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彼得·辛格在其论文《饥饿、富裕与道德》里，提出过一个情境：假如我看见一个小孩溺水，我应当跳进水中将这个孩子救起。这意味着我会弄脏衣服，但与孩子死亡这一非常糟糕的事情而言，这并不重要。
约半个世纪后，内地学生李治霖在香港大学的哲学课上读到彼得·辛格，被这种慈善视角打动。受到功利主义和后果论的影响，得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启发，他开始重新思考那句常见的话：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思考导向一系列结果，其中最重要的行动，是2020 年与伙伴们一起创立的益盒Charity Box。这是一家独立的、非营利的、致力于推动有效公益的倡导与研究机构。
有效公益其实很简单，大白话说就是：做好事到底有没有用？
中国人习惯的伦理观念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有效公益偏偏要去问这个“前程”。
李治霖常常提起一个关键词是“直觉”。有效公益不仅对公益事业提供新的参考和修正，也是一种思维的革新。它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直觉，真的对吗？
很大程度上，有效公益恰恰就是在做反直觉的工作，它是公益行业里珍贵的理性力量。
南风窗采访了四位致力于推动有效公益的公益人，他们对有效公益的理解各不相同，却互为补充，组成了有效公益在中国发展的丰富图景，正如王龙玺所说，不同的范式和理念，“共同构成了整个大的公益慈善的不同可能性”。
公益还有哪些可能？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有趣也有意义的问题。有效公益，提供了一些超出“直觉”的答案。
利他
如果你有一笔钱，你选择把这笔钱捐给谁？
益盒成立初期，希望通过有效性的评估和研究，提供关于“如何把钱捐得更好”的高质量信息，来放大每一笔捐赠的影响力。
听起来有点像投资机构。实际上，益盒的工作本就受益于经济学和哲学的思维方式。投资的诉求是收益最大化，对益盒而言有效公益的诉求也是如此，只不过投资针对的是投资人的个人利益，而有效公益想要撬动的是社会效益。
李治霖投身公益五年，发觉生活中一种惯性思维，“总觉得公益非常高尚，又觉得公益不重要”。不追问“好事”的效果和影响，很难对公益进行批评、评估和提高; 认为公益很没用，误解公益事业充满腐败和低效，导致大家不愿意相信公益的效果。两种看法，都是把公益放在神坛上，而不是把它当成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事业。有效公益要主动把公益请下神坛，接受批评评估，也相信它能带来大的改变。
李治霖和他所在的益盒，就是要对这种认知做出修正：找到好的项目，我们捐出的钱可以给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
“何为善？”什么是“好”？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益盒的工作：“我们每年付出数千小时，通过科学、严谨、最新的研究，为你寻找高效的公益捐赠机会，帮你的捐款实现最大社会价值。”
在相同的思维基础上，为什么选择公益的人要比选择投资的人要少呢？答案也很容易想到，一个是利他的行为，一个是利己的行为。
益盒的方式是把项目抽象成“干预”，测算不同干预措施的效果，并进一步帮助捐赠人识别真正有效的公益项目。
利他，也就是助人、行善、为别人乃至整体人类谋求福祉，听起来是一件没有人会拒绝的好事，哪怕我们自己不愿这样做，当我们看到他人在进行利他行为时，也会予以赞赏。只不过，我们往往把做好事当成终点，而这偏偏是有效公益的思维起点：某种利他行为，到底能否真的帮到处在困境中的人？益盒的方式是把项目抽象成“干预”，测算不同干预措施的效果，并进一步帮助捐赠人识别真正有效的公益项目。
在公共卫生领域，这样的干预分析非常有效。比如少吃盐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数篇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上的随机干预实验系统综述（RCT）已证明，减少食盐摄入能够有效降低血压、避免心血管病事件，进而避免残疾与死亡。进一步，中国采用RCT 设计的减盐干预主要分四种：代用盐、减盐工具、减盐膳食和针对减盐的健康教育。
如果这些都不够直观，报告中会提供：“如果中国全部家庭都改用低钠盐，每年可挽救接近50 万人的生命。国际上，每投资减盐1 美元，能带来13美元的经济收益。中国人均食盐摄入量减少10%，能以775 元的成本挽回1年健康寿命。”
类似地，在教育议题下，今年，经过几轮研究和访谈，益盒将注意力投向农村儿童的近视问题，数据显示，在中国农村地区，每4 名初中生中就有1 人近视，但超过50% 的孩子从未戴过眼镜， 而视力模糊不仅直接导致课堂学习效率下降， 更可能引发厌学情绪与心理健康隐患。“当城市儿童通过及时矫正获得清晰视野时，农村困境儿童却因视力模糊在知识获取上陷入劣势，形成了‘近视—教育落后—发展受限’的恶性循环。”4 月，益盒与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合作开放一个50 万元的公益项目资助申请，以鼓励一个循证、可持续、具备复制潜力的农村困境儿童近视防控项目的出现。
