉得这样对大家有影响，就叫我回家养着。我找了几个医生都没什么好办法。据说绞锁可以慢慢消除，但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时间长了，四头肌会出现萎缩，我受伤几个月了，四头肌明显变软。这样，我的篮球梦也随之慢慢消散。我的前景变得晦暗不明。就像两年前考取美院不中所经历的那样。
一天，同昭带给我一个消息说，严先生所在的天津国画研究会要组建一个书画社，以解决画家们的经济来源。书画社有一些出口的仿古画和工艺美术的业务，参加进去可以有一些收入。同昭说她要加入，问我有什么想法。这可是个好差事，可以解决我的重大难题。我一直担心，如果因伤退出球队，就要在家待业，完全靠家里来养了。那时家里的景象已经每况愈下。二姐、四妹、五妹都没上大学，考取的全是“中等技专”；二姐是师范，四妹是护士，五妹是土木工程。显然家里供不起大学生了，需要尽早叫孩子工作赚钱吃饭。如果我能靠画画养活自己就太好了。我便与同昭骑车去找严老师。没想到严老师兴致勃勃地答应了。他正组建书画社，需要人手，我们都是他的弟子，使得上劲。我的几个师兄弟也都加入了。这个书画社有组织，没地点，画画在个人的家里，取画送画就到严先生家。这工作真够自由自在的。
我的人生又一次峰回路转了吗？但是，这一次我并没因为要离开球队而失落。画画本来是我的最爱，没考上美院才是失落。现在应该是重返绘画了。更大的好事是我要和她一起画画一起工作了。这不是生命的恩赐吗？她也很高兴，我相信此时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离开球队时，张教练已回到球队继续当教练。我去他房间向他告别时，说了我的去向和打算，他听后沉吟片刻说：“我不懂画，你能画成什么样我不好说，但你没把球打出来可有点可惜。”我感受到他对我的惋惜，难道我身上还有没挖掘出来的运动潜质吗？这些都容不得我再去想了。
十三、鬻画
我在1962至1963年加入了书画社，原以为开始了一种既能画画又有收入的挺滋润的生活，实际上不是。本质地说，我从这一步才是真正地走进了社会，从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走进了很实际的生活，就像从平静的陆地纵入大海。
任何行业都有高端和底层，我到了底层。我不是画家，甚至算不上是一个画画的，没有人会要我的画。我只是做一些与画相关的加工性的赚钱糊口的活计。比如纸扇、竹帘画、书签、灯片、茶叶盒、廉价的绢镜心、鼻烟壶、玻璃画……几乎人家要什么画什么，甚至有什么活干什么。要一枝花就画一枝花，要几竿竹就画几竿竹。当时的中国不是商业社会，即使在荣宝斋艺林阁，张大千和齐白石的条幅也仅仅是百元一幅，而这种上百元一幅的画往往在店里放上几年也没人买。我们画的小书签最多只能几分钱了，主要还是“出口”卖到香港。那时香港还在英国人手里。
再有，我们这种画的活计不多，需要四处去找，有了业务，由严老师分；严老师自己不画，他给我们师兄弟的画面上题字，他的楷书写得好，题字很像样，他提取题字费。可是书画社刚成立，活不多，逢到缺风少雨的时候就有什么干什么了。我们是计件干活的，不干活没钱，人总要赚钱吃饭，不能饿着，比方画草帽，这可是很苦的活儿。草帽是出口非洲的，价钱低廉，加工费就更低，每天每人至少画一百个。而且草帽是用草辫编的，凹凸不平，在上边很难画，况且用的是油画笔和黏稠的油漆，这些工具材料过去从未用过。为了生活必须干。这样，我们天天骑车到老城北的一个草帽厂，从早干到晚。车间很大，草帽堆成山，草帽怕火，冬天不能用炉子，只能身上裹一条破毯子；手太冷，戴手套不能画，便剪去半截手套，手掌还行，手指冻僵，常常捏不住笔。夏天里更难受，车间里热如蒸笼，浓烈的油漆的气息灌满肺里。我天生大大咧咧干活粗粗拉拉，总是弄得两条腿全是彩漆，每天下班都要用棉纱和煤油洗腿，引得同昭大笑，说我是“迷彩腿”。
书画社干的活虽是“画”，但与绘画艺术无关。比如画书签，要先画样子，若被买家选中，一个样子画一百张，有时二百张。可是每一张都必须与样子相同，像印刷的那样。我可受不了这种千篇一律的束缚，画着画着不经意就变了。原来停在岸边的小船，忽然跑到江心；原先在绝壁上是一些松树，叫我兴之所至，变成一块烟云。这样一来，整体看上去就有点乱七八糟，买主不高兴，常常退回来叫我重画。
我最感兴趣的是跑到睦南道，与她一同画书签。在光线通明的客厅里，我们守着一张小方桌面对面坐着。我画山她画水，她画花我配竹。她喜欢画花鸟书签，花鸟书签也更讨人喜欢，但我们没学过专业的花鸟，严先生就叫我们到美术学院的溥佐先生和张其翼先生那里去学花鸟。二位先生平日在美院上课，周日在家教画授徒。
溥先生是宣统的堂弟，旗人；他的兄弟溥松窗、溥雪斋、溥心畬都是当代国画大家。我喜欢溥松窗的画，他下巴满是胡茬，在溥先生家一边喝酒，一边作画，一边说笑，样子很迷人。溥先生胖胖的，下巴也是密密的胡茬，圆圆的脸上总挂着微笑，说话声音浑厚，是一位待人和善的可亲的长者。他的骏马、竹兰、花鸟都画如其人，厚重而有浓郁的韵致。张其翼宗法北宋工笔花鸟，讲究线条，流畅柔韧，功力极深；同昭说张先生勾线时腕子下边像装了一个万向轮，纵横捭阖，宛转自如，看他勾线是一种享受，他勾线时显示一种无比的自信，此后我再没见过第二个人有这样深的功夫。他擅长禽鸟和猿猴，影响遍及当时的画坛。这二位老师都是北京人，被请到天津做教授，住在天津美院后面地纬路的教师宿舍里，孙其峰先生也住在那里。我们师兄师妹来上课时先到溥先生家，然后“转战”到张先生家。
那时，先生们虽是名家，并不富裕。溥先生也画书签，但与我们书画社无关，他直接给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画，书签较大，周边有一圈压凸的图案，显得讲究。每一片两角钱；溥先生把书签当做小品画，无论竹枝兰草，折枝花卉，虽然寥寥数笔，却十分漂亮，叫人爱不释手。先生画好后，亲自去一趟北京荣宝斋“交活”，然后带两样东西回来。一是一大包袱宣武门的热气腾腾的肉包子，溥先生的孩子多，每次都坐在屋里，等他挎着这一包袱肉包子回来；二是溥先生喜爱玩老墨，荣宝斋专营书画和文房用具，倘有好墨，溥先生必要买回来两块。若是碰巧我们去，便拿出来炫耀一番。这引起了我对收藏古墨的兴趣。
溥、张二位先生与严先生不同，他们都是画坛中坚，教课之外不断拿出新作参加各种画展，并且要到各地交流、写生。写生是和创作连在一起的。有时，溥先生带着我们去公园上花卉的写生课。还有一次拉上我和另外两个师兄弟去泰山写生。
记得那次爬十八盘，爬到一半，看到道边一间古屋，外悬一匾，曰“对松亭”，不知为什么写着“亭”却是一间屋子。进了亭内，雪白照眼，原来刚刚粉刷过。溥先生忽然画兴大发，大声呼叫我们“笔墨伺候”！声音里充满兴奋。跟着挥毫便画，很快在粉壁上画了一幅水墨山水，长松大壑，极有气势，显然受到了一路而来岱宗山水豪迈雄奇的感染。他叫我们师兄弟也画，我们各画各的，很快把四壁全画满了。我还即兴在粉壁上题写了一首诗：
已克十万八千阶，
天门犹在半天中，
好汉不做回步计，
直上苍穹索清风。
我向溥先生解释，这诗中的“清风”二字，来自李白的《游泰山六首》中“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
溥先生笑道：“诗不错，字还得练。”
大家尽了兴，继续登山。
那次登泰山受益很大。泰山多石，层层叠叠，雄阔刚健，与我们平日学习的马远、夏圭的画法很接近。我回来马上把一些写生稿画成画。在山上我还受到一个特别的影响——便是挑山工。过去我从未见过挑山工。他们肩挑百斤，默然不语，日登千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坚忍的精神触动了我。那时我没有写作，但他们的影子一直在我心里，我把他们写出来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我可以说，挑山工对我的影响是一辈子的事。我已不知我画过多少次挑山工。我每遇难事，身上就会生出一种自我的挑山工的感觉。
由泰山返回天津不久，听说泰山管委会派人找美术学院来了，为的是我们在十八盘对松亭里乱画，把人家刚粉刷好的墙壁全涂了鸦。为此，美院对溥先生做了批评。我很奇怪，美院怎么知道在对松亭墙上作画的是溥先生呢？一位师兄弟说，溥先生谁不知道，再说溥先生在画上的题款把自己的大名都写上去了。大家都笑了，笑他那天的所做所为，笑他挥笔作画时的神态，笑他的忘乎所以。我却认为这才是艺术家。
