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臂打开。”身着制服的女士敲了敲舱壁，对我说道。

我听话地张开双臂，按照要求在头顶上围成一个圆，看着仪器的合金臂像在医院做透视一样，从上到下缓缓扫过我的全身。

走下检查舱后，她又指示我站在一个小台子上，两手从我的头发一直拍打到脚尖，再次细致地检查了一遍。

即便技术已经连衣服上线头都能识别出来了，也要人亲自来一遍。这遍检查后，她终于点了点头，后退一步放行。

我从另一位工作人员那里接过手机——唯一可以随身携带的东西，其他物品和包一起存在前面——这才终于转过身，整理了下外套，向等在一边的男人走去。

“没经历过这么严格的安检吧？”他笑着说，试图让我放松。

我勉强扯了下嘴角，“嗯，第一次。”

“不用害怕。”他说。男人姓张，是名律师，个子虽不算矮，但人很精瘦，显得身板仿佛也小了一圈。走在前面带路的时候，他的西装垫肩松垮地垂下来，像高中生偷穿了大人衣服。

“她其实没什么攻击性，挺好相处。”张律师说，“而且警卫就在门外，万一闹出什么乱子，他们第一时间就会进来保护你。”

我点点头。我的确忐忑，但不是因为这个。

“伦理委员会那边怎么说？”明明是重要的问题，他却故意用闲聊的语气问出来，反而刻意得难受。

“说……”我重复早上刚听到的话，“还是得和她见面聊聊，确认具体是什么情况，他们才好开展责任鉴定。”

“嗨，我就知道，这种事，都是推来推去。”他一副老成的语气说，“没人愿意给这种案件担责……我们到了。”

我抬起头，看到面前的黑色金属大门上一行铅白色的字：蓉城看守所3号会面室。

张律师在我身前，抬手敲了敲门。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家里正一片忙乱。

“我只说再睡十分钟，谁知道再一睁眼就这个点了……”许晓宁一边忙不迭地把裤子往身上套，一边解释道。我来不及和他说什么，跳下床，穿着睡衣就快步向儿童房走去。

我对天发誓，开门的一瞬间，我瞥到许叶洲猛地一个鲤鱼打挺钻进被窝，蒙住脑袋装睡。

小兔崽子，果然早醒了。

“小洲，起了！”我装作无事发生地开口，放她一马，“你爸睡过了，收拾下就去学校，早饭路上买。”

“嗯……”她装模作样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揉眼睛伸懒腰，做戏还挺全。我笑着看了她一会儿，正打算调侃两句，家里的电话十分突兀地响了起来。

如今智能家居的蓝牙已经接通了手机信号，这个铃声是我的，可是号码我不认识。

“接通。”我说，“您好，哪位？”

“是陈曦博士吗？”电话那端，一个男士公事公办地问道，“我们这边是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需要找陈博士沟通一下‘视界’眼镜的相关问题。”

话音一落，家里仿佛被按了暂停键。女儿毛衣套到一半便停下，刚从卧室走出来的许晓宁也在走向厨房的路上停住了脚步。

我停顿了一秒：“……是我，有什么问题？”

“是这样的，”男士解释道，“三天前，蓉城发生了一桩命案……”

“您等一下，我在外放，有未成年人在旁边。”我忙说，不顾女儿好奇的眼神，匆匆转身去了客厅，接通自己的耳机，“不好意思，请说。”

许晓宁很有眼色地恢复了动作，去找女儿，我则站在客厅的角落专注聆听。

“打扰您了。”男士客套道，“犯罪嫌疑人是一位女性，四十五岁……”

只比我大几岁，我心想。

“……她是一位视力障碍者，”他说，“犯案的时候正戴着‘视界’眼镜，版本是v12.5。因此，我相信您也明白，按照惯例，是需要对您主导研发的这款眼镜进行测试分析，来进行责任鉴定的。如果是眼镜出了什么问题，导致她看到了什么幻觉……”

“视觉偏差。”我说。

“不好意思？”

“请尽量避免使用‘幻觉’这种定义模糊的词，是视觉偏差。”我说，惊讶于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不专业，“我在研讨会上多次强调过这一点。”

“……好的。”对方迟疑地说道，“总而言之，分析需要您的协作。毕竟据我了解，目前的‘视界’眼镜还无法回溯，看到她当时到底看到了什么场景……”

“个体视力基础不同，加上私人设置参数，为了保证高时效性，没有足够内存保留……算了，”我叹了口气，看来委员会青黄不接也是常态，“你们需要我做什么呢？”