李治霖相信，如果你能见证自己提供的援助产生了重要成效，公益将会成为你生命中价值感和意义感的重要来源。对他自己而言，有效公益令他找到了一种可以称为commitment 的事情，“把利他助人当成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2024年，他在国内倡议发起了“1%捐赠承诺”项目，即每月把收入的 1%捐赠给有影响力的公益事业。这个提倡受到国际慈善机构Giving What Wecan 的影响—它是最早体现“有效利他主义”的组织之一，迄今为止已经吸引了超过1 万人承诺每年捐出自己收入的 10%， 该组织认为，“仔细思考如何提供帮助，往往比仅仅凭冲动或直觉行事更能带来好处”。
讲究循证，信赖数据，致力于科学研究，益盒的公益风格，在行业里并非没有争议，有效公益自身，也持续遭遇着质疑和挑战。
同样致力于推动有效公益的三一基金会能力支持业务总监王龙玺（三一基金会采用的说法是“科学公益”），认为这很正常。他经常提到：人类知识有很多种分类，其中有两类最重要，一类是求真的知识，比如数学、物理、天文，这些关于自然世界真理的知识是确定的，而另一类是求善的知识，它关乎什么是善，什么是好，求善的知识没有标准答案，公益慈善属于后者。
“这是公益慈善的无奈，但恰恰也是它的迷人之处。”
有效公益不要求某种成为固定答案的“好”，它想让“好”更好。
范式
让好事有效，比我们想象得更难。
益盒受到的批评中，有一条认为他们太注重量化。“很多人害怕量化。”
在李治霖看来，对量化的排斥会导致一个问题，“一个东西如果不能被测量，就很难被提高”。
很多人觉得教育是不能量化的，但体现在研究结果上，有些东西非常具体：“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他成绩提高一点，就能上一个好的初中，就能上一个好的高中，进而考一个更好的大学，有非常多的经济学研究结果，证明一个农村孩子多上一年学能提高多少他的未来收入，这是非常实际的事情。”
王龙玺进入公益行业15 年，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写作。2015 年左右，他将写作的对象从自己专注的性教育领域转开，开始去讨论慈善本身。多年的经验与思考后，如果让王龙玺说出社会公益者最需要的素质，他的答案会是“想象力”，很多时候，“我们理解社会现状是不难的，难的是找到好的解法”。
最近几年，三一基金会帮国内35个机构写了发展案例，如果按照传统工作方式，35 个案例可能需要35 万元人民币的工作成本，花费两到三年时间。
三一找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与高校需求对接，找到相关专业需要研究对象的学生共创，最后每个案例只花了375块钱，并且大大缩短了工作时间。
如果说想象力是某种感知，甚至是某种天赋，那么对于实际的公益行动，我们还可以诉诸更多专业的、成体系成规模的方法。
三一所推动的“科学公益”在根本上与“有效公益”一致，广义来看，它们都指向公益活动如何产生有效的变化，即关于如何做好事的理念。然而在狭义层面，两者对“好”的定义不一样，王龙玺举例，“即便都叫有效公益，益盒的‘有效’和资助者圆桌论坛（CDR）的‘有效’就存在差异”。
三一基金会把国内外出现的有效公益范式分成四种，一种是逻辑设计，一种是进化迭代，一种是赋权参与，一种是因果实证。
三一基金会把国内外出现的有效公益范式分成四种，一种是逻辑设计，一种是进化迭代，一种是赋权参与，一种是因果实证。通过随机对照实验的研究结果来判断一个公益行动与实际改变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益盒的工作方法，属于典型的因果实证范式。王龙玺在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工作期间参与的“你我伙伴”项目，将项目路线从2016 年到2020 年做了严密设计，四年时间按部就班实现当初的目标，这是逻辑设计范式。后来王龙玺到三一基金会之后的工作更接近于进化迭代，他的工作会更像产品经理，先推出一个行动，拿到实际情况当中看反馈，根据现实及时调整。
不同的范式之间可能存在理念冲突，更好的情况是它们各自贡献一种知识结构的力量，最终像拼图一样，“共同构成了整个大的公益慈善的不同可能性”。
科学公益/ 有效公益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供更高质量的慈善。这违反大多数人的常规认知，我们通常不批评做好事的人，更不习惯于对好事提要求。然而王龙玺有太多例子来说明慈善确实存在质量之分。
在中国西部农村小规模学校里推行多年的“温暖水杯”项目，最开始只是一群大学生到学校里开讲座，宣传健康饮水知识，有孩子会直接跟志愿者说，老师讲的这些我们根本就用不上，学校里没有热水喝，从家里走过来又很远。项目团队摸索了很多种方法，最后找到的措施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给孩子发放保温水杯。
王龙玺这样解释三一基金会的slogan“科学公益让每一份善意发挥更大价值”：“善意只是一个动机，价值则关乎我们是否得到了好的结果。”