从1962年至1974年我一直在书画社工作，没上过一天班，天天画那种加工性质的画。这种活价钱很低，也不要求画得多好，三笔两笔有模有样就行，为了多画多收入，谁也没把它真正当做画来画，而且加工的活很杂，有的活过去没干过，比方内画鼻烟壶、玻璃画等等，全要边学边画，还要画得像样。这里边已经没有艺术，一直干下去就是画匠了。我的心里很清楚，我必须把自己想画的画，与这些为赚钱吃饭干的活清清楚楚地分开——
一方面就是努力做好书画社的事，不管干什么活，都要干好。有时需要到外地交货，我都会争着去。一度我还为书画社跑了多年的业务，我做得很卖力气，因为它虽然不是我所热爱的艺术的一部分，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给父母的钱、自己生活使用的钱、买笔墨和买书的钱，都要从自己的双手里赚出来。何况我和同昭都要吃这碗饭。
另一方面便是我热爱的艺术了，这是什么也不能相比的，是我要致力于求索和心驰神往的事情。我不会为了口袋多一些钱而把它放在一边；反而为了它，我放弃了许许多多有钱可赚的活计。父亲不理解我。以他的经商思维，不明白我为什么有钱不赚？这是他不大喜欢我的最深的根由。他不大喜欢我是因为不理解我。
这样，从一开始，我就把两件事完全分开，清浊分流；一是为谋生而画，一是我热爱的艺术。
我的青年时代是野蛮生长的时代。其实大多数年轻人都是这样，生活太广阔，理想又太遥远，人生没有通往理想的路，不知往哪里走可以接近它，更不知能否实现它。而且生活没有导师，别人成功的路你不一定走得通。每人条件不同，一切全凭个人摸索和求索；艺术又无限宽广。我不知道的远大于我所知道的。它们在我四周闪闪发光，我被它们所吸引。我要接近它们，探寻它们，便难免东走一步，西走一步，不知哪一步走近了它们，哪一步离它们更远。反正我不可能原地不动。然而后来我才知道，艺术不怕你走多少弯路，只要是我们真热爱它们，最终哪一样都不会失去，最终都会汇集到我们身上，化为我们深厚的积淀和谁也拿不走的财富。这些人生的道理都是以后要再探讨的了。
十四、《清明上河图》
在书画社我感兴趣的工作只有一项，便是仿古画。这业务是外贸公司“订货”，出口到国外。其实仿古画要求不高，像古画就行了，但我们把它很当一回事，用它摹习古画，钻研传统和加深功力；一句话把它当做古画复制来做，笔墨品质上精益求精。这样做，外贸公司很高兴，反正他们不会多付钱；我们也高兴，因为我们从中的收获要远远超出从中赚得的收入。
比起山水画，同昭更喜欢人物和花鸟。有时她画人物仕女，我给她补景。她尤其喜欢黄荃、赵佶、宋人小品的花鸟；尤其明代吕纪的“花鸟中堂”。我们曾在惠孝同先生家看到过吕纪的真迹《四喜图》，极其振奋。惠先生这幅画就是一幅花鸟中堂，尺幅很大。在一片临水的草坡上，竖立着一块玲珑的巨石，石上站着一对羽毛丰满的雉鸡，后边袝托一株枝繁叶茂的花树，一双双飞禽上下起舞，异卉奇花到处开放。溥佐和张其翼先生都是画这种画的高手，笔墨老到纯熟，我们从二位先生手里之所学，就是这些技法。如果能临摹这样的古画是多美的事！
我仿古，主要还是山水。平日里，临摹古画是我学习传统最主要的方式。我父亲手里虽然没有家传的书画文玩，但他在大理道安家后，很注重客厅的陈设。他找人去买张大千的画。那时张大千住在颐和园，我父亲托人从那里重金购得两幅山水中堂，一幅浅绛，一幅水墨，都酣畅大气。后来这两幅画一直在我手里，直到六十年代被焚毁。父亲买过不少画，其中对我最有用的还是一整套《故宫周刊》，二十多本，黑漆纸硬壳，烫金字，很讲究。父亲把它端端正正放在客厅玻璃茶几下层。其实来客多是商人，没人有兴趣去翻，附庸风雅而已。然而对我可是一个“巨宝盆”了，故宫所藏的两宋大家的名作大多在里边。多年间，诸如范宽、巨然、李成、马远、夏圭、郭熙、许道宁、刘松年等等的画我都一临再临。像郭熙的《溪山行旅图》都快背下了。为此，画仿古画便轻车熟路。有的仿制全图，有的摹写局部。
在摹写山水画的同时，渐渐喜欢上宋人的风俗画，禁不住拿来仿，比方苏汉臣的《货郎图》。仿画时，联想到宋人吟咏风俗的诗词，更觉得韵致迷人，以致找来一本孟元老写汴京习俗的《东京梦华录》来读。生活和风俗的关系，就像水和酒的关系。有风俗的生活才有味道，才迷人，才叫人看到生活的向往。然而，这会不会为我半个世纪后致力于民间文化抢救的情怀埋下一颗种子，就不知道了。
这期间，我在书店里偶然见到一幅古代绘画的印刷品《清明上河图》，从来没有一幅画叫我如此震惊！它和任何画都不一样，它把一千年前一个城市节日（清明）时繁华忙碌中的景象巨细无遗地画出来，每个人物都是动的，每个事物每件器物都活灵活现，连画中各种声音仿佛都能听到。我当时心中燃起了一个极强烈的想法：把它也临摹下来！
我想干就干，说干就干。然而《清明上河图》的画法前无古人，我先前学到的技法很难用上，临摹遇到麻烦。再有就是画上的建筑、街道、舟车、河流、林木、桥梁、牲畜、百业和众生全都密密麻麻交织一起，相互掩映，彼此错落，临摹时所有形象的尺度与位置必须绝对精确，不能稍差半分，否则画面便陷入混乱。
办法只有自己去想。我先自制了一个拷贝箱，上面铺上玻璃，里边放上电灯。我选了画中的“虹桥”——也是整幅画最复杂的部分，先用白描勾勒下来，再把绢用红茶染旧，涂上胶矾，晾开熨平，然后蒙在白描稿上，对临《清明上河图》的印刷品。有了白描稿在绢的下边，位置就不会错了。可是上手一画，方知更难——
首先，张择端在处理如此广阔又复杂的社会景象与生活场面时，采用了一种既写实又写意的笔法。尤其是人物，很像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简洁精准却生动传神；他寥寥几笔把每个人物特定的行为和神态都刻画了出来。若要临摹下来，实在太难了。
从技术上讲，还有一个难处是张择端的用笔，概括、纯熟、老到，他用的似乎是一种短毫的秃笔，轻灵中有些苍劲，流畅中有些拙朴，这种用笔的味道是怎么表达出来的？我买了一支红毛笔，用火柴把笔锋的虚尖烧掉，可是画出来的线条又方又齐，很难画出张择端那种笔意。后来我明白了，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时，人已中年，我当时那个年纪是很难画出来的。
再有便是，《清明上河图》的印刷品是黑白的，没有颜色，这是个大难题。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一切都靠“人工”；只好坐火车去北京故宫博物院去看原作，带着本子和铅笔去把画中每一个颜色的细节都记下来。有时在展柜前一连几小时待半天，叫工作人员看着不放心，过来向我问东问西。如果一次两次记不全，碰到疏漏或记忆模糊时，就得再去北京跑到故宫去看原画。《清明上河图》不是常设展品，有时去了，柜子里换了别的画，白跑一趟，怏怏而归。
1962年天津国画研究会和书画社为了鼓励年轻人，在人民公园藏经阁为我们师兄弟举办了一个画展，把刘子久、刘奎龄、刘子青等一些大家请来。我把自己临摹的《清明上河图·虹桥》展了出来，同时也展出了我的一些水墨写生。同昭展出她的四幅花鸟通景。刘子久对我说：“传统一定要学到手，但创作时就别总想着传统。”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对我却十分重要。
《清明上河图》我临摹了多遍，只临摹过一幅完整的，我笑言这个摹本“一笔不缺”。但这幅画叫一位美籍华人作家糊弄走了，我曾把这故事写进了一篇文章，这里便不再说了。这幅伟大而神奇的画对我的影响一直在我身上，这是谁也拿不走的。
《清明上河图》给我的东西太多，最重要的是画家这种宏大的精神和无不精到的付出。要做成一件真正的事情，这两样缺一不可。再有便是对生活细节极其细微的关注，这种关注胜过一位作家。画中练习弓箭的武士、神采飞扬的说书人、闲散的老人、与激流搏斗的船夫、争利的小贩、窥探富人的穷妇、发情的骡子……都唤起我对市井烟火与风俗生活的好奇与热爱，这又与我后来从事的小说写作与民间文化保护根脉相连。我从中找到自己晚年写《俗世奇人》遥远的“根由”。
十五、吴玉如先生
我那时看画，常常因看不懂古画上题写的诗文而苦恼，父亲叫我去找张重威（1901—1975）先生。张先生曾在中南银行做事，同一时间我父亲在大中银行做事，彼此熟识。父亲说张先生是大收藏家，藏书藏画很有名气，古文也很好，可去问问他，父亲打电话与张重威先生联系好，我马上便去了。