“这个，明天上午可否请您来委员会沟通一下，确认眼镜性能？”他说，“没问题的话，下午也请您在对方律师的陪伴下，和犯罪嫌疑人见一面，确认她当时的那个……参数，弄明白她是不是因为看到了什么异常场景才杀人的。”

“可以。”我说。

确认了时间地点后，对方说了再见，我才突然想起来，“等一下，”我叫住他，“我能不能问问……案件情况？”

“哦，您看一下新闻就知道了。”他说，“她谋杀了她的丈夫。”

说完他就挂了电话，留我一个人愣愣地站着，视线落在门口，许晓宁正一手拿着小洲的书包，蹲在地上帮女儿换上她的小球鞋。

“视界”眼镜v1.0的发明，还早在2020年。

机器视觉技术在那时就已经成形，且颇具规模。当时是谷歌眼镜主导，与机器视觉研发公司合作，制作了一款可以协助盲人和视弱者的眼镜——说来简单，只是给眼镜匹配了一个摄像头，将看到的画面通过机器视觉算法分析进行识别，再通过耳麦向盲人描述具体的内容。

听起来神奇，但当时的技术缺陷也很多。例如，虽然能进行物品识别，但对距离的判定因为受到身高和动作的影响，还是很难精准；而光照的不均匀、镜头对场景的畸变，甚至像素的高低，都会导致识别出现问题。更别提生活中的物品本来就不是统一模型的样子，木桌是桌子，罩着桌布的木桌是不是桌子？三只脚的呢？被砍掉一半变成斜面的呢？

对人类来说，这些问题很好判定，但对机器视觉而言，每一个都需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去专门解决。

因此在当时，“视界”眼镜虽然噱头很足，但实际上对盲人来说还是很鸡肋。盲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熟悉的环境里对周围的物品都有感知，不需要眼镜；而到了陌生环境后，眼镜单纯指出前方有什么，又没法解决他们最需要的距离和细节的问题。

“视界”眼镜真正得到推广和运用，是迭代到v8.0版本以后，这还是几年前的事。

人的视觉原理说来也不复杂。眼睛对外界事物感光，画面通过小孔成像，倒映在视网膜上，随后视网膜上的神经细胞将画面信号传递给大脑，大脑中的神经系统对这些信号进行加工分析，完成识别等一系列工作。视力障碍者出问题的地方也就在这几处，晶状体灰化导致无法感光，视网膜病变脱落，或者眼部压力导致神经受损无法传递信号，等等。在当代医疗中，视网膜修复手术已经相当成熟了，因而其他90%以上的视力障碍都出在最初的感光和神经的传递上。

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两个问题可以用同一个方式解决——用摄像头“看”事物，对它们进行机器视觉识别，并将相应的信号直接传递给神经系统。

这样一来，机器做的事情也相对更加明确——看到画面、重构画面，根据画面进行信息的提取和识别、形成信号，而将信号传递给大脑后，剩下的过程就由人类原有的神经系统接手了。

换句话说，这种方式不再是以前那种让盲人“听到”眼前是什么，而是真正“看到”。

真正意义上的视力恢复。

2020年尚达不到的技术，如今可以做到了。“视界”眼镜v8.0刚一上市，就收获了巨大的市场反响。哪怕当时的版本还有很多问题，如画面经常变形、识别经常出错，也拦不住购买的热潮。毕竟看到光明，是每一个盲人都渴望的事，哪怕看到的是完全不真实的事物。

从那之后，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画面识别越来越清晰正确。到了现在，最新的版本v12.5——正是看守所里那位女性使用的版本——已经几乎和普通人的眼睛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偶尔会出现一些边缘场景、识别误差，我们管这些问题叫视觉偏差。

和任何一项新技术一样，这项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眼见不一定为实，你以为你见到的，和你真实见到的东西是不同的。’”会议室内，一位女性委员指着“视界”眼镜说明书逐字念道，“陈博士，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我在软木椅子上不舒服地动了动。时代真是不同了，现在的伦理委员会，已经没有人会去参加研讨会了吗？

“这个……”我决定从头说起，“我国有个很古老的故事，叫‘两小儿辩日’，您听说过吗？”

面前的几位委员都点了点头。

“一个小孩称，太阳中午小、早晚大，说明中午远、早晚近；另一个小孩说，太阳中午热、早晚冷，说明中午近、早晚远。”我快速总结道，“现在我们都知道，真实情况其实是第二个小孩正确，相对而言，太阳在中午略近一些，早晚远一些，而且人其实无法识别其中的微小区别，应该是差不多大的。可是新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们早晚见到的太阳，比中午时候的大呢？明明距离更远。”

