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说，她对儿童阅读这件事“无能为力”了。

她确实不再写儿童文学。

杨红樱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文学界，是在《人民文学》。今年，她出了两本跟成都有关的小说，是放在书店的文学类书架里供成人翻阅的那种。

年逾60岁之后，她终于可以畅快地为自己写作。

过去，尽管她创造了马小跳、坏小子、笑猫纯任自由，作家本人却小心翼翼。

孩子们不会撰写文学评论，也不会给书籍打分，但他们确凿是更苛刻的读者。如果你流露了孩子不喜欢的说教，或者你向稚嫩的童心卖弄成人的深刻，孩子们会毫不留情地丢下你的书。一个为孩子写作的作家更应该谨慎，努力控制自己的笔，不要超出孩子们所处的那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世界。

在上海书展，南风窗对杨红樱专访那天，她穿黑色衣服，戴红色珠宝。她很会打扮，很多小读者对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印象深刻：她穿一件玫红色的内搭，黑色衬衫打个结，中分的长发盘在脑后，站在一棵树前。

这样一个漂亮时髦的阿姨，被很多孩子在心里评为“我最喜爱的作家”。

真实的杨红樱，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她一张圆脸，一对圆眼睛，看起来特别有精神。水米未进地签售5个小时后，她毫无疲态。她说话带成都口音，声音洪亮，话语爽利，不时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一下，是想更清楚地看见你。

我向杨红樱说了一些小读者的“陈词滥调”：因为小时候读她的书而养成了阅读习惯，所以语文成绩好作文写得好，后来做了与写作有关的工作……仿佛有一根线在牵引一个孩子的人生。杨红樱一听就笑了，开口是成都口音的普通话：“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跟我说过这个话！”

让无数孩子在快乐阅读中爱上阅读爱上写作，是杨红樱最自豪的成就。

2000年出版《女生日记》，此后的时间，杨红樱笔耕不辍。其间一代一代孩子长大，伴随着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冉冬阳、吴缅、马小跳、杜真子、戴安……

如今到了一个文学凋敝的年代，小读者不像当年那样多，大读者也不再与那些伙伴同路。但她并不感伤，因为心里有别的故事在生长。

杨红樱，如今落在地上了。

理想教育

杨红樱的写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她做小学老师，给孩子们写科学童话。孩子们惊叹，老师写的故事跟书上一样好。她成名于21世纪，《女生日记》一炮而红的时候，她已经38岁。

杨红樱的作品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如果说她的书在文学层面“好不好”尚有争议，她的作品所具有的儿童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价值，极少有人否定。

不过，很多老师和家长不喜欢杨红樱；杨红樱在书里，批评家长和老师也最多。

1982年，杨红樱在成都人民北路小学当语文老师。那时她很年轻，已经察觉到教育里存在很多不利于儿童成长的事情，她“看不惯”。

后来，她在《淘气包马小跳》里创造了“秦老师”，一个非常负责、技能过硬的教师，但同时她也有很多中国式老教师常有的缺点—偏心。她偏袒好学生，对坏学生有成见，她爱孩子，但只会提高孩子成绩这一种爱法。

另一个杨红樱在小说里批判过的现象，是排练公开课。公开课之前，老师给孩子们规定了举右手是什么意思，举左手是什么意思，为了给听课的校长、官员提供完美无缺的教育假象。相比那堂公开课本身所教授的知识，孩子在小学课堂上先习得的，却是用形式主义应付检查。

杨红樱想，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于是《漂亮老师和坏小子》里，年轻漂亮的米兰老师，留一整节课给孩子们睡觉，为了这些孩子下午在其他课上精神饱满。米兰鼓励夏雪儿写“不喜欢春天”的作文，当别人都在歌颂春天的时候，她赞赏学生对生活的真实感受。

她常说，如果让孩子讨厌阅读，那“我们就有罪”。有人搬出“文学”这个大词评判她的童书，她回应：有些人不知道文学是什么，却成天拿文学忽悠人。

“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的最后一本《光荣绽放》里，她设计了劳动课应该怎么上，这让她想起自己小时候上学去锄草的经历。孩子们愿意走向田野不是因为集体荣誉感，也不是“劳动的光荣”，意义是后置的问题，最重要的开端往往是兴趣，“要告诉孩子们，我们要保护大树，就要让所有的阳光雨露都给到树里，不能让杂草来抢”。