张先生家住睦南道，与我家邻街，与同昭住在同一条街上。在五大道中，睦南道有点特殊，这条街上虽住着不少豪门政要，却还有两种很重要的人物，一是从北京协和医学院走出来的名医，比如金显宅、林崧、方先之、林必锦等，他们是中国最早一批西医的顶尖专家。一是大收藏家如徐世章、罗振玉、张重威、周叔弢等。张重威先生的住所是一座美式田园风格的两层楼房，前后大院，杂树环合，幽静宜人。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房前有一棵很大的垂柳，呈现出一大片肃雅又柔和的绿。房前栽柳，被中国人视为吉祥，不知张先生房前的垂柳，是不是也有这层意思。
这座楼的一层一连两间大屋，分别是客厅和餐厅，中间隔一扇拉门。张先生把拉门拉开，将这两间屋打通改做书房，兼待客，满屋摆满书柜；由于房间宽阔，中间还加了两排，书柜全装上考究的玻璃门，透过亮闪闪的玻璃透出里边整整齐齐摆放着的线装书，十分诱人。柜门挡不住柜内浓郁的书香，房中有一种深郁的香气。
那时，津门是海内外经济、社会和文化交融与交流之地。五大道居住着一些像张重威这种人，他们一方面是实业家，手中阔绰，一方面有学养，偏好收藏；这就为五大道平添了一种韵致与厚重，并使得睦南道的气质高出一等。
藏家各有强项。张先生所藏古籍的强项是方志。他见到了我，也不问我懂不懂，就从柜里拿出他新近收藏的一部方志《畿辅通志》，高兴地将这部书的版本盛赞一番；《畿辅通志》初版于康熙年间，他这部正是康熙版，字体精湛，舒展大气，品相极高，叫人不敢去摸。随后他就到书桌前坐下，取一纸便笺边写边说：“我把你介绍给吴玉如先生吧，他从大学退下来后在家授徒，他的学识比我好。”他还说一句有趣的话，“书都在他肚子里。”
我便去找吴先生。一位个子略高、皮肤很细、儒雅的老者。见面谈话不多，吴先生便复函给张重威先生收我为徒。在张重威先生的《默园日记》中有一则文字，记录着这件事：
1962年，9月9日。冯生骥才来，持吴玉如复书。午后酣睡，四时起，访叔弢谈书，小坐归。
这里所说“叔弢”，即周叔弢，近代著名实业家、文物古籍的收藏大家，他的藏品，宋版宋画，都是极品。后来他把他收藏的历代刻本、古代玺印、敦煌文书、宋元书画，都捐给了国家。他与张重威先生爱好相同，又家住对门一座两层平顶的高雅的小楼，常常互访，一起谈书论画。
吴先生名家琭，字玉如，1898年生于南京。中学在南开中学与周恩来总理同班同学。家住在马场道老武官胡同，紧挨着睦南道，也是五大道地区。他的居所是一座破旧的三层小楼，院内堆满废弃杂物。先生住在一层楼里外两间狭仄的小屋，书籍成堆，高处及顶，遮蔽了墙壁；一张小桌既是生活家什，喝茶吃饭，也是书案。先生是书法大家，偶尔写字，要先挪去桌上的茶壶水杯及其他东西。先生写字好用一种叫做棉连的单宣；用墨时加水，先生好用淡墨，他说墨里加水才是活的，并嘱我画画时一定要“惜用浓墨”。他这“惜用浓墨”就是“惜墨如金”的要领了。
先生很少笑，但并不严肃，如果你学有进步，他的眼睛便露出很淡又很温和的笑意。先生授业的方式不同他人。他与我的谈话中，知我此前古文没有功底，便从《古文观止》和唐诗入手，开篇就讲前后《赤壁赋》和《秋兴八首》。先生讲课不用书本，书在他肚子里，他背诵一段讲一段，一边用毛笔写在纸上。他手边总有一些老笺纸，他喜欢在巴掌大小、各式各样的笺纸上写字。他讲到一些文字，还会再用《说文解字》分析每个字造字的本意。有时，讲一大段，突然停住，叫我背诵出来。他用这办法迫使我听课时聚精会神，迫使我强记。古文的功底，最基础的便是背诵了。然而先生在谈及古书时，绝不翻书，书全在肚子里，而且是一句一字不差，究竟经过怎样的历练，才有这样绝顶的学问的功底？
历史上的名人，活着的时候都并不“伟大”。先生生活得拮据，偶尔会给出版社古籍的出版，做些校勘的事，收入有限，往往他会面露尴尬。我收藏着一张毕沙罗的信札，提到梵·高求他找些为杂志或书画插图的差事。吴先生的一个学生是睦南道上富家子弟，长得白白胖胖，姓田，我们叫他田胖子。父母怕他不学无术，长大难成气候，便拜先生为师。先生待他特殊，别人上课到先生家来，田胖子上课，先生上门授课；每次授课那家人都会给先生备好一顿上好的午餐。一次我上午去先生家求教，临走时先生写了一个便条，叫我路过睦南道时给这家人送去。先生在这便笺上用他特有的飘逸秀劲的书体写一行小字：“午餐不过，晚餐当过访尊寓也。”这并非先生“为五斗米折腰”，而是那时一位文史大家真实的生活境况。
先生不入世。街道居委会上门指责他只啃古书，叫他天天看报学习。此后先生屋里明显多了一两张白花花的报纸，不知先生能看进去什么，却见报上常有一些毛笔的圈点，细看才知，这些圈点之处都是他挑出的错别字。这真叫人有点啼笑皆非。
几年后，“文革”洪流席卷五大道，张重威、周叔弢、徐世章先生的家全被荡涤一空。扫四旧高潮时，听说吴先生家院子浓烟滚滚，难道把他的书全烧了？我去看过先生几次，见他四壁皆空。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便说：“别人的书烧了，无书可读，先生的书在自己的肚子里，谁也拿不走。”先生听了，怔了一下，眼睛露出淡淡笑意，随即笑意就变为一种苦意。
一次骑车在马场道上，见他站在武官胡同的胡同口，他以前很少出门，现在则是空有一腹学问，没有用处，待腻了，便出来闲逛。远远看先生，秋风吹着他的裤筒与稀疏的乱发，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寂寥可知。
我家曾挂过一幅中堂，是我摹写郭熙的《溪山行旅图》，那幅画是我得意的大幅摹古之作。曾拿给先生看了，先生心喜，曾在画面上题跋百余字，以资鼓励。可惜在“文革”中被扯毁了。先生在授课时随手在毛边纸上写出的一些俊逸遒劲的小楷，也被烧掉。然而我受益于先生的，无论是学识还是孤高自守的精神气质，却一直在心里。
吴先生有两个儿子，一位是吴小如先生，原名吴同宝，在北京大学任教，是一位国学大家，我从未见过；还有一位是吴同宾先生，也住在马场道的老武官胡同，与我熟识并要好，同宾对京剧研究颇为精深，写过多本相关京剧的著作，甚至编写过一本《京剧知识词典》。六十年代受了不少罪，我在《一百个人的十年》中为他写过“口述史”。
十六、碧云寺石桥
那时我一边“鬻画为生”，一边兴致勃勃地干自己想干的事。
我的事没有计划，只要是自己喜欢的、热爱的就把它拉进来，然而直至六十年代我的世界还是以绘画为中心。
临摹古画之外，我热衷于背着一个挺大的棕色布面的画夹子去外地写生。只有在写生中才有新的感受、新的诱惑、新的画意，使我去画。这条路是受惠先生、溥先生的引导。那时我二十岁刚出头，体力旺盛，翻山越岭，涉水过峡，全不在乎。这些青山绿谷烟云飞瀑给了我太多新鲜的感受和激情。只要在山里，我感觉画不过来，到处是画面，到处有灵感，常常天暗下来才往回跑。有一次在门头沟，天黑了还没走出山，路看不清楚，还听到了狼叫，把我吓坏了。我一边跑一边尽量不叫脚底发出声音。
一次从京西回来，整理画稿时，觉得一幅《碧云寺石桥》颇有新意，那时年轻胆大，初生牛犊，居然卷成卷儿，塞进纸筒，寄给《天津日报》，那是我第一次投稿。可是画寄出了几天，没有消息，心想人家怎么会搭理我这无名小卒？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么邮寄对不对？我没寄过画，寄错了吧！过几天居然收到一个牛皮纸做的天津日报的公函信，打开一看，天啊！他们居然称赞了我，并说“择日刊出”。我高兴得在屋里直蹦，有点像“范进中举”了。
从那天，我天天上午十点钟下楼去看报箱，见到报纸就“哗哗”打开看；一看没有就失望；我不知道哪天才会刊出，更不敢先对人说，万一人家报社改了主意不刊出呢。终于一天打开报纸，一眼看到《碧云寺石桥》——我的画！天啊，它就印在报纸上！我情不自禁大喊一声：“发表了！”这一声母亲在楼上都听见了，以为我出什么事了呢。跟着全家人全知道了。我举着报纸给每一个人看，跟着跑到睦南道给她看。她并没表现出极其惊喜，而是微笑说：“我说你行吧！”
那几天，这份报纸一直没离开我的手，睡觉时还压在枕头下边，像是怕它丢掉。
从这幅画以后我感觉自己好像站到了一层台阶上。我上报纸了，我被公认了，我似乎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了。我开始把一些自认为较好的画一幅幅整理出来，不断向各处投稿。幸运的事不会接连而来，有时连连的退稿却也没有打退我的热情。反而，只要什么地方刊出一幅，都会再一次鼓起我的信心。
