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草堂当然不是我的，是杜甫先生的。

但是此刻，2025年2月4日，农历乙巳年大年初七，“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的日子，在离杜甫草堂只有一公里的我的家中，书页间蓦然出现的“草堂”字样，电光石火般打通任督二脉，我急急地放下手头的书卷，束手恭立，虔诚西望，望向或许正在进行人日纪念活动的草堂，也望向我曾经的工作地、寄居地、我的青春过往。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多少年以来，杜甫的名字和他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启蒙和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他的文化程度有多么堪忧。因此，杜甫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中国历史的，甚至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都受惠于他，他也当得起“诗圣”的称号。尽管一代代学人和作家艺术家对杜甫、杜诗甚至杜甫精神持久不辍地进行着考证、研究和书写，我也认为是有价值的，但是我始终不觉得杜甫与我本人——恒河沙数之一粒、芸芸众生之一员，有任何关联。我是如此之渺小，故我有自知之明，任何企图通过攀附诗圣来显摆或者证明自己的方式，都是荒唐可笑的。

当然，人的观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此刻，当我写下“我的草堂”四个字，你很难想象我的激动，那是一种立春次日万物欣然、触目有灵的雀跃和心得，我甚至不觉得这是一种借喻和互文：草堂是先生的，但同时也是我的；就像锦水春风是先生的，但同时也是我的——咱们的老乡苏东坡不是早就说过吗，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就是主人；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即为主人，心得即为拥有。

公元759年冬天，饱受“安史之乱”羁绊的杜甫，携一家六口，自甘肃同谷县出发，经蜀道，千里迢迢，风尘仆仆，来到成都。杜甫祖上都是官宦世家，家境却每况愈下，到他祖父杜审言这一辈，官阶已经很小了，杜甫无法像高适一样靠父辈荫庇“保送”进体制内为官，加之杜甫年轻时又没有考中科举，好不易通过献赋获得了一个小官，“安史之乱”中由于忠于皇帝得以继续为官，却因为说了皇帝不想听的话被贬，俸禄微薄，无以养家糊口，只好辞官漂泊。洛阳、华州、秦州、同谷，“一岁四行役”，始终找不到可以造屋落脚的地方，他的目光穿越莽莽秦岭，终于落到了一片清幽、宁静之地——成都。成都以极大的宽容和友善收留了杜甫，他得以在此造草堂、修园林。草堂所需土地，为当时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批准使用，而园中所种松、楠、竹及其他植物，均为杜甫以写信或赠诗等方式向其他官员朋友索讨而来。修筑草堂的“主体工程”耗时好几个月，此后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改扩建”。在这里杜甫留下了240 来首诗，总基调都是欢快明亮的，即便是索要财物，也毫不惭愧，甚至显得理直气壮，看起来作为当时的文化名人，他还是很有底气的，也恰恰是这些资助他的文朋诗友，与杜甫共同构建起了一方名垂千古的文化圣地：杜甫草堂。成都是文化名城，城中古迹众多，但是没有多少争议的“文化地标”，武侯祠算一个，杜甫草堂也要算一个。所以这一方草堂，不仅给唐朝的杜甫一家提供了一个庇身之所，更重要的是，给中国诗歌、给成都历史，增加了一段弥足珍贵的传奇。

我是1992年2月来到成都的，赤手空拳，身无长物，百般困顿，好在当年12月左右，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我入职了一家经济类报社。这个报社刚刚从重庆搬到成都来，发展势头很好，正在大规模招兵买马。好巧不巧，报社办公地址，就在草堂北门的斜对面，中间只隔一条小小的马路，我记得当时报社用的信封，地址写的就是“草堂北门对面某某报”。更巧的是，这家报社先后招入的多位员工，都是当时，甚至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坛上有一点名气的诗人，比如柏桦、肖开愚、孙文波等等。记得那年冬天成都下了很大的雪，我是在办公室看到雪花飞舞起来的，平生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雪，少年的心骚动不已，早就无心上班了。部门主任也是性情中人，他做出决定：集体翘班去玩雪！去哪里玩雪？去草堂玩雪！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创意！杜甫是我们的邻居，下大雪了，我们不上班了，去找他老人家玩雪！如果他老人家真的还在，会不会把我们写进诗中？“肯与小子耍冰雪，隔篱呼取尽余杯”，他一定会端着一杯酒慈爱地看着我们玩，而我呢，会不会裹一个雪球掷向他的酒杯，嗔骂之下他会不会又写“邻家群童欺我老无力，敢教雪球夺杯酒”？杜公成天苦兮兮的，但是在这样的雪景之下，一定是有清词丽句满溢而出的，你看，在他亲植的松针上，天地精灵将坠不坠盈盈欲语，可不就是浣花溪上那涟漪的余波光影吗？你看，那俏丽的蜡梅、红梅被雪花一吻再吻银装素裹，可不就是冷艳凝香一枝春吗？而少陵草堂的茅顶，早已覆上了厚厚一层雪，不是爱“雪”即肯死，只恐“雪化”老想催——杜公会不会担心他的茅屋为大雪压垮？想来是不会的，这雪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风雅是足够的，离灾患那还远着呢，毕竟这是南方的雪，比不得老杜心心念念的老家河南的大雪……