“中午光线强，影响视觉？”一位男性委员问，我摇了摇头。

“这么说的话，月亮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月光的强度并不足以影响视觉。”我说，“这事实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视觉与认知之间有偏差的例子。人类是为了能在地球上生存而进化至此的，因此人类的眼睛，也停留在一个对‘地表附近’的事物认知更为精确的水平。我们看头顶的太阳时，要么没有对比，要么对比只有云彩，而看地平面附近的太阳时，对比对象是遥远的地平线和远处的建筑物，所以在我们脑子里，地平面有一个‘很远’的概念，而对天空和云则没什么实质性的概念。因此，即便中午和早晚的太阳在视网膜上都形成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投影，我们的大脑也会自动认为地平面‘很远’，在那里的太阳也随之‘很远’，而它仍然这么大，所以应该相对较大——这是人脑自动完成的透视补偿。作为结果，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更大的太阳，这也叫作庞佐错觉1。”

“……也就是说，”消化了一会儿，坐在中间的那位女士推了下眼镜，“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差不多大的太阳，但我们的脑子认为早晚的太阳更大，所以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就是早晚的太阳更大？”

我点点头，“就是这个意思。所谓视觉，其实不是光学，而是一种认知。”

几位委员相互看了看，一位男士在那个女性委员的耳边说了两句。

“这和‘视界’眼镜有什么关系呢？”她问道，“是不是说，机器看到的事物，和实际传递出去的信号有可能不一样？”

她很聪明。我说：“连人类大脑都会出错，机器的问题就更多了。人脑毕竟是一个从小被各种数据训练了几十年的精密仪器，而机器视觉高度依赖于算力和数据，可能出现的问题更多更繁杂，这也是‘视界’眼镜研发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都出现过哪些情况呢？”她问道，“可能会有哪些……视觉错觉，极大地影响人的认知，导致她精神错乱，对现实误判，不小心致人死亡吗？”

我张了张嘴，一时沉默了。

她问到了关键。

走进会面室前，我想象了很多黄女士可能的样子。

新闻里说得简略，只说一位黄姓女子在室内杀害其丈夫李某，随后一直留在案发现场，直至被邻居发现并报警。没有附照片，杀害的方式据说是她把李某从他们那个公寓的二楼推了下来。警方经过勘察，排除了李某意外跌落的情况，确认是黄女士推的，现在问题只在于她是蓄意谋杀，还是意外致人死亡。

之前约见面的时候，张律师给我补了课。李某是位银行职员，黄女士在附近中学当老师，因为没有孩子，他们不算富裕但经济也不紧张，两人住在蓉城一间精装公寓内，是一对非常普通的夫妇。据说，夫妇两人一直相处和谐，档案清白，都没有犯罪记录，邻居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有什么矛盾或是家暴之类的情况。

“她说什么了吗？”我问张律师，他摇了摇头。

“拒不配合。”他说，“不肯说事情经过，也不肯说自己看到了什么。事实上，从被捕到现在，她什么都没说。一般这种就按事实确凿无异议判了，但她这例子又特殊……你懂吧，那个身心障碍人士保护条约……”

我点点头。一方面是当代法律对失能、残障人士的保护，另一方面，在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任何涉及新技术使用的社会事件，恐怕都要经历这么严格的责任划分，让伦理委员会对技术的发展起到监管职责——至少他们是这么宣称的。

“所以还是得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好确认权责范围，这样我也有材料给法官看，尽量给她争取一个合理的判罚。”说得跟真的一样，我心想。事实上这种案子是当代热门，有助于提升律师的声誉。

进门之前，我脑子里最后想象的是一位表情严肃、行事刻板、穿戴一丝不苟的高中班主任形象。所以当真正看到她的时候，我稍微吃了一惊。

她……并不胖，但有一张圆脸，手臂也圆圆的，个子不高，头发在肩上打成卷，给人一种很和蔼可亲的印象，连脸上细微的皱纹都长得很让人舒适。警卫为我们开门的时候，她在椅子上向后缩了缩，低着头，神情却并不像畏缩，反而显得很安静。

是会在邻居家看到的那种很爱种花的阿姨，喜欢笑眯眯地坐在院子里，邀请你去她家喝杯茶的样子。你在她身边坐下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世界的节奏都慢下来了一样，安心又自在。她是这种会给人很舒适的感觉的中年女性。

这样一位女性……谋杀了她的丈夫？

再怎么说，和我想象的还是大相径庭。我犹豫着看了眼张律师，几乎要等他开口说“找错人了”，然而并没有。他只是对警卫点了点头，把对方让出去，然后拖开桌前的两把椅子，示意我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