在中国，画总是和诗连在一起的。读诗和写诗一直是我生活的内容之一。虽然我还没有梦想成为一位诗人或作家，但各种诗集陆续登上我的书架。那时我还不知道普希金和海涅，我只迷古诗。书是一个浩瀚无边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进入这个世界的入口，我的入口一个是诗，这自然与吴玉如先生紧紧相关；另一个是与绘画相关的书，如画史、艺术史、画论、画家传。每一种书都叫我如饥似渴，每一种书都引出我新的阅读兴趣。我从读画论喜欢上王朝闻的《新艺术创作论》和《一以当十》，从王朝闻喜欢上秦牧的《艺海拾贝》和《潮汐和船》，再往下去便是《金蔷薇》了……渐渐我有了写作的愿望。我最初的写作不是散文小说，而是艺术随笔，是我对艺术的感受与思考。我也把这些文章像《碧云寺石桥》一样，寄给一些报社和杂志，居然也发表了出来。手写的字变成铅印的字是多神奇的事啊！我最早发表的文章有写山水画的“点景人物”、与连环画史相关的古代插图的“回回图”、道场中的水陆画等等。文章的受益者首先都是写作者自己。每写一个题目一定要钻进这个题目。我感觉我的世界愈来愈丰富。
同时，我感觉每天都会有新奇的东西闯入我的世界。特别是看画展，常常带来新东西。
一次到劝业场那边的美术展览馆看林风眠的画展，此前从没见过林风眠的画。走进展厅，与其说我走进林风眠的世界，不如说林风眠硬生生闯进我的世界。他苍劲而混沌的水墨，散文诗般的画意，变化莫测的光与彩，神秘而忧郁的意象，瞬间把我吞没。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这样的画面，无法认定这是不是国画，看不出他的师承与出处，但他征服了我！我接连看了三次这个展览，回去伏案怀着激情写了一篇散文化的观后感《林风眠和他的画》，寄给了《天津晚报》，几天之内就发出来了。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画展中有一幅作品，画家是以泼辣劲健的笔势，写出疾风中萧萧倒去的乱苇，低压在水面上的横滩，涌去的云流……却只有水鸟，引颈挥翅，逆风而行。画面上这两股强烈矛盾的力量，表现出一种倔强挺进、不畏艰难的精神与毅力，很有象征性和启发性。这是林风眠独有的境界。”
这段话是写画展上看他的一幅作品《晚归》的感受。现在看来我写出的正是当时林风眠内心中的一种抗争。尽管我根本不了解这位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的画家；但我感受到他画中一种别样的精神气质。在当时画坛上没有任何人像他这样表现内心世界，也没有他这样有如散文一样的笔墨。他给我以极大的冲击。虽然那时我对他的认识还很有限。我太年轻，甚至还做了一件鲁莽的事：我给林风眠先生写了一封信，把我这篇文章的剪报寄给了他，还异想天开地向他讨“几笔墨宝”。结果没有任何回音，心中有点尴尬，有点后悔，却丝毫没有减弱我对林风眠先生的崇拜。
还有一个画展对我影响很深也很特殊，是天津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很特别的画展《天津书画三百年》。这个展览实际上是呈现清初以来所谓的“津派”绘画史。这个历史——既是画史也是城市史——是我知识上的一个空白。我有兴趣，很想多知道一些。我的一位朋友崔锦在艺博的展陈部工作，他说：“你去找刘芷清先生吧。刘老对天津画家最有研究，我们这个画展他帮了很大的忙，没有他这个展览搞不起来。”
我在西北角城隍庙附近一片低矮破旧的灰砖房屋中找到了刘芷清老先生的家。他曾经出席过我们在人民公园的画展，那次就认识了他。
他家是个独居的小院，他每天白天都在进门右边的书房里。这书房过去是看门屋，也是我在世界上见过的最小的书房，大约只有七八平方米。四壁是从地面直达屋顶的书架，书架上的书已经再塞不进去一本了，一些放书的横板就被压弯。屋中间一张小桌，纸笔墨砚占了一半；剩下二尺见方的桌面便是写字作画的地方。刘老上身穿一件灰色对襟布衫，疙瘩袢四合扣，戴一副金边眼镜，清癯的面孔透得灵气，稀疏的胡须飘然若仙，他的气质使这密不透风的书斋生动起来。刘老一生从文，著述许多，而且兼能诗画，游历甚广，去过许多名山大川写生，其中最痴迷的莫过于黄山烟霭。他受黄山影响很大，画面峻奇挺拔，秀润灵动，每有得意之作，辄必题诗，然后挂在书架上。使他的书斋既有书香，也有墨香。
刘老十分健谈，思维活跃，谈话过程常常引出新的话题。这使我在他的书斋里一坐往往很长的时间。刘老与同时代的老者不同，虽然他所写的诗、所画的画，全是老派；人却开明，比方他的书架上至少一半的书是石印和铅印的。像他这样年龄的老者，书斋的书多是线装。藏书最能看出主人知识的范围与偏好。他甚至珍藏一套林琴南用半文半白的文字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那时我所读的外国文学很少；但他滔滔不绝所谈的林琴南的妙事趣闻，很吸引我。他还向我推荐梁启超翻译的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当然那天更吸引我的，还是他嘴里活灵活现的“津派”画史。
对于我这个在旧租界地出生和长大的年轻人，老城是完全不同的天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景象。这个我早从天后宫就感受到了。然而，当刘老带着一片神往讲起水西庄的查家、朱岷的《秋庄夜雨读书图》和金芥舟的《峰顶云罩挂月图》，我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座文化殊异的城市里而惊讶。我过去对它知之甚少，我应该努力去认知它。一边我尽力去从地方史志和杂七杂八的书籍文章中查找地方画家的材料；一边我骑着车在城里转，寻找那些过往画家的踪迹。我还跑到盘山一直登上挂月峰的峰顶，去看金芥舟笔下的云罩寺定光佛舍利塔。只有面对历史实物才能感知历史生命。刘老见我对津派画史如此用心，把他写的一册《天津书画三百年画家传略》的手稿交给我，叫我抄下来作为资料。
在断断续续对津门画史的了解中，更重要的收获是对一个历史深厚、风情万种的天津老城的了解。此前，我一直生活在具有异国风情的五大道地区里，浸淫在半中半洋的生活文化中，完全不知道这里还有一片巨大的内涵深厚的本土城区。当我走进街巷纵横有如蜘蛛网一样的老城里，我感到惊讶。它多姿多样的老建筑反而比五大道的小洋楼更迷人。每一扇门里面都有一个故事。我每了解到一个故事，都会把它认作这个城市故事，也归属于自己的故事。在这深深的吸引中，使我对它渐渐产生了一种“乡土的认同”。虽然五大道说国语，老城区说天津话；五大道早餐喝牛奶吃面包黄油糖浆，老城区吃煎饼馃子喝老豆腐，但我总往老城这边跑，常在这边干活，在这边交了很多好朋友。有人问我后来写一系列津门地域文化的小说，是不是从那时就积累素材了？后来发动天津老城和老街保护，是不是从那时就建立起一种情怀？
我说，你说得都对。但对于我，天津有另一种很特殊的魅力。它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区，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形象与气质，两种不同的文化。你在城市的这一半，常常被它的另一半所吸引，这是一种其他城市没有的魅力。它给你无穷的想象力。
十七、刻砖刘
六十年代初，我骑车在老城那边的大街小巷转来转去时，一种东西非常吸引我的眼球，就是老房子上的砖刻。我从小居住的五大道的洋房可没有。那时代还没有经过“破四旧”，有些门楼和影壁上的砖刻十分完整，比如南开区二纬路区法院迎门影壁上的砖刻，简直就是一件大型、户外、繁复华美的砖雕艺术品。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老城时，将城内的建筑炸得破烂不堪，许多明清以来的砖刻精品受到毁坏。战后经过房主的努力修复，正巧这期间天津的雕砖业出现了马顺清、刘凤鸣等罕见的技艺精湛的高手，使得一些破损的老宅子重现了昔日的繁华。这在我年轻的时代还都能见到。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式的建筑已不再建，昔时的优美的砖雕渐渐成为历史的遗存，但是谁能看到它的珍贵？