那一年我二十出头，正是青葱好年华，办公室的同事也多是三四十岁，都有大把年华可供抛掷，我们打雪仗，我们摇树枝，我们高声喧哗，我们朗声诵诗，我们奔跑或者驻足，我们放眼或者凝视，我们像诗人一样蹙眉显出深沉的样子，我们像疯子一样哈哈大笑却并没有笑的充足理由……这是1992年的冬天，这一年成都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再一次看到这样的大雪，已经是十多年之后的2006年了。

草堂观雪的情景多年来反复出现在我梦境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清冽和圣洁，就是一个大大的寓言，或者就是杜公的叮嘱，命定我成为那个永远无法离开他的人。我知道自己是有愧于草堂的。在观雪的几个月前，那时我还没有在草堂边上的报社上班，有一天重庆来了几个朋友，加上成都的几个朋友，一群人中午聚餐，喝了点酒，餐毕一起去草堂喝茶。那是个周末，草堂茶馆人很多，我们催了好几次才给我们上茶具，是盖碗茶，上面是盖，中间是杯，下面是托。盖碗茶是当年成都茶馆的标配，即便是今天，但凡是露天茶馆，比如最负盛名的鹤鸣茶馆等地儿，多半还是使用盖碗茶。分茶具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位朋友手抖，一个茶盖掉地下，摔烂了。老板似乎很忌讳，态度不好，大声说要赔几块钱。有朋友就说，只坏了一个盖，哪里需要那么多钱？一副完整的茶具也就几块钱。老板急了，说你把盖子摔坏了，那个茶具就废了，当然要赔整副茶具的钱。这个时候我出现了，刚才说了，我们是喝了点酒的，酒壮人胆，我不由分说地操起了那余下的茶杯和茶托，狠狠地摔在地上，在刺耳的破碎声中，我听见自己在说：“既然这些都没有用了，而我们赔的是一副茶具，那这两个东西也要摔烂！”老板立刻跳起来了，整个身子朝我扑来，好在我们人多，老板被我们的人拉住了，后来又骂骂咧咧地离开了。那一天，本来是一场很有情怀的茶叙，我却一直在生气：既然我们要赔整副茶具的钱，那么茶杯和茶托就是我们的资产，自己的资产自己处理，有错吗？老板干吗那么激动？

确实是年少轻狂啊，在千古流芳的斯文圣地，我居然做出了如此有辱斯文的事情，而且当时还振振有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斯文扫地戾气身，只是当时已惘然，杜公，我给您赔罪了啊！

二

在草堂边上上班，我把宿舍也租在草堂边上。记得我的蜗居是在西南财大对面的西窑村二组，一户农民自建房的二楼上，居住条件不大好，一楼是堂屋，房东养了生猪、海狸鼠，很臭，二楼两个房间，我住一间，房东一家住一间。从我的房间窗户望出去，较远处是别的农房，正对着的七八米开外就是一大堆垃圾，晴日群蝇乱舞，雨天污水四溢，空气里弥漫着腌臜恶臭。那是一个垃圾中转点，没有办法改变。在这样的场合生活终究还是令人同情的，但是当时我自己却是不以为然的，一是我作为一个来自大巴山区的小镇青年，能到省会城市找到工作，且有一个小窝，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二是上班近；三是有杜公为邻；再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来不久，我的一些初中高中时的好朋友，就到附近的财大、行政学院来念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