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岁的王振耀，依然声如洪钟。

这位发丝斑白的长者，对自己余下的事业生涯、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未来发展，始终怀抱热烈的希望，愿意给予大声的赞许。

采访开始前，他刚刚结束一场会议，在会客室撞见一个来商讨公益项目设计方案的年轻男孩。他站定与男孩对话，简单了解情况后，便声色昂扬地赞赏他“有闯劲、能干事”。直到一个半小时后采访结束，他情绪始终丰沛，笑容始终洋溢在嘴角眉梢。

王振耀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问题所在，拎得清、看得准，“历来不抱怨”。无论过去在民政部任救灾救济司司长，还是如今在北京师范大学任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一直秉持一条行事原则：“不要简单停留于批判和埋怨。”

“看见问题，归纳反思，寻找解决方案，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王振耀说，“公益慈善界更应该如此，承担来自各方的矛盾，去调节、缓和。”

广博的社会之中，蕴藏着与政治和商业同样强大，甚至更加强大的力量。王振耀认为，所谓拓展公益的边界，就是要让更多普通人愿意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让公益成为一种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道德实践，而非少数人的道德标榜。如何降低做公益的道德门槛，卸下人们的思想包袱，这亟须一场全社会的思想解放。

另一方面，社会力量的运行逻辑与政治、商业的逻辑迥然不同，不能粗暴类比。王振耀发现，如今公益界有两种需要警惕的倾向，一种是过度企业化，过分强调短期效率和数字指标的重要性，另一种是过度行政化，以行政组织的标准规范公益组织的合规性与程序正确。

在他看来，无论技术和平台如何变化，公益界的行事准则永远应当是“以善促善”——这是一种更社会化的逻辑、一种更富家国情怀的选择、一种属于中华文明的智慧。

这也是王振耀的处世之道。

以下，是南风窗与王振耀的对话：

社会化

南风窗：你一直在呼吁，社会服务业需要再工业化，企业也需要再社会化，并频频提及一个概念，“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意涵是什么？

王振耀：原来我们谈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要企业捐款。捐款固然是好事，但和我们如今所倡导的“社会企业”

有所不同。捐款是简单意义上的“社会责任”，而所谓的“社会化”，还意味着更符合国家利益的发展战略、更高性价比的商品服务、更完善的员工福利等等。

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胖东来主动规划招聘岗位面向刑释人员，这就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企业的胸怀。现在一些企业拼命内卷，降价竞争，简单认定自己要发展好，别人就都得坏。而在社会化的逻辑下，一个企业不仅自己发展得好，还能促进产业链条上的所有人都越来越好，企业的经营战略与促进社会发展高度融合在一起，这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企业。

南风窗：公益组织为什么也要社会化？

王振耀：企业没法直接和老百姓建立密切的联系，比如救灾，让企业直接参与救灾，他们没经验，不知道灾区需要什么，也很难做到专业化。而公益组织的责任，就是在人民群众的具体需求和企业、政府之间架起桥梁。

公益组织可以深入城乡社区，去了解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与地方政府建立联系，理解当地的公共政策，然后转化成行之有效的公益项目，提供给企业。公益组织的社会化，就是去真正地了解、去实际地创造，而不是埋着头只管说一套空泛的理论，干什么都对不上号。

南风窗：企业与公益组织的社会化，可以解决哪些既有问题？

王振耀：我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现在，特别是在这个信息化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如果我们缺乏相应的社会化机制，缺少社会化要素的介入，我们往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变得很吃力，不协调、不平衡的一面会更突出、放大。

例如，企业的社会化不足，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内卷，内卷又反过来抑制企业进一步转型升级。公益组织的社会化不足，会导致生活服务业发展缓慢，难以向企业和社会赋能。

尽管已经有企业和组织走在了社会化的前列，可这些企业和组织依然是少数，是例外，他们的实践经验尚未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