天津是一个民俗浓郁、民艺繁多的地方。许多民艺驰名全国。我天性喜欢民艺，看到的好东西便会多。我的好友崔锦与我有同样的兴趣，他在艺术博物馆还专门负责一个“天津民间艺术”的常设展，比我见多识广。他年长我三岁，瘦瘦的脸，扁长的身子，戴一副圆框的近视镜，说话声音低沉，一看就是书生。那年我们二十出头，心里揣着很美好的想法，相互一商量，决定把天津的民间美术编成一套图文书。包括杨柳青年画、泥人张、风筝魏、刻砖刘、木雕刘、伊德元剪纸、华锦成灯笼等等。崔锦对年画熟悉，博物馆又有非常丰厚和珍贵的古版年画的收藏，他着手做年画。我说我来做砖雕。崔锦说砖雕散布在城内外大街小巷的建筑上，做起来有点难。我笑了，我心里已经有想法了。
我的想法够大，就是把天津城中现有的砖雕遗存调查一遍，我要全部摸清，理出头绪，做一本像样的书。
现在想起来有点奇怪，我当时要做的不就是我在三十年后民间文化抢救时做的“一网打尽”式的田野普查吗？我要完成的不就是今天常说的“为民间文化做一份档案”吗？可是那时我只有二十岁，这观念这方法我们哪里学的？是谁教给我的？
我现在可以说了，我身上有做这种事情的种子。
那时，老城那边，一定有人不止一次看到一个个子高高、清瘦的年轻人推着一辆旧自行车，腰间挎着一个不大的帆布背包，胸前挂着一个小小的黑色的相机；自行车的后行李架上用细麻绳绑着一个粗木凳子；这个人行为怪异，两手推车，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路两边的老房子看。每每看到房子上有砖刻，则必从车上解开绳子，拿下凳子，踩上去，举起胸前的相机“咔嚓咔嚓”拍照下来。然后，从挎包里掏出小本子，把这砖刻所在的地点、建筑上的位置、雕刻的题材内容，一一记下来。回去后再把这些照片洗出来，把记录整理好，分类和编号。我家柜子一大格渐渐放满砖刻调查得来的资料。我想，老城中肯定有人对我的这些举动感到奇怪，弄不明白我是干什么的，记下这些老墙残旧的砖花有什么用？曾经有人怀疑我的身份与意图，上来盘问我，问得我说不清道不明，又没有工作证，差点被人送到派出所去。
我做刻砖差不多两三年（1963—1964），这期间我很忙。一边画赚钱的画，一边画自己的画，还要读书、写东西、写生。由于砖刻在天津分布太广太散，需要我城里城外，河东水西，到处跑。有时一大片街区只有两三处，却极精美，不能漏掉；有的宅院砖刻不止在门楼影壁上，还在院内的厢房的墀头和女儿墙上，必须进入住家的院内，这就有点费劲了，需要与人家解释沟通，得到理解，才被允准。再有，那时买不到详细的城市地图，只有实地探访。老城里街巷复杂，不免来回盘绕，常常转一圈又绕回来了。
好友崔锦把大名鼎鼎的“刻砖刘”介绍给我，使我的调查大有进展。“刻砖刘”本名刘凤鸣，因为刻砖技艺高超，冠绝津门，人称“刻砖刘”。刘凤鸣自小跟随外祖父马顺清学习刻砖，马顺清是道光以来天津砖刻名家，刻砖是马氏家传的技艺，刘凤鸣得到真传，加上他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大大提高了砖刻的技术难度和艺术性，他借鉴木工榫接的方式创造的“贴砖”技艺，不仅增加了砖的厚度，还赋予砖刻更多层次。他的砖刻形象更饱满、更丰富、更生动，使天津砖刻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度。天津城中很多宅院的砖刻杰作都出自他手。五十年代后老式房院很少再建，刘凤鸣成了身怀绝技、仅存无多的老艺人。刻砖的一切讲究和诀窍都在他身上。
他住在西门里坐南朝北的临街的铺面房。实际上一半住房一半作坊。地上放着一些没刻或没刻完的大砖。刻砖刘个子不高，胖乎乎，七十多岁，但肩背厚实，身子仍然有力气。他对我有问必答，而且很愿意我求教于他，似乎聊砖刻是他最开心的事。我像一个干渴的人遇到一大池清水，大口吸吮，狂饮不止。对于砖刻的材料、刻法、技能、诀窍、称谓、题材以及他个人的历史与经历，只要我问他全告诉我。我从他这里获得的一个重要的收获是弄清楚了建筑上使用砖刻的各部位的名称，还有砖刻主要的题材与内容。比如人们喜闻乐见的各种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戏剧情节、吉祥图案等等。如果没有他的指点，很难一一识得。一次，我还给他做了砖刻经历的“访谈”，这是不是就是四十多年后我们做的“传承人口述史”？
这样，我基本上把天津砖刻的调查做了下来，随即着手将大量的图文资料进行整理，分作几个方面：从刻砖的历史到“天津砖刻史”，从砖刻艺术特征到“刻砖刘”的独特技艺，从题材种类到经典内容，从艺人到传承脉络。为了把建筑砖刻讲清楚，分别绘制了门楼和影壁的“砖刻结构示意图”；为了更准确展示清楚调查得来的天津砖刻遗存的状况，还独出心裁绘制了“砖刻分布示意图”。从保存下来的手稿看，我写得极其认真，一笔一画，工工整整，甚至有些拘谨。字体居然还是当年在学校刻钢板的字体。
这是我人生中写的第一本书。那时，这类描述民间艺术的书极少，我手中没有范本，无章可循，全凭个人边想边干，自己给自己出主意，好不好全然不知；从现在的眼光看，年轻时的幼稚叫我脸红。但也有令我感到惊讶之处：我怎么会为一种当时正在走向衰落、处于濒危的民间文化的遗存写一本书？用了这么大的力气？仅仅出于个人的热爱或者怀旧吗？那么，我在三四十年后发动的全国性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也是出于一种热爱或怀旧吗？如若不是，应是什么？难道早在那个时代我就会有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的意识吗？显然不会的。可是我当时使用的地毯式的调查、文字与影像的记录、传承人访谈、特别是档案式的整理，怎么竟然与今天所做的完全一样？我为当年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惊人的相似”暗暗吃惊！唯一可以用来解释的是出于一种情怀，一种天性，还有热爱。
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书稿一直没有出版。我与崔锦编写的那套天津民间艺术，只出了《天津风筝》，其余全被搁置了。中间隔了十多年，待到新时期，我被卷入文学大潮之后，全身心都在文学创作中，这个年轻时未竟的书稿差不多已被自己遗忘了。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老城那边带着砖雕的老房子是“必拆无疑”的。更不会有人对这部书稿有兴趣。直到几年前，我在书房卷帙堆积的柜子里意外翻出了它。它像个古董。然而没想到——那种被岁久年深的时光染黄的纸页，带着年轻时青涩气息的字迹，以及当年骨子里对民间文化纯真的挚爱，竟然把我自己打动了。我把它刊载在学院的交流刊物《大树》上，被我的好友周立民先生看到，他比我更看重这书稿的价值，遂推荐给一家出版社，谁想这家出版社也别具眼光，居然把它出版了，而且一切遵照历史，原样影印出来的！当我把这本冷藏了六十年的书拿在手里，竟出现一个神奇的感觉，原来时光也可以触摸。原来今天的一切都有缘由。原来生命的根都在童年、少年、青年。
十八、一扇门打开
有时，生活中会突然打开一扇门，呈现出一个你不曾见到过的空间。这时要看你是否会好奇，是否会走进去。走进去兴许会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到了1963年后，我朋友的圈子渐渐大起来。我喜欢的东西的范围愈来愈广。我喜欢和有能耐的人来往，朋友也就杂起来。当然主要还是些画友和书友，特别是书友。个人对书的理解与认识总有限，需要别人从另一角度启发；有了书友就不是死读书了。在书的群山里，书友会让你看到另一道风景。人看的书一半是自己选择的，另一半则是别人推荐的。