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往下推演那个反常识的结论：如果你已经决定了去做一个好人，你完全可以，甚至有义务，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做一个真正能改变世界的好人。
管理
2023年，三一基金会发起“公益项目案例研究”试点项目及其建立的案例库，王龙玺在梳理后发现，其实国内公益很早就尝试用科学公益的思维做事，只是没有明确的自觉。这些年来，国内在方法论层面开始有了更多的自我要求和自我革新。
前些年，行业内开始出现更为专业和针对性的，推动有效公益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和公益项目管理培训组织，它们以某种元公益思维，关注公益项目的程序和方法，以此推动好的结果出现。
公益行业评估支持平台（ESPP）于2018 年创立，是国内首个聚焦于公益评估领域的智库型行业平台。ESPP的副主任洪珊，在接受南风窗采访的时候，为我们拨正了很多对于管理和评估的误区。
评估通常做的就是去衡量公益项目的效果。洪珊不认为这会增加公益机构的负担，实际上很多机构都欢迎评估，想要追求对公益项目进行更好地管理、对效果进行真实的评价。真正理解了评估的价值，再去行动，“不会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很多人听到评估会想到测量，就认为这个事情非常有专业门槛，需要特别明确的技术和知识，但是在洪珊看来，工具层面的专业性可能不是最主要的，而是要“先明确为什么要评价，或者要评价什么”。
评估会让我们发现，很多过去的公益观念或者方法需要更正。
进入三一基金会之前，王龙玺从事了多年性教育领域的公益工作，他发现过去的性教育存在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只谈安全没有性”。它只给孩子们强调消极的自我保护，但是不告诉孩子关于性他们应该了解什么。某次王龙玺所在的团队去做公益评估，让孩子们在纸条上用一句话总结你在这节课上学到了什么，一个女孩写：“我知道了男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这件事给王龙玺带来特别大的震撼：“你很难想象，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的孩子能够发展出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
一个女孩写：“我知道了男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这件事给王龙玺带来特别大的震撼：“你很难想象，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的孩子能够发展出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
这次评估给性教育公益带来的启示，是去提高孩子们对复杂社会的参与能力，王龙玺用这个例子来解释“赋权”（empowerment），它是有效公益理念的重要内容。传统社会的公益慈善，主题是关怀弱者；现代社会的公益慈善，主题是分配正义。只给弱势群体提供庇护是不够的，他们与其他人享受相同的权利，公益不是把他们封闭起来，而是推动他们去工作、去理解爱、去实现价值。
公益PMD 发展首席培训导师陈志强于2012 年开始做社会工作的评估，发现在很多公益项目和社会工作当中，人们常常混淆活动和效果，“做了多少个案，开展了多少活动，但是对服务对象带来什么改变，基本上看不到”。
2023年，陈志强参加公益评估大会时提到，现在国内做主动评估的公益机构很少，大多数都处在被动评估的阶段。造成这个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内整个公益事业的评估文化没有很好地发展成熟，很多机构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同时项目评估需要资源、知识、人力的投入，很多机构缺乏这方面的资源。
陈志强想了想：“可能还存在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普遍不看重评估的结果。”
陈志强所在的广州汉达康福协会，早期曾经非常依赖宣传活动来消除歧视，以期帮助麻风病康复者融入社会。陈志强记得曾经有评估方对他们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你们开展了这么多次宣传活动，可曾给康复者带来哪些积极影响？
在这个问题之后，汉达才开始反思，如果想真正帮助康复者更好地融入社会，是不是应该从康复者直接接触的群体入手比较好？后来汉达的宣传重心转向了康复村周边的村民，渐渐地周边村民愿意接受麻风病患者到村子里来，促进康复者回归社会的行动因此获得了实际可见的成效。
效果会带来良性循环，有成果，资方就更愿意付出资金帮扶相关的项目继续进行。
评估和管理，并非是项目结束后的一纸报告，更不是一种增加公益人行政工作的案头形式主义，它是一种强烈的反思力量，它不仅能应用于一个组织机构，也能应用于个人生活，我们每一个行动都可以被评估：它是否是值得的？是否经得住理性的审视？