我的一个朋友叫张赣生，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说话嗓门大，健谈，最喜欢的话题一是谈书，二是说戏。他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因为家庭（父亲）问题被迫中途退学，分配到天津豫剧团编剧组工作。他看书相当杂。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很大的书架子。我和他有两个最热的话题，一是古代小说，一是民国通俗小说，他比我看得多，知道的也多。比如武侠小说，我只熟悉郑证因、宫白羽、还珠楼主几个名家，他说起书名就一大片，说起作家的名字又一大片。他作为职业的编剧，肚子里故事愈多愈好。他的本事是还能分析出各种小说故事结构和戏曲情节如何高妙；这是编剧所擅长的；我从他这里获得的与别人不一样的读书角度。一次聊得尽兴，他说：“有空来我家看看我的藏书。”
他家在西北城角外的针市街，针市街向北连着锅店街和估衣街，是沿着运河的一条弯弯的老街。一些早期由南方乘船来到天津发家的人一半住在这里，街上还保存着一些墙高门阔的豪宅。赣生就住在这样一幢房子里，当然只住在二道门对面的前厅，房子比通常房间高一半，磨砖对缝的墙足足两尺厚。他比我年长六七岁，单身，与老母亲相依为命。后来才知道，他父亲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了台湾，当时他和母亲在江西也要搭机去台湾，正赶上“卢汉起义”，飞机停飞，把他们留了下来。这便成了纠缠他半生的家庭历史问题。其实他父亲干了些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但是他身上好像也没有背负多少阴影。他性格爽快，说话很冲，笑起来喜欢向上仰头，像“仰天大笑”。
他的屋子很特别，屋顶很高，门窗都大，里外两间，外间只有一张吃饭用的方桌，两把椅子；里间仅仅两张床，三个书架。书架放满高高矮矮的书，非常诱人。他一边和我聊书，一边不断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本书向我推荐。这天他的兴致主要在外国文学上。他向我推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这显然出自他一个干戏剧的人的兴趣，我却没有兴趣。他知道我喜欢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集》，但对我没读过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和《别尔金小说集》大为惊讶，他马上从书架上把这两本书抽出来叫我回去马上读。我把这两本书抱回去一天一夜全读了。我过去基本没读过外国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怎么与我这么接近。这时我已感觉赣生那里有一个极大而崭新的世界在向我召唤。第三天我就把书还回去，还想找他再借两本，谁料他笑嘻嘻地说：“我知道你被迷住了。我给你准备了一本书，你会更爱看。”他把一本薄薄的褐色布面的书交给我说，“这本和你看的《别尔金小说集》一样，也是巴金的妻子萧珊翻译的。”这时我看到封面只烫印了书名、作者和译者的名字：书名是《初恋》，作者是屠格涅夫，译者是萧珊，都是陌生却莫名地具有吸引力的名字。
这一次读书与先前阅读的小说都不同，先前是读别人的故事，甚至是古人的故事，现在读的好像是自己的故事。虽然我完全没有屠格涅夫的经历，但当时我正在初恋时期，内心大量丰富的、敏感的、隐秘和美好的感受和感觉，竟然全都惟妙惟肖地出现在屠格涅夫的笔下。我从来不曾知道作家的笔有如此神奇的魅力。文学还有这样一片奇妙的、深刻的、动人的世界。不仅仅是古代诗文中的大江、明月、孤舟和远方的大雁。
我还书时，他又借给我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小说集，巴金和萧珊合译的，包括《阿霞》和《雅科夫·帕辛科夫》；另一本是丰子恺先生译的《猎人笔记》，这本书使我对屠格涅夫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怎么能将自己对大自然如此丰沛和细致入微的感受都写进文字里，如此精美，如此可感，如此如画一般。我喜欢屠格涅夫的气质与文笔，他是最早影响我的外国作家。待到我从他那里几乎看完屠格涅夫所有的名著，他开始让我读契诃夫和果戈理，然后是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和肖洛霍夫，一两年间我已经基本清楚文学史上的俄国大餐了。他突然给了我一本完全不同的外国小说——巴尔扎克的《贝姨》。让我的目光一下子移出俄国，跟着就有一批批思想各异、才华绝顶的法国、英国、美国的作家站在我的眼前。我的文学观在悄悄发生变化。我还发现，他关于世界文学的藏书是接照文学史的顺序。他把每一个国家每一位经典作家的代表作摆放一起。这叫我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因为我当年收藏小人书就是这样摆放的。不知不觉中，我也开始收藏各种版本的世界文学名著了。
我主要藏书的来源是天祥商场二楼的旧书店。那时没有私营旧书店，一切买卖都是国家的，旧书店是市新华书店的旧书部。倘若有人手里有几本旧书想换点钱，就拿到和平路老泰康商场楼上的新华书店的“旧书收购处”去评估，只要有销路，收购部便会给点钱把书留下，然后加点价钱拿到天祥商场去卖。新华书店这个旧书部是全市唯一一家，面积很大，几乎占了天祥商场二楼后楼的一层。旧书分门别类，像一个图书馆，既分线装平装，又分中文外文；还有画册、影集、科技、医学、文学、教育、碑帖等专柜。旧书里藏龙卧虎，淘书者常常真能淘到好书。
在这里，外国小说是单独一部分。在我国，虽然把外国小说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历史很短。但它的先进的思想批判和崭新的写作方法融入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二三十年代翻译文学进入高潮。文学界、翻译界、出版界和读者对外国文学的热情不可思议；短短半个世纪时，几乎世界各国著名的小说都有了中文译本。有些译本堪称经典；一些翻译家像名作家一样声名显赫，比如傅雷、李丹、朱生豪、草婴、汝龙等。一些文学大家也是出色的翻译家，比如巴金、鲁迅、郭沫若、冰心、丰子恺、徐迟等等。往往一部外国文学名著同时会有不同版本的中文译本，不知道外国是否也像我们一样。这一来，若想把这些世界名著的译本收集齐全，可就像把大地的奇花异卉全弄到手那样艰难。
我好像天生不怕这种又大又难的事，原因是我太热爱这些文学瑰宝。天祥商场的旧书部一天至少跑一趟。1965年和平区政府文化科接管了我们的书画社，把我们集中到区文化馆上班。文化馆距离天祥商场只有三个路口，这样我一天至少可以跑两次了。中午一次，下午一次，看看旧书店又有哪种珍稀的版本上架。旧书店“上货”是不定时的，收到了旧书就拿出来卖。由于我天天都会在那里露面，碰到好书的机会就多，而且我认识了书店里的一位老售货员，人称老张，一个矮小和老到的人，他很懂书，像张赣生；有点神奇的是，他还知道我想要哪本书。旧书与新书不同，新书一出一大批，等着你买；旧书往往只有一本，碰上是一种运气，有好运才能撞上。有时我跑到旧书部，老张笑呵呵地从书架最下边的一层拿出一本书递给我，这正是我苦思冥想的一本！显然这是当天刚刚“上货”的书，他特意留给我的。这老张有点像当年推车赁小人书的老边。有些书是成套的，旧书不成套，这就得一本本凑。比方平明出版社出版的那套二十五卷本《契诃夫小说选集》，老张费了挺大的劲，总共找了三四年才帮我找齐，而且愈到后来愈难找，这感觉我写到《俗世奇人》的《张果老》中。一次，当老张把一套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而且是平明出版社的初版——拿给我时，叫我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喜的叫，把旁边挑书的人吓一跳。这部书一直影响到我七八十岁写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们》。
当时，我这么痴迷于外国文学，却没有一试写小说的梦想，实实在在的追求还是绘画。然而，我不曾想到文学的影响已经在本质地改变了我。这包括十九世纪的文学对社会问题的介入，还有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以及文学的审美与情怀。思想性质的东西是不知不觉生长出来的，就像大地上的青草。有一次吃中午饭，我大谈巴尔扎克的批判精神，并说到他的一句名言“社会是一个泥坑，我们得站在高地上。”父亲忽然把筷子往桌上“嘎嗒”一放，对我说：“你可够吓人的，这些浑话到哪儿也不准再说。”然后站起来走出去了，饭也没吃。我不理解他的意思，不知道当时的社会气氛，更不知道那时他所在单位的环境已经日紧一日了。
然而，我却不知不觉地被文学改变。文学让我对生活变得敏感了，无论是生活中的自己还是别人。有时我会把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特别的感知，或者发现到的一个非同寻常和生动的细节写在日记上。但我还是没有想去试着写写小说。小说是完全另外的一种方式与思维。可是我爱把我在小说名著中读到的一些故事、情节、精彩的文字段落讲给别人，尤其是给她。那时候，她听了我太多这方面的“倾情的讲述”。
直到一次，一位画友送给我一种水彩画纸，挺特别，表面粗粝，颗粒感强，我从未用过这种纸，便试一试，心里完全没有画意，只想连水带墨、似皴非皴、横抹几笔。可是当这几笔扫过，一种奇异的感觉却出现了。浓墨的地方好似逆光的水面，阳光的光点在水波中跳跃，闪耀出夺目的光芒，浓淡水墨交融的地方如同烟云峥嵘，上下起伏，中间还有一长条没有着墨之处，有如没有被云烟吞没的晴空，我用淡淡的花青往上扫了两笔，这晴空便纯净了、高远了、宁静了。我先前从没画过这样效果的画面，也没有这种绘画体验，这不像画画，好像把我心底一种深藏的东西“写”了出来。当然不是“文字的写”，而是“水墨的写”。我被自己弄惊了、打动了。我把这画拿给她看。她非常喜欢，她说：“好像有点林风眠的东西。”她还说，“这种画更像你。比画传统的东西有意思。”她的话触动了我。我开始了一种从没有过的关于绘画与自己关系的思考。我买了好几本关于艺术理论的书，但这些书都不能解答我的问题。
人往往在许多年后才认识自己的昨天。其实我的答案就在自己身上。使我笔下产生看似偶然出现的这种绘画，不是源自绘画的追求，而是一种不知不觉中的文学积淀和文学潜质意外的暴露。不管我当时有没有这种自觉，却感到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属于自己的、令我神往的空间——然而，我依然没有从事写作。那年我二十四岁，我只发表了一些艺术随笔，却连一篇散文也没写过，我理想的未来仍属于绘画，但我的绘画却已经不知不觉地站在了文学里。
十九、发光的夏天
生命和大自然一样都要经过四季。人生的夏天是从恋爱开始的。
我的这个夏季是何时开始的？不知道。我和她做朋友的时间很长，而且开头挺长一段时间好像没有想到“恋爱”，更没想结婚，直到认识了快三年（1964），才一起合影拍了几张照片。从照片上看我们像在一本正经地恋爱吗？反正我们在一起快乐，有说不尽的话，不断生活发现共同喜欢的事物。我爱好的事情她都乐意参加，比方看球、钓鱼。她随我几乎跑遍四郊的野池野河。所以，彼此间你找我或者我找你。我们邻街，我骑车一拐便到她家的睦南道上，她车把一转便出现在我家的大理道上。有时送她回家，推着车走一走，推车走时间长一些，可以多聊聊，这样走来走去，一段路的街景便充满诗意地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记得，我们一起去北京的颐和园玩，我被上山时看到的一些幽蔽处情侣们亲昵的情景所感染，突然特别想拉她的手，但又不敢伸过手去。从排云殿下来时，止不住伸手一抓她的手，她手一甩摆脱了，笑着问我：“你要干什么？”我窘极了，再不敢去碰她。
后来我写一本关于巴黎的艺术的书中，写到罗丹的雕塑《手》时，我说：“手之触是比吻更早、更伟大的爱的表达，需要更大的勇气。”
她天性的单纯、快乐、直来直去，使她在我身边更像一个妹妹，不像恋人。她与我合得来，也许都热爱艺术，都重视审美，都在无愁无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在性格上都没有狭隘和造作的东西，一切全是自然而然。
我是在许多年后，才知道她的童年就在我家斜对门，她的外祖父是孙震方，光绪的老师孙家鼐和孙多森的后人。她的母系——来自安徽寿州的孙氏家族。四十年代末她一度随父母住在外祖父的宅子里。我从她大量的童年时代的“生活照”中认识到这座西班牙式建筑的考究、纯粹与舒适。
前几年李辉到南京拜访《呼啸山庄》的译者杨苡，他从杨苡家打电话来。过去我只知道她是杨宪益（《红楼梦》英译本译者）的妹妹，我和杨老很熟，从电话里才知道她曾是我岳母在天津中西女子学校上学时的闺蜜，常来这宅子里玩，并发给我一张当年她在院中的照片。这院子真是阔大又古雅。
五十年代初她一家人从这宅子搬出来，一度住在常德道里的民园西里，后迁到睦南道。她家对面是徐世章（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弟弟，以珍藏古玉古砚闻名于世）家和肿瘤专家金显宅家，大家彼此都很熟。后来她外祖父把大理道的巨宅卖给国家，成为市政府重要的接待所，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天津视察，就住在这里，所以这儿又被称作“润园”。
她的家庭和生活也可以用单纯二字来形容。父亲在仁立毛纺厂做财务，母亲持家，弟弟妹妹上学，一个老男仆买菜做饭收拾房间，起居饮食按部就班；家具不多，大半是民国式样。一家人除去她爱说笑，很少说话，也很少有人来串门，我是一个总带去许多见闻和话题的人，所以我一去，她弟弟妹妹就很高兴地过来听我说话。
她母亲生长在大家族中，从小家规很严，后来在教会学校上学，校规更严。她母亲有一些个人信条坚定不移。比如守时，不占人便宜，不说谎等等。看似简单，其实做到很难。她母亲是当年孙家的“大小姐”，所以在家里有点强势，个人的信条便成了家规。她说过一句话：“谎话说过就忘了，一定会和后边说的话对不上。”这便是她对母亲“治家格言”的一种有趣的认同了。
和她家比起来，我家就随便和开放得多了，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我常常拿一件事取笑她家的“刻板”——
在与她相识一年多时，一次她对我说：“我母亲明天请你到我家吃午饭。”
我从来没在她家吃过饭，不明白为什么叫我去吃饭。我母亲笑道：“这是认可你和她女儿做朋友了！”
转天去她家，在客厅大家围着一张方桌坐着，桌上吃饭的器具很简单，每人面前放着一双筷子，一个纯白透亮的小空碗，一碟醋，原来请我吃饺子。他家老仆人上来先问大家：“你们每人吃几个，一个两个？”
我听到了，但没听明白，不会只吃一两个饺子吧。
她笑起来，对我说：“我家吃饺子，先报数，五个一组，两个五个是十个，三个五个是十五个。你报了数，他好去煮。煮多了，吃不了，放到晚上就不好吃了。”她说完，她弟弟妹妹全笑了。
于是大家报数，没想到他家人饭量全非常小。报数最多是他父亲，只报三个五个。我那时一顿要吃四十个饺子，就是八个五个，但我不好意思说，会让人以为我是“饭桶”。我就说五个五个吧！但还是叫她弟弟妹妹睁大眼感到吃惊，好像我真的腹大如桶。
我更没想到她家的饺子个儿也小，吃到肚子里好像没吃，饭后回家后又吃一大碗米饭才填饱肚子。
但是，她的家早已习惯了这种“刻板”，以及种种“家规”。这些家规对于她一家人不是约束，反而是一种秩序。比如她母亲规定家中人在外有事，晚间必须十时以前回家，过时没人等门和开门。我每次和她在外边玩，一定要在十时前把她送回家。看电影不能看晚场。我和她一起严格遵守，从来没出过错。这样久了，我感到了她的家安稳、平和、纯净。当然，五大道本身也没有娱乐场所，更没有夜生活。晚间很静，有时街上见不到人。
如果不是后来的生活发生剧变，我不知她这种平稳又惬意的生活还会持续多久。她认为一个女孩子最快乐、最自由、最神气的时期是结婚以前。结了婚便被生活捆绑起来。我说：“咱们这样很好，你做女孩子想多久就多久，可以直到我的胡子挨到地。”