洪珊的工作感悟，也像是对人生的感受。有效公益对专业和理性的强调，常常让她想到“格物致知”，“通过一些知识性的工作来推动世界的美好改变”。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有益的提醒：理想主义者从不缺乏，真正有行动的理想主义者可能更为珍贵。
我们能做的比想象中多
你也许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想法：拯救世界，是过得更好的人的事情。
正如那句赫赫有名的超英电影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们往往习惯朝相反的方向想这件事，能力有限，所提供的善意也就有限。
有效公益不愿这样想。
它提供更为客观清晰的认知方式，提倡一种勇敢承担义务的生活，李治霖说，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厉害。
陈志强进入汉达康福协会之前是一位医生，他的前辈杨理合教授拜托他来负责协会的事项，一开始他只想短暂接管，没想到进来之后，再也没有想过离开。“医生群体少了我一个，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汉达这个机构，麻风病患者这个群体可能就会面临很多困难。”
人生不能做对照实验。当王龙玺回顾15 年的公益生涯时，他也不知道，自己如果不做公益，这15年会怎样度过。他确实从中得到了很多美好，而最重要的是，他越来越从中感受到，“人有义务用尽自己的才华与天赋”。
“义务”这个词还是反映了王龙玺的思维习惯。他习惯于积极行动，人有能力就不该浪费，为这个世界付出你的智慧和汗水，是一种“义务”，因为那是生命的内在召唤。
现在我们要去解决本节开头的问题了：谁是那些应该做公益的人？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向去理解这个问题。
李治霖曾在多个场合谈过“精英要不要从事公益”，他和益盒的另一位发起人何流，都是一般意义上的“精英”，海外教育背景，高学历，撰写的文章里充满数据、公式、引用文献。
还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李治霖就常常思考这件事，在当时的香港，他能够更明显地感受到优绩主义的压力，很多人为了一个岗位，甚至是一份实习挤破头，为了未来能够赚足够多的钱，却不一定能过得快乐。“大家的职业选择是极其单一固定的标准答案。”
公益是另一个答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李治霖对人生的反思和叛逆。
“医生群体少了我一个，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汉达这个机构，麻风病患者这个群体可能就会面临很多困难。”
“精英是一个被极度污名化的词”，好像是某种大家避之不及的东西，然而数据提供的结论是反直觉的。GivingWhat We Can 的网站提供一个“收入计算器”功能，根据计算，“一年能赚到18 万元人民币，你就已经是全球收入前2% 的‘富豪’了”。这2% 的人，常常对自己的优秀不自知，或者说我们总是盯着更富有、更精英的人看，却忽略了这个世界的发展不平均、收入系统的分配不正义，使其存在着更多数亟需扶持和帮助的人。
“精英的范围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我们要远比自己想象的更有能力。”意识到自己也是精英，下一步呢？下一步是我们不要排斥这个标签，而是要充分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个身份和已获得的社会资源为别人做些事情。
“当你因为你不应得的社会资源而占据了更多的位置和能力的时候，你有义务去用这些东西做一些回馈，去补偿那些运气没有你好的人和被这个社会系统伤害的人。”那些因战乱而无法温饱的人，因贫穷而失去受教育机会的人，因性别而受到歧视无法工作的人……
益盒引用相当多成熟的研究，提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捐钱就是能给公益组织提供的最好帮助”，比如在非洲，给孕期母亲提供现金，能够将当地的婴儿死亡率降低一半。在Giving What We Can 的社群里，流行earning to give（ 多赚多捐） 的理念，实际上就是鼓励那些能够获得高收入的人群，如互联网行业、金融行业从业者，在行业里好好做自己的工作，努力赚到尽可能多的钱，然后将自己大部分收入捐出来。
这与很多人对公益事业“锦上添花”的想象大相径庭，却吸引了李治霖和他的伙伴，在益盒的社群里，确实有这样的人存在，他们留在高薪行业努力工作，是为了有更多收入做慈善。
当下，无力感和虚无感已是最常见的精神虚弱，自我回退和原子化的气息充盈着日常，李治霖不喜欢那些悲观消极的论调，太多人批判和绝望，太少人实践和前行。
因此公益不仅仅是关于弱势群体的事业，它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
“通过捐赠和慈善，我们能够克服虚无感和无力感，你会意识到，我们依然可以为这个世界，做出一点非常真实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