植物在夏天里的本能是生长，在空中尽量伸展自己的枝叶，在地下铺开自己的根须，向未知的空间扩展着自己生气盈盈的向往。我们画画在一起，玩也在一起，成长也在一起。她发现一张好听的唱片我第二天就能听到；我读到一首好诗马上就想背给她听。我们一起凑钱去买顾圣婴弹的肖邦的黑胶唱片《波兰舞曲》。一次，我在天祥商场看到一本《契诃夫传》，很喜欢，只是有点贵，下不了决心买。转天她来我家说话，待她走后，我发现桌上多了一本书竟是《契诃夫传》！是的，这是她的一种性情——她喜欢做了一件好事叫你自己发现，而不是先大声地告诉你。
我们那时要把一部分工作收入给家里用，手里并不富裕。我们当时是“计件工资”，按件收费，多劳多得。可是一次画画的业务挺“肥”，可以多赚些钱，我却想去山东写生。家里反对我去，她却支持我，还给了我一些钱作为盘缠。我和她都没有特别看重钱，这也是我们面对生活的困难时，并没有感觉压力太大的原因。后来，我发现我与她做朋友的六年里，竟然没想请她吃过一次饭，记忆中只有一次——那天，从辽宁路荣宝斋门市部买颜料走出来，途经辽宁路“小吃街”，我请她吃了一碟浇红小豆汁的刨冰，花了一角五分钱。我从认识她到结婚只请过她这一次。后来我对她打趣说：“我怎么只花了一角五就把你娶过来了？”说完我俩相视哈哈大笑。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可是我们那时很快活，一切都自然而然。
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我们对物质生活好像没有太大的兴趣。比如我，完全不在意穿戴，我眼睛盯着的都是含着一种文化意味或艺术精神的事物。她比我在意穿戴整洁，但她不喜欢首饰，从不戴任何首饰。她喜欢简单、轻松和舒适；她对服装第一标准是舒适，所以她拒绝高跟鞋。她一看到穿高跟鞋的女人像踩高跷那样扭来扭去就会笑。她的第二标准是颜色之间的谐调。从这个标准说，她就有点苛刻了，颜色是千差万别的，但不同颜色搭配一起意味决然不同，她挺在乎。这可能与她画画有关。她不喜欢金色，她认为金色没有生命，所有金色全一样，所以她不喜有金色的画。但我画画却与我的服装与穿戴完全无关，我完全顾不上自己的“形象”。有时画完画，一些颜色或墨跑到身上去。我家里人见怪不怪，她觉得邋遢好笑。
现在回过头去看，从童年到青年，我人生经春历夏的一个阶段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没有直接受到贫穷或现实不公正的压迫，没有人为的算计与刁难；我所热爱的人和事都像花一样开放着。但是老天不会总眷顾你。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上天的宠儿。老天一定会把人生的祸福两种东西同时放在你身上，叫你看得见福，却看不见祸，然而祸是一定要出现的。所以古人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后来，一个平静的夏日突然黑云压城、天落惊雷、冷雨瓢泼而来，这便是我接着要写下去的一本书《冰河》了。虽然我结婚生子还在五大道上，但是我人生的清流却戛然而止了。
二十、后五大道
我出生以来，生活一贯而下，如一道波光粼粼的透彻的清流。虽然此中也有阻遏和磕绊，也许由于我的天性使然，我对于来自社会的东西浑然不知。在这道清流里我是快活的、无忧无虑的。
然而，我并不知道在这清流的后边时代的峥嵘与家庭的颠簸；即使我经历了一些变化，也不明其缘故。这也许由于我年幼无知，也许大人们故意把我挡在了身后。是的，大人的事是不愿叫孩子知道的，尤其是不幸。
比如我的家从大理道115号迁到105号，便开始一个偌大家庭由盛而衰的转折。后来才知道是由于父亲在四五十年代之间，完全错看了形势，雄心勃勃投身实业而大举开办面粉厂和煤矿，最后企业破产，资不抵债，经济上伤筋动骨。尽管卖掉老宅，搬进小楼，而且是公产的租用房。但我家人口多，十多张嘴，每天多大的消费？只能继续一步步紧缩。最先租用的是整幢小楼，后来三楼让给父亲的朋友孙姓一家住；不久一楼也退租了，一楼客厅餐厅的家具物品全卖了，那个秃顶的厨师杨师傅也走了，刘妈嫁到了北京。一个佣人也没有了。搬进一楼的是老城“八大家”李姓一家的两房守寡的老夫人。再往后连“一楼半”两间小屋也退掉了，住进一户教师人家。我那间独居的小屋没了，在二楼和弟弟挤在一间屋中。一个完完整整的蛋糕一块块切出去了。我家这栋小楼已经变成一层一家，总共四家。我家退守在二楼的三间不大的房间里。不同的家庭混住一栋楼里，各家烧菜做饭的气味彼此相闻，各家的人天天相互打头碰脸，生活完全另一番景象。
现在想起来，实际上家里的气氛也有变化。变得安静，变得沉闷，变得冷清。这在表面上是看不见的，但与幼年时一比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时天天有多少笑声，笑声都跑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因为我们长大了，不再玩玩闹闹了？然而大人似乎也在变。父亲先是变得容易发火，后来很少发火，缄默了，每天下班回来独坐抽烟，一根接着一根，以致整个人被浓浓的烟包裹起来；但他变得阴沉下来反而更叫人不安。当时，我们不知道这后面的故事，后面的故事只有以后再说。
这期间，整个五大道社区也悄悄发生变化。
大的背景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国际关系的巨变。在殖民主义体系渐渐瓦解的过程中，中国自身也变了，从清王朝覆灭到国民政府的成立，中国开始向各国收回租界。天津租界的收回大致分了两批，一战期间德、奥、俄租界收回，二战期间英、法、意、日租界收回。英租界是1945年收回的。五大道自然也不再归英国人管辖；实际上，家里住在老宅子时，五大道已经不属于英国人的“领地”了。
同时，辛亥革命后，在国内政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一些居住在五大道上的政坛要员一个个撤离；随之便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大贾举家移居海外或台湾，大批洋房空了下来，再后来我家对面的几所豪宅都改为公用。王占元那三所平顶洋楼改做“工人疗养院”。从我家窗子看去，原先三楼上空荡荡的阳台，现在每天早上都有些人在做操。孙多钰的英式别墅也被政府收购，与润园并用为市政府“招待所”。一些小洋房由国营房产公司接管出租。源源不断跑到五大道租房的人大多是工薪阶层，有固定的薪金才好租房。但是，工薪阶层没人租得起一幢楼，大多租一两间屋，这些小洋楼便渐渐变成“大杂院”。而更深的变化是五大道住户的身份发生了改变。这是看不见的根本的变化。它由一个高高在上的富人区渐渐变成普通人的生活社区。
到了五十年代，五大道的私人汽车差不多已经绝迹，小洋楼的车库都出租住人了。此时，停在街边的三轮车也愈来愈少，街上的人多了，跑来跑去的自行车也多起来；出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沿街开始出现小小的杂货店和粮店；走街串巷的各类小贩也日见增多。剃头的、卖小吃的、磨刀的、喝破烂的……甚至还有颇受孩子们欢迎的变戏法和卖金鱼、卖药糖的。老城那边的市井的烟火气一点点涌进五大道来。原本格格不入的两个城区——本土的老城与旧租界开始相互渗透。
不管生活怎么变，这里对于我依然有家的气息。家的气息是人间最深切的气息。
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当然青年只是前一半，后一半我离开了五大道。应该说，我二十五岁之前的人生是完整地在五大道上度过的。对于曾经的我，五大道像一条河道，我的生命像一条清流。
后来，我离开五大道，并没离开过天津。我以后生活的几个地方离这里都并不远，我如果想回去看看，驱车去到那条老街最多只需要半个小时。虽然时间愈久，对它会有愈多的牵挂，虽然常常想回到老街上走一走，特别是在秋天黄昏里或夏日夜雨时。但是我一直没有去，为什么？我似乎有点惧怕，怕一到那里，会由于曾经的种种美好全都不在，反而落空，反而伤感。不如留在记忆里，让它一如一条纯净透明的蓝色的清流永久在那里发光。
生活在生活中失去，
心灵在心灵中永存。
责任编辑 师力斌